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不舉子”，即生下來孩子不予養活，把他（她）溺死或者扔掉。不只是宋朝，在歷朝歷代都有這種醜陋的現象出現，只不過在宋朝較為明顯而已。

蘇軾剛剛被貶黃州時，發現當地窮苦人家有棄嬰現象，起初還以為嬰兒有殘疾或者患病。可後來他發現幾乎天天都有這種事，便心生不忍，著手展開調查。結果發現，這些被活埋或者扔到路邊的嬰兒，大都是健康的，只是家庭孩子過多無法承受，才生而不養的。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

於是，蘇軾一面對這些父母進行勸說教育，一面命人四處尋找尚有生命體徵的嬰兒，不久便收養了近四十名棄嬰。他把這些嬰兒分派到有撫養能力的人家，讓他們代為撫養，府衙抽出經費進行補貼。同時又對”生子不舉”者恩威並施，加以教化，逐漸改變了當地這種棄嬰的陋習。

宋徽宗趙佶就是1082年五月初五所生，由於不祥，所以生下來便置於宮外撫養。他登基之後，馬上把自己的生辰改成了十月初十，並十分隆重地把這一天定為“天寧節”，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嘲。

到了南宋時期，此風迅速漫延，已不僅僅限於五月所生的嬰兒，而是殃及到所有的月份。生而不養，在江南已成為普遍現象。一般家庭，認為生育兩男一女是最為理想的如果第四個孩子出生，無論男女，大都會被處理掉。“嶽、卾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

在沿海一帶，殺嬰棄嬰之風更為嚴重。“衢：、嚴（今浙江一帶）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之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都說宋代是一個富庶的朝代，為什麼還會出現這樣嚴重的棄子現象呢？

一，是由於宋代苛捐雜稅過重，百姓養不起過多的孩子。

宋朝官府不僅繼承了以往朝代的各種雜稅，還增加了許多斂民的新法，比如丁賦（人頭稅）。丁賦在東南最重，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讓百姓困苦不堪。

著名詩人范成大說：“處州（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之風。”趙善燎在《自警篇》裡也這樣寫道：“民生子必納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

由此可見，宋朝官府對百姓的殘酷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舉的主要原因。

孔子道：“苛政猛於虎也。”果不其然！

雖然在中國，很早就有了各種避孕的物理和化學方式，但一是因為無法普及，二是由於那些方法並不十分有效。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許多地方，人們認為避孕或者流產是大逆不道之事，有悖天理人倫，他們拒絕採取那些控制生育的措施。所以已婚婦女的生育頻率很高。一般家庭，一個婦女一輩子要生下十幾個孩子，特別是三個歲左右時，幾乎每年都要懷孕生產。

即使在當今社會，早已沒有了古代那些苛捐雜稅，可是如果不採取一定的措施，夫妻倆養育十幾個孩子，也是無法想象的事。所以，在宋代“生子不舉”也就不足為怪了。

縱使家庭富裕，有能力撫養更多孩子的，他們也不想養育。

一是兒子多了，每個兒子所分到的家產相對來說就會少一部分，會引起宗族人員和鄰居們瞧不起，甚至會落井下石欺負他們。

人們常說的”多子多福”，在南宋時期完全不是這回事兒！

二是南宋人比較重視眼前利益，比如說吧，每次朝廷想要收復江北失地時，江浙地區的眾人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擔心收復失地後，會給自己增加一部分負擔，要多交些賦稅。

在家庭生活中，南宋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種苟且偷安的心態，自己舒舒服服地過一生即可，不想要過多的孩子給自己新增負擔。

貧者養不起，富者不想養，無論貧者還是富者，又都不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所以就造成了涉及地域最廣、時間跨度最長的宋代“不舉子”現象。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

朱熹父親朱鬆《韋齋集·戒殺子文》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鬆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

陳淵《默堂先生文集·策問》也說：“不舉子之習，惟閩中為甚。”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從上述史料歸納，宋代東南地區，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

官府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如從刑法上嚴殺嬰之禁，甚至對地方官吏也予一定處分；頒佈胎養法，在徭役諸方面予孕婦之家以寬免；設立舉子倉和置舉子田，以資助貧困之家養子；立養子法，准許民戶領養被遺棄的幼兒等。

儘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嚴勸誘，纖悉備至，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它與中國千餘年來多子多福的文化傳統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隨之而來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所以《宋史·食貨志》分析說：“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範致明《岳陽風土記》也說，荊湖北路“鄂州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說明人多地少，不能維持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供給，是宋代不舉子風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頭稅。宋代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其丁賦承繼五代，以東南地區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

《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說，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鬥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

《宋會要輯稿·食貨》也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臻《自警篇·濟人》雲：“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納，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可以說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稅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

統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這一風俗，一方面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但統治者根本不會有改變這一賦稅結構，來“救救孩子”的念頭。

還有諸子均分的財產繼承問題。不舉子之風不只盛行於貧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戶和士大夫之家。楊時《龜山集》卷三談到，福建的建州、劍州、汀州和邵武諸地，民眾多計劃生育，習以成風。雖士人間亦如此。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許多地區，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獨子繼嗣。

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懼怕繼生子弟分割家產，常常溺殺嬰兒。如《宋會要輯稿·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風時稱，衣冠之家，家產一旦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主要是擔心其更分家產，建州一帶此風尤甚。

宋代財產私有制得到進一步發展，土地兼併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兒育女，家產被分割過散，不但不能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併而淪為貧民，為避免家道中衰，只有出此下策。朱鬆《韋齋集》就談到，即使“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己貲，輒從旁取殺之”。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會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種手段，令人不寒而慄。

當然，宋代生子不育，尤其以溺殺女嬰為嚴重。其中除中國文化的重男輕女思想傳統之外，還有厚嫁之風普遍的原因。當時無論地主還是一般平民，嫁女之費，常常多於娶婦之用。如《宋史·禮志》載。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朝廷賜給駙馬的嫁娶費用“倍於親王聘禮”。呂祖謙所訂《宗法條目》規定，嫁女費用一百貫，娶婦五十貫。嫁資倍於娶費，使富裕之家不願分貲，而貧困之家又力所不及，故進一步加劇了溺殺女嬰的風俗。

有學者以為上述諸條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其終極根源乃在於生產力的不充分發達。指出宋代社會生產力比前代無疑是有很大提高。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由於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消極制約，其生產力不可能得到長足的充分發展。

“不舉子”，亦稱“生子不舉”。“舉”為撫養之意，故不舉子即生子不養、將嬰兒溺死或拋棄行為，常發生於古代民不聊生時，但以宋代最為廣泛而集中。

蘇軾被貶黃州時，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福建“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史料載：東南地區殺子棄嬰之風最盛，“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正史有“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記載，皇帝亦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

此言指出了生子不舉根源是“身丁錢”，即“人頭稅”。宋承繼歷代苛捐雜稅，又挖空心思增加不少斂財新招，丁錢即為最沉重負擔，且尤以東南最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夏稅七千六十九貫錢，而身丁錢高出夏稅三倍。“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安徽“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

可見，網傳宋朝的幸福生活後面，是可怕的生子不舉。

生子不舉，乃不養育，不教育，甚至溺嬰、殺嬰的行為。此情，“宋"之前就有，歷朝歷代不乏，不過宋時猶甚。僅此而已。

現在，棄嬰、虐嬰行為也不鮮見。也或心理變態，也或迫於生活壓力。竊以為，當下避孕措施相當多樣和成熟，倘無能力（精力，體力，經濟實力）養孩子，或者就是不願養，那麼請不要生。今天，不存在宋時“不舉”之理由。墮胎，可；溺嬰，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