李白也不知道自己唯一留世的書法叫《上陽臺貼》，人家當時就隨手一寫，就沒起名字。

孔子和學生說話時，也不知道自己說話的內容叫《論語》…

魏徵給李世明上諫，僅僅就是上諫，誰曾想會成為經典流傳後世…並加上了名字，這名字又不是魏徵起的…

一般情況下，廟號都是皇帝過世之後才能定下的。雖然也有例外，比如三國時的曹睿在生前就把自己廟號給定下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沒有學曹睿，而太宗的廟號也是他死後才定的。

再回到《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問題上來。既然太宗的廟號都是後來才加的，那這篇文章就不可能叫這個名字，而是後來才加上去的。那這篇文章本來的名字叫什麼？答案是《論時政第二疏》。

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

由此可見，《諫太宗十思疏》是後人起名而得，區別於其他上疏的一篇奏章。

唐太宗在公元649年去世之後，才定諡號為文皇帝，廟號為太宗，葬於昭陵。魏徵比李世民死的早，所以是不可能知道他廟號是太宗的。實際上這篇上疏原名是論時政疏第二疏，可見還有第一第三等。後來全唐文收錄了這篇文章，自己給加的題目，要不然論時政疏很多人都寫過，就沒法區分。

這種後事收錄文章加題目，是非常常見的情況，古代人很多文章是沒有名字的，就像你跟你老闆發個郵件，提交個工作彙報啥的，不會有專門的名字。

古代的文章，很多不是奏摺，就是筆記或者書信，都是沒有標題的。甚至很多書籍都是後人整理編寫的，連書名都沒有。書名和文章名，大部分都是後人新增的。

《諫太宗十思疏》是唐朝名臣魏徵為了勸諫唐太宗李世民寫的一份奏摺，先後有四折，這個是第二，大概作於貞觀十一年（637），寫作的目的是希望李世民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積其德義。

這份奏摺的寫作背景是在李世民攻滅東突厥，高昌，吐谷渾，臣服薛延陀，獲得天可汗的稱號之後，李世民心生驕逸，自滿自大，先後營建很多宮殿，又迷信方術，四處巡遊。

為此，魏徵為了勸諫李世民垂拱以養民，希望他汲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謹慎治國，不能驕奢淫逸，奏疏上去以後，李世民覺得很不錯。

因為皇帝的青睞，這份奏摺名氣很大，當時稱為論時政第二疏。不是現在大家知道的《諫太宗十思疏》。現在這個名字是後來的人給起的標題，實際上不太嚴謹。

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死後諡號文皇帝，廟號太宗，所以當時魏徵是不會起這樣的名字來給李世民上書，雖然自古無萬歲天子，但是給一個活著的帝王上廟號，無異於詛咒他早死。

這一點在任何時候都是抄家滅族的大罪，不管李世民多開通，魏徵膽子多大都不會這樣玩。其實當時只是上了一個奏摺，沒有標題，畢竟臣子給皇帝奏摺又不需要先起標題，又不是命題作文。

臣子的奏摺也都務求言簡意賅，直撲主題，而不能亂七八糟啥都說一遍，這樣對皇帝來說是一份煎熬，全國那麼多，臣子那麼多，說一通廢話，你想累死皇帝？

所以，當時魏徵沒有起名字，而後世起的名字也不符合當時情境，魏徵死在李世民前面，根本不會知道皇帝廟號，給他的奏摺裡面寫上皇帝廟號無異於畫蛇添足的事情。

後續，奏摺上了以後，李世民親自回覆了魏徵，也就是《答魏徵手詔》。即使詔書下了，李世民表示要改，不過皇帝依然我行我素，還咋樣還咋樣，對此，魏徵兩年後再次上書。

十三年五月，復有《十漸不克終》之疏，這次奏疏更加直白，明確指出李世民當時作為不如即位初期，李世民再次表現出納諫如流的態度，把魏徵奏疏錄到屏風上時常觀看。

4年後，魏徵病逝，李世民感覺失去一面鏡子，諡號文貞，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評價，同年，魏徵畫像錄入凌煙閣，而因為這一段故事，魏徵和李世民成就一個從諫如流，一個敢於直面君王的一段佳話。

很簡單，這篇文章甚至包括很多古文的名字都是後人加上去的，魏徵遞上去的是諫書，也就是奏章，是給皇帝提意見的，不是現代論文，還要加個標題或者副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