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就結合歷史上一位著名政治家的經歷來說說我的理解。

我覺得一個好的政治家最需要具備的品質有一點：永遠清醒知道自己的真正目的，從不被任何道德規範束縛。

這裡我們就拿歷史上著名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舉例子。

王安石他自己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或者說他改革能打動神宗皇帝的是什麼？

是他可以透過改革給皇帝搞來錢。

而“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有利於抑制兼併，這些都是美好的口號和包裝，是用來減少反對派的手段。

當然，我們不排除王安石確實相信透過改革可以改善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可以振興大宋，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靠什麼獲得皇帝支援的。

所以他在設計“免役法”的時候，為了讓人相信他確實是為“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而努力，所以他設計的這個免役錢（可以理解為一種稅改）只向一二三等戶收取，北宋把農民分為一二三四五等，一二三等大概對應中等地主、小地主、富裕自耕農，而四五等戶則是一般自耕農和貧困自耕農。所以四、五等戶在宋朝又稱鄉村下戶。

但是當“免役法”真要開始實施的時候，王安石就發現宋朝四五等戶數量比一二三等戶要多得多，如果免役錢只向一二三等戶收取，國家收入會比改革前減少很多，而這很可能導致皇帝不滿，而皇帝一旦對改革不滿，改革和王安石本人就完蛋了。

所以王安石根本不顧自己之前和司馬光辯論時所說的那些美好的口號和願望，果斷修改了“免役法”，把免役錢徵收物件從一二三等戶擴充到四五等戶，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北宋朝廷透過這次“稅改”，收入暴漲！國家每年增加了上百萬貫的收入。

儘管宋神宗在談到免役法修改，向四、五等戶徵收也承認是“失信於民”，是“盤剝”，但是他從沒有因此批評過王安石，也沒有下令免收。

而王安石也透過變法證明自己確實可以幫皇帝搞到更多的錢，這也是為什麼王安石死前已經有很大爭議和反對，和皇帝關係也不再那麼緊密，本人也出於退隱狀態，而宋朝還要堅持給予他極高的哀榮的原因。

如果當時王安石拘泥於曾經和司馬光辯論時說過的那些美好的口號，那些華麗的許諾，那麼很可能他第一時間就會被趕出開封，在某個小地方被官府監視，了此殘生。

第一層級是妥協

懂得現有基礎上，尋求利益最大化，但如果僅僅只能做到這點，就會淪為政治攪屎棍，沒什麼大出息，歷史書中的龍套角色往往是這類人。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在第一層次時期積累了一定勢力，就要懂得發出自己的聲音，建立自己的勢力，這時候必然觸動原有勢力，懂得妥協的最高層次就是不妥協。這是量變到質變的昇華。能做到這點的人往往能夠成為一朝權臣，黨派魁首。

第二層次的人很容易迷失其中，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權臣弄臣多了去了，真正能讓人記住的卻沒有幾個。一個人權利越發責任也就越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自然要為國為民謀劃，這點也類似於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這時候需要的往往是大智慧，能抵得住大誘惑。古往今來沒做到的不過雙手之數，清末曾國藩，萬曆張居正可為此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