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說當年日本處於幕府統治末期，資本化程度較高，大阪商人控制日本經濟命脈，幕府後期領主都缺錢，所以才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

二、大阪當時是日本經濟的中心，各個國家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性，每逢亂世商人的低位就會得到提升，就好比咱們的春秋戰國時期，歐洲中世紀也出現過此類情況。

日本當時處在幕府時期統治！大阪是當時日本的經濟文化中心！就好比民國時期中國的上海江浙！戰爭燒的是錢！沒錢你拿什麼打！這是命脈所在

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政治大於經濟，從春秋戰國開始，權力所有者就一直提防大商人大實業家經濟力量過大，對政府權力構成的挑戰，所以不但歷代大都採取歧視商人政策（比如規定商人一隻腳穿白鞋、一隻腳穿黑鞋），而且當一個商人足夠“肥”了之後，還非常可能會遭遇抄家罰沒之禍。

沈萬三(1330—1376年，元末明初大富商)

沈萬三的傳說，典型地說明了中國社會的這種規律。因此中國商人歷來沒有安全感，無法培養起企業家精神，有了錢就趕緊買地捐官。賴肖爾說：“從財源上看，中國本來有希望出現新的事業，但是力量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課稅過重，吞噬民營事業以為國家壟斷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這樣一來，個人和集團的自發熱情完全被政府熄滅，阻止和妨礙了建立高效率的強大企業。”

而傳統日本因為集權不夠，統治者無力控制商人，甚至經常被商人控制。以至出現“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這種說法，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這導致日本傳統社會商品經濟程度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願意擴大投資，更容易影響諸侯的政治決策。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實現順利轉型的一個歷史基礎，也是日本人企業家精神的一個生長基礎。“把日本的商人，特別是富裕農民與中國對比時，他們比由政府徵收企業和課以重稅的中國商人、農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結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農民今天所謂的企業精神。他們肯對產業和商業進行長期投資，反之中國商人和農民則醉心於透過高利貸和單純的商業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潤，同時大多把剩餘利潤用來購買土地，認為這才是唯一安全的長期投資方法。”

參考資料：賴肖爾著《近代日本新觀》，三聯書店，1992年，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