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應該就是“民主化”建國的基調，只不過其“民主化”方式是“儒家化”。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掌握“儒”這個字的來歷，從造字意思來講，什麼是“儒”？就是一種“因為需要而產生的人”。就是說，這些人本身不是奴隸主身份的“華人”，而是由奴隸身份的“黎民”或者“賤民”透過一定的方式選拔產生的“新華人”。
炎黃聯盟直到秦始皇時期，王朝應該都是貴族統治思維為主，但也開始吸納平民進入國家生活當中，部落酋長的統治基礎是代表宗教神權的“巫”，後來在周王朝時期轉化為道家，輔助其進行統治的是平民轉化的從事行政事務的“祝”，後來在周王朝轉化為代表世俗行政的儒家。
這個時候，儒家也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是一種有限制的部分“民主”。
道家貴族實際上有不同的流派，主張以建設壯大族群數量為主的是原教旨主義道派，或稱“春派”，主張以絕對控制體系內歸化新華人為主，講究絕對服從為主的是新思維法派，或稱“秋派”。
這兩種道家流派到後期的矛盾越來越大，甚至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先是法派的商鞅堅定的對秦國道派的進行打壓，結果代表道派的甘龍、公子虔對商鞅來了個“五馬分屍”。
孔子作為儒家平民代表，認為道家貴族作為領導者的道派和法派只是政治見解不同，二者互為陰陽，為了族群發展，應當實現“春秋大一統”，思想意識首先應該統一，思想統一了之後，世俗天下統治，也應該實現最大規模的統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到了秦始皇時期，法派徹底得勢，嬴政自封為中國第一任“皇帝”，他實現了世俗行政的實質“大一統”，而思想宗教領域則只是完成了形式“大一統”，簡單進行了“焚書坑儒”，將領導儒教事業的道家道派方士屠戮殆盡，使儒家由“臣”變“吏”，從政務型公務員變為純事務型公務員，這就使“民”這個社會階層完全失去了上升途徑，他們當然要進行思想上的反對，雖然不進行反叛，但坐視不理，應該是可以輕易完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與其失去“民心”應該是有直接關聯的。
秦始皇的“皇帝”是一種比之以往前所未有的政治體制，基本摒棄了以前道主儒輔的國家管理模式，而變成了絕對的道家法派的統治國家管理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法教國家”，以區別於周王朝的“儒教國家”。
但歷史證明，純粹貴族統治基礎建立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是較差的，平民化才能保持政局的穩定。
西楚霸王項羽帶領六國舊貴族（道家殘餘）推翻了秦王朝的統治，妄圖模仿周王朝的“舊儒教”模式建立邦國，準備開歷史的倒車，當然這一過程也沒有儒家的什麼事，但劉邦獲得分封的漢國則屬於平民獲國，結果他戰勝西楚霸王而建立了漢王朝，表明平民力量的勝利。
因為劉邦沒有貴族背景，這樣就為作為平民代表的儒家力量進入國家政治埋下了伏筆。
首先是武士儒家的橫空出世，漢初的一代大俠朱家、郭解在社會上力量相當大，以至於郭解的去留竟成為漢王朝的核心事件，這種大俠，已經完全不同於墨家訓導下的大俠，沒有“兼愛”、“非攻”的與統治者和諧共存的基礎，有時可以發展為直接的對抗。
這樣就為文士儒家的濃墨重彩登場創造了條件，又一個“東夷”本土的“黎民”代表董仲舒成為了驚世天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不僅解決了儒家的政治身份上升問題，而且一升到底，成為國家的統治中堅，儒家從“賤民”不僅成為“新華人”，而且使“新華人”成為了“新貴族”。
儒家的祖師爺，又一個“東夷”本土“黎民”代表孔子被漢武帝冊封為至聖先師，儒教教主，實際上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平民教”教主。
儒家的老師及思想啟蒙者，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道家不得不退出朝堂，走入民間，在可能是其終極發源地的巴地重新組建了道教，或者是某種意義上的“華人教”，所以民間一般簡稱其為“人教”。
上古周公建立的儒教，可以稱之為“道主儒輔教”，中古董仲舒主張建立的儒教，就成為了“儒主道輔教”，所謂“內聖外王”者是也。
到了南宋朱熹時代，儒教進入“近古儒教”時代，儒家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原來國家的“老貴族”，這時的口號是“存天理，滅人慾”，講究對帝王的絕對服從，已經喪失了“民主”特色，宣告了儒家“民主化”的徹底終結。
而儒家其後也被看作“腐儒”，成為了阻礙社會進步的大山，最終被“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所推翻。
中國自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應該就是“民主化”建國的基調，只不過其“民主化”方式是“儒家化”。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掌握“儒”這個字的來歷，從造字意思來講，什麼是“儒”？就是一種“因為需要而產生的人”。就是說，這些人本身不是奴隸主身份的“華人”，而是由奴隸身份的“黎民”或者“賤民”透過一定的方式選拔產生的“新華人”。
炎黃聯盟直到秦始皇時期，王朝應該都是貴族統治思維為主，但也開始吸納平民進入國家生活當中，部落酋長的統治基礎是代表宗教神權的“巫”，後來在周王朝時期轉化為道家，輔助其進行統治的是平民轉化的從事行政事務的“祝”，後來在周王朝轉化為代表世俗行政的儒家。
這個時候，儒家也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是一種有限制的部分“民主”。
道家貴族實際上有不同的流派，主張以建設壯大族群數量為主的是原教旨主義道派，或稱“春派”，主張以絕對控制體系內歸化新華人為主，講究絕對服從為主的是新思維法派，或稱“秋派”。
這兩種道家流派到後期的矛盾越來越大，甚至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先是法派的商鞅堅定的對秦國道派的進行打壓，結果代表道派的甘龍、公子虔對商鞅來了個“五馬分屍”。
孔子作為儒家平民代表，認為道家貴族作為領導者的道派和法派只是政治見解不同，二者互為陰陽，為了族群發展，應當實現“春秋大一統”，思想意識首先應該統一，思想統一了之後，世俗天下統治，也應該實現最大規模的統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到了秦始皇時期，法派徹底得勢，嬴政自封為中國第一任“皇帝”，他實現了世俗行政的實質“大一統”，而思想宗教領域則只是完成了形式“大一統”，簡單進行了“焚書坑儒”，將領導儒教事業的道家道派方士屠戮殆盡，使儒家由“臣”變“吏”，從政務型公務員變為純事務型公務員，這就使“民”這個社會階層完全失去了上升途徑，他們當然要進行思想上的反對，雖然不進行反叛，但坐視不理，應該是可以輕易完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與其失去“民心”應該是有直接關聯的。
秦始皇的“皇帝”是一種比之以往前所未有的政治體制，基本摒棄了以前道主儒輔的國家管理模式，而變成了絕對的道家法派的統治國家管理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法教國家”，以區別於周王朝的“儒教國家”。
但歷史證明，純粹貴族統治基礎建立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是較差的，平民化才能保持政局的穩定。
西楚霸王項羽帶領六國舊貴族（道家殘餘）推翻了秦王朝的統治，妄圖模仿周王朝的“舊儒教”模式建立邦國，準備開歷史的倒車，當然這一過程也沒有儒家的什麼事，但劉邦獲得分封的漢國則屬於平民獲國，結果他戰勝西楚霸王而建立了漢王朝，表明平民力量的勝利。
因為劉邦沒有貴族背景，這樣就為作為平民代表的儒家力量進入國家政治埋下了伏筆。
首先是武士儒家的橫空出世，漢初的一代大俠朱家、郭解在社會上力量相當大，以至於郭解的去留竟成為漢王朝的核心事件，這種大俠，已經完全不同於墨家訓導下的大俠，沒有“兼愛”、“非攻”的與統治者和諧共存的基礎，有時可以發展為直接的對抗。
這樣就為文士儒家的濃墨重彩登場創造了條件，又一個“東夷”本土的“黎民”代表董仲舒成為了驚世天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不僅解決了儒家的政治身份上升問題，而且一升到底，成為國家的統治中堅，儒家從“賤民”不僅成為“新華人”，而且使“新華人”成為了“新貴族”。
儒家的祖師爺，又一個“東夷”本土“黎民”代表孔子被漢武帝冊封為至聖先師，儒教教主，實際上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平民教”教主。
儒家的老師及思想啟蒙者，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道家不得不退出朝堂，走入民間，在可能是其終極發源地的巴地重新組建了道教，或者是某種意義上的“華人教”，所以民間一般簡稱其為“人教”。
上古周公建立的儒教，可以稱之為“道主儒輔教”，中古董仲舒主張建立的儒教，就成為了“儒主道輔教”，所謂“內聖外王”者是也。
到了南宋朱熹時代，儒教進入“近古儒教”時代，儒家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原來國家的“老貴族”，這時的口號是“存天理，滅人慾”，講究對帝王的絕對服從，已經喪失了“民主”特色，宣告了儒家“民主化”的徹底終結。
而儒家其後也被看作“腐儒”，成為了阻礙社會進步的大山，最終被“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