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職業前面帶儒字，說明溫文爾雅，有長著風範，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素質，比較令人尊敬。

比如：中國出名的儒將有曾國藩，劉伯承，李宗仁等

儒商有馬雲，雷軍，馬化騰，李嘉誠，曹德旺，俞敏洪，還有在風口浪尖上的潘石屹等。

他們不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得很出色，而且還能向人們傳遞一種思想，觀念和境界。他們除了自己的專業，對人生的理解，都有其獨到的見解。

儒商、儒將、儒商都是古今通行之詞

儒將：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

儒將一詞至遲在唐初就出現了。唐人姚思廉所撰《陳書》，即將陳朝將領錢道戢稱作“儒將錢道戢”（錢道戢頗有才幹，以孝行著聞而被稱為儒將）漢唐之間，儒臣統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將無嚴格區分，所以儒將一詞。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備的儒將漸受重視，儒將一詞開始流行。

儒醫：醫學所學近乎儒，所以便有儒醫之稱。

儒醫一詞在南宋中葉就出現了。按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南宋初臨安大街已有“四士儒醫陳太丞”的扁榜。家鉉翁認為，“醫學問之道也，近乎儒，進則為儒矣。”“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儒醫連用十分自然。尤其自宋設醫學，開科取士，以致醫者“術雖醫而習則儒”，儒醫一詞在宋代的流行當與此有關。

儒商：棄儒從商

儒商雖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貢。但儒商一詞最早卻出現在清康熙間人杜浚所撰《汪時甫家傳》中，大概是1671-1687年之間。

儒是文雅的意思，為做好本職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使之更加人性化。

帶兵的應衝鋒在前，掩護在後，要全力救護傷員，不克扣，不多佔，不打罵士兵，說話和氣，耐心細緻的做好思想工作，辦事公正，嚴挌要求自己，為士兵做出表率。制定作戰計劃時，應考慮周全，儘量減少犧牲。

醫者父母心，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醫生的本份。做為醫生要和氣對待病人，使病人心情放鬆，願意和醫生交流，使之醫生更加會面瞭解病，以利早日治癒疾病，用藥上儘量為患者著想，儘量做到少花錢也能看好病。

笑臉相迎能使顧客盈門，和氣才是生財之道，不會為人處世，哪來的生意。門一開面前到處都是錢，就看你會不會掙。

所以古人稱這三種行業謂之：儒將，儒醫，儒商不無道理。

中國有儒、釋、道三教，三種思想、三種文化。信奉世俗，受孔孟思想教育的屬儒生；既是儒生又是將領，則為儒將；既是儒生又懸壺濟世，則為儒醫；既是儒生又行商賈之事，則為儒商。

儒是一種思想 和 佛家道家 並稱“儒，釋，道” 儒將 儒醫 儒商 代表著從事這個行業時 所秉承的是儒家思想。

儒為做人之即是吧。

儒家四書五經被世人譽為“正經”，說一個從事的事業是否正經，則是貼合儒家的價值觀念作為評判。

仁義禮智信未儒家五常，沒有寫五常做人基石沒有著落，既不可信，又不可依。

眾所周知，儒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貢。但儒商這一名詞起源於何時?何謂儒商?其含義歷代有無變化?歷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麼?人們不僅語焉未詳，且眾說不一。本文擬透過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就上述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當，敬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與儒將、儒醫都是古今通行之詞。

　　儒將一詞至遲在唐初即已出現。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陳書》，即將陳朝將領錢道戢稱作“儒將錢道戢”。錢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錢道戢當以孝行著聞而被稱作儒將。

　　漢唐之間，儒臣統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將並無嚴格區分，所以儒將一詞出現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備的儒將漸受重視，儒將一詞始流行。所謂儒將，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頗具“權謀方略”，“智力權變”，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邊，綽有心術”的“儒者之將”。

　　儒醫一詞在南宋中葉即已出現。如按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載，南宋初臨安大街已有“四世儒醫陸太丞”的扁榜。家鉉翁認為，“醫學問之道也，近於儒，進則為儒矣”。“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儒醫連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設立醫學，開科取士，以致醫者“術雖醫而習則儒”，儒醫一詞在宋代的流行當與此有關。

　　儒商在春秋、戰國之際雖已出現，但儒商一詞的出現卻很晚。據筆者目前所知，文獻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現於清康熙間人杜浚所撰《汪時甫家傳》中，其時約在1671-1687年之間。

　　而與儒商義同的儒賈一詞則至遲在嘉靖時即已出現。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範長君傳》，即載範長君戒其二子，“第為儒賈，毋為賈儒”;所撰《程長公墓表》則載程長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可知當時儒賈已成為意義分明的專用詞語。其後，有耿定向為程豪作《儒賈傳(作於1598年之前)》。張鼐《壽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雲“翁少習儒，已為儒賈”。鄒迪光《榆村程居士傳》雲“儒賈之利 十”。可見儒賈當時已成為一流行的專用詞語。萬曆時，葉向高為程汝彥(1536-1608)作《封文林郎蘭溪縣知縣程公墓誌銘》，稱其為“儒而賈”，並雲“昔聞廉賈，未聞儒賈”。據此可知，儒賈一詞當出現、流行於明嘉靖、萬曆之際。清順治、康熙才出現“儒商”一詞。

　　儒賈一詞在明嘉靖、萬曆之際出現並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國，官員一向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享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從治生或舉業的角度來說，學而優則仕是社會公認的首選治生途徑，透過科舉入仕是廣大讀書人的理想和目標。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商業發展迅速，書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斷增長，進入舉業的讀書人增加很多，但科舉名額卻未見相應增加。應試者日增，而舉業出路有限，為謀生計，大批讀書人只能棄儒而商，進入正在迅速發展商業領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為方式都深受儒學的影響，這就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儒賈”或“儒商”。而儒學的轉向，特別是王學的興起和士商互動，則使士商彼此認可，並使“棄儒而商”和“儒賈”成為流行話語。

　　二、儒商的含義與所指的變化

　　嘉靖、萬曆及其後一段時期內，人們通常用儒賈來稱呼與其含義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時人在肯定儒賈的同時，又對儒賈持否定態度。如焦竑(1541-1620)為範濠所作《範長君本禹墓誌銘》說，“世以儒賈,君以賈儒”，即批評“世以儒賈”。鄒迪光《全節吳母田孺人傳》和《榆村程居士傳》則稱讚吳母田氏子“以儒賈，不以賈賈，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賈之利十，居士為德而如其賈，定收利十倍”，均肯定儒賈。

　　無獨有偶，時人對賈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稱讚範濠“世以儒賈,君以賈儒”，對賈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記範長君誡子語曰，“第為儒賈，毋為賈儒”;並聲稱“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又對賈儒持否定態度。

　　出現以上現象的原因即在於儒與商、賈均具有多種含義。儒賈一詞系由儒與賈二字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業和名義，亦可指行為方式、操行和內心。前者如黃鳳翔《田亭草》卷15《楊公暨配薛氏墓誌銘》有“再世業儒”說，黃居中《千頃齋初集》卷22《顏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誌銘》有“儒名而賈心”一說。後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書的《名醫類案》卷1中，即稱淮商朱楓野為“商而儒行者”。葉向高《程公墓誌銘》雲“儒而賈”的“儒賈” 程公(1536-1608)，“即賈也，亦常操儒行”;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賈傳》則有“仁心為質，儒之行也”一語。

　　賈既可指治生之業和名義，亦可指行為方式、操行和內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賈異業”說，卓發之《漉籬集》卷12《家傳一》則有“所謂儒而名賈者”一語。後者如黃居中《千頃齋初集》卷22《孝友長公(1501-1534)曁配孝節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誌銘》有“賈行而士心”一語，黃居中有“儒名而賈心”說。儒商一詞亦然。

　　由於儒與商、賈具有上述兩方面的含義，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賈行、市心的時代，其組合而成的儒商、儒賈和賈儒也就具有了貶、褒和不貶不褒3方面的含義。

　　不貶不褒的儒商、儒賈是指以儒和賈為業和名的儒和商。如趙志皋所撰《張公一桂(1540-1592)墓誌銘》雲，一桂父為賈，意不欲令一桂“徙業”。 一桂“請業儒不成，去而賈”。亡何，“舉於鄉”。其父“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賈”，即以儒(舉業)為賈業。萬曆時人湯賓尹所說的“儒而賈，賈而儒”的“書賈”李一庵，則是賈為儒業。

　　貶義的儒商、儒賈是指以儒為業和名之賈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賈。如王世懋(1536-1588)批評說：“厚藏吝予，色莊行違，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釣奇有市心焉,儒而賈也”。黃居中、汪道昆亦對“儒名而賈心”，“儒而賈心，則滫也”的儒而賈持否定態度。

　　褒義的儒商、儒賈則是指以商賈為業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樣的商賈。如汪道昆即稱淸賈程惟淸“託賈名，而飾儒行事”。耿定向指出：“仁心為質，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將“雖不廢賈，然好儒益甚”，里人因鹹稱其為儒賈的程豪稱作“儒賈”，併為之作《儒賈傳》。

　　貶義的賈儒指以儒為業和名而賈行、市心者，即商賈一樣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將“醜扮書客蔡益所”，稱作“賈儒”和“商秀”。

　　褒義的賈儒指以商賈為業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賈中之儒者。如溫純即指出石象(1511-1577)“爾業則商,爾行弗商”，“所謂商而儒者”。卓發之、王世懋(1536-1588)稱世賈卓賢為“賈而儒者” ，即“所謂儒而名賈者”。汪道昆稱程次公為“賈名而儒行者”。明劉康祉則為秀岡金君銘曰：“玉其衷而表珉跡，則賈儒厥心”。

　　由上所述，可知儒賈(商)和賈儒既可以指以儒為賈業(如舉業)和以賈為儒業(如書賈)，有可指儒而賈行，和賈而儒行。儒賈(商)和賈儒詞義能指雖多，但在實際運用中其所指的重點卻是隨時代而異的。

　　從本人所見之資料來看，宋代以前，不見有人使用儒賈(商)和賈儒等詞。

　　宋以下，隨著科舉和書業的興盛和從業者的大量增加，以儒為賈業，和以賈為儒業意義上的儒賈(商)和賈儒等用語開始出現。但這種意義上的儒賈(商)和賈儒不僅出現較晚，而且遠不及含有貶褒意義的儒賈(商)和賈儒流行和引人矚目。

　　這是因為倫理和價值評判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

　　嘉靖、萬曆以前，人們關注和批評的是儒而賈行者。如宋人陳淳(1159-1223)即指出：“夫緝時文，釣利祿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賈儒也”。其所作所為“使聖賢明倫之重地，反為市廛烏合之淵藪”。當時，賈儒被用作貶義詞，而不見有對賈(商)而儒行者的褒揚。

　　自嘉靖、萬曆起，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和大批讀書人棄儒而商，商賈而非士人成為社會的明星，人們對儒而賈行者批評增多，對商賈中之儒者的讚揚開始出現，且日漸流行。儒行的體現者儒商、儒賈越來越多的被用作褒義詞，漸成以褒義為主的詞語。這一現象表明，在社會迅速商業化和道德日益淪喪的同時，人們開始呼喚和強調士人，尤其是商賈的道德和商業倫理，以重建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道德規範、商業倫理和商業精神，促進商業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三、儒商的內涵與儒商精神

　　對於儒商和儒賈的概念，人們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發，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筆者將依靠可以蒐集到的歷史資料，透過歸納概括來界定這一概念。從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嘉靖、萬曆以來人們所說的儒賈(商)和賈儒主要是就其褒義而言的。概括來說，儒賈(商)、賈儒主要是指商賈之儒行者。

　　具體來說，賈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說十分豐富。如耿定向認為，“扶義樂善，仁心為質，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賈傳》所傳儒賈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嘗遊王文成門，談良知學，子德恱而師之”。“與人交，必擇賢者”。其人“恢豁”，“偉斡雅姿，識度夷曠，大類儒者”。“其為賈誠心平價，人樂趨赴”。為人仁義樂善，關心族黨、鄉里，熱心社會公益工作。“歲侵，嘗糜以哺閭閻之餓，而又櫝以瘞道路之莩。出母錢貸人，貧不能償，輒焚其劵”。嘗在宗“祠旁闢廬舍，居族之貧”。又“立義倉、義塾，繕梁、除道，日費橐中裝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結果，是“遠近款其門者益眾，斥奇贏振施之不厭，而財益阜，不數年且致千金”。“其為賈誠心平價” 的結果，是“人樂趨赴。貲漸起，市亦因以輻湊”。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實現了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訓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親悅，賈且什倍。由是觀之，儒何負於賈”。與程豪一樣，其兄子儀“篤衷質行，不殊子德，人稱為長者”。其人敦恂悌友，析產儘讓諸弟。篤故振窮，歲飢貸粟無告鄉鄰，“口不儒談，而深醇隠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國用，“恂恂願愨，以謹讓稱，亦賈之儒者”。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說的儒賈(商)、賈儒，是指誠而仁心，好儒重文，關心親友和鄉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具有儒者風度，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的商賈。

　　明嘉靖、萬曆以來，有關儒賈的記載為數頗多。如葉向高紀即雲程公(1536-1608)是“儒而賈” 的“儒賈”。其“賈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藥，飢者予粟，緩急者予金錢青衿，而貧者予膏楮，未婚則經營予室”。嘗拾金不昧。“生平慕說王文成，往來會稽輒拜其墓。逆旅坐小樓，日讀其書，紬繹良知之說，時舉以告人於身心性命之際若有悟者”。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

　　汪道昆為程惟淸(1531-1588)所作傳記稱程為“淸賈”，“聲利不入於其心，恂恂乎儒矣”。雲程經商十年而成鉅富，“諸賈人東向事之。惟所決筴，顧託賈名，而飾儒行事。父母昆弟無間言，喪兄弟若所生，撫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禮讓聞四方”，並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賈”，亦好儒而孝友禮讓。

　　其為潘次君所作墓誌雲，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賈，晩歲倦遊，次君力請行，以古之貨殖者必因天時，乘地利，務轉轂，與時逐，毋系一隅。於是以鹽筴賈江淮，質劑賈建業，粟賈越，布賈吳。方其蚤計，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敗，卒之贏得過當，皆自以為不如。次君以善喪誦閭里，孝順善賈，倜儻有國士風。

　　王世懋(1536-1588)、卓發之為“賈而儒者”之見齋卓君所作傳記雲，卓氏世賈，君父時家業中衰。“君為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什屢起，卒為富人。居賈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奇，忍鷙以俟昂直，決不為人損一毛，乃君為賈獨不然。嘉隆中歲兩侵，鬥米千錢，君稍平之，為減市價十之三。已又推其贏糜餓者，餓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當侵歲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錢施，譬賈亡贏耳。客奈何必吾贏也’。人或謂若儲粟之謂何，公曰‘吾所以儲非自封也，東家閉出飽欲死，西家閉入飢欲死，吾衷其間足矣’。性好善樂施，修橋、築陂塘、設義學、助婚葬患難者無虛歲。貸而不能償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篤於孝友，撫諸弟使悉有寧居，而均其產，諸弟皆父事焉。慈愛諸子，多延名師教之。君雖內足於財，然生活簡樸”。“為詩歌率胸懷多類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爭重之，尊為祭酒三老雲”。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關心鄉里，盡力王事，居賈之道先義後利，仁在其中，堪稱儒賈。

　　王世貞為“賈而儒”蔣次公所作傳雲，“今夫取者，所以資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為取則智，知取之為予則義，此二者仁之術也”。武林俗薄輕為徂，清源俗鷙悍，多賈易忌，廣陵俗恌好奢，次公能盡得其情與百物之輕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終其身無僨事，益訾至累鉅萬。次公事嫂恭，撫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已子。遇交知緩急，為之至傾橐。捐千金為大石樑數十丈，治馳道數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於人倫，關心鄉里，以仁義智貫穿為賈之道，且大獲成功。王世貞因此感嘆道“次公之於人倫厚矣，何必儒”。

　　鮑應鰲所撰程次公傳雲，公姓程名傑，一意舉子業，以父病不能卒業。父歿，伯兄與簡遺貲僅二百緡，公獨身走蜀，得羨息以幸完母幣。為伯兄強歸才信宿，復馳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價三倍，遂累高貲，家由此起。嘗逢疫，或勸褰裳去之，公不忍，為一一療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養太孺人務得其歡，宗黨稱其孝。與兄異產治生，而公所受貲息逾五倍，悉與禎等中分，不隱錙銖，鄉人稱其讓。母舅貧，養之終身，胤絶，為外王父捐三十緡，人主於汪氏祠，得不為若敖氏餒，里人稱其義。一以信義行之，人心歸往，財利輻輳，更倍於他賈。廣陵窶人所負悉為折劵不責償。又再捐貲治石樑，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鄉慕善無厭，嘗那金為祖塋遍立豐碑。歲必率子姓以一杯澆。河水為患，歲傷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倉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緡倡，里人為積榖百石有奇，故社倉獨公里得食其實。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為助。其人孝義禮讓，熱心公益事業，雖以賈起家，一以信義行之，而精神常在儒。

　　其所記族叔南川翁勇於赴義，曾出金以助築城，出榖賑災，於孝友、敦厚、廉義、無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術，與人子言則依於孝，與人父言則依於慈，與人兄言則依於孝友，人見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辭，絶無市囂態心，言動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風範，敦族誼，修鄰好，厚故舊，恤孤弱，熱心公益事業，乃儒而賈，鞠躬君子。

　　黃鳳翔為楊宗敘所作墓誌雲，公乃賈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楊氏再世業儒，弗售，家寖落。公身服賈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飲食，忍嗜慾，所贏得過當。然恥奸富，不屑為駔儈騖趨，第躬修勤嗇，時積聚已耳。闤闠中人望見公逡逡忠厚長者也，不忍用智數嘗公，公貲日益起，數年之間幾致千金。令尹公領鄉薦，公端意本業，而服素茹，糲如曩時。惟是為二老人奉，捐已所市田與季共之，其孝友蓋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義、忠厚、勤勞、敬業起家。

　　鄒迪光為程鳳輦所作傳記雲，其雖賈實不廢讀，手籌量而口詩書，若無意於趨射勾較也者，而利數倍，諸善趨射勾較者所不及，儕偶以為祭酒。既曰習為賈，則浮白吟弄風月，望之意其為騷人韻士，不知其為賈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經紀家事，養其遺孤。父意愛外家孫氏，孫幾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復振。有同祖弟某晩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棄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絶之，得居士而棄者收，暴者化矣。族某與某爭田不相下，居士默輸四十金，而事解。家老僕死，所遺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營殖之，更數年而息入數倍，舉以歸子。郡疫災，為出錢粟粥飢費不下千緡。即非災疫，而待賑者賑，待瘞者瘞，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橋樑者橋樑，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遺餘力而為德矣。程鳳輦好儒而有儒者風度，孝友惇倫勵行，樂施無倦，執書握算，儒賈之利十倍於群賈。

　　焦竑為金君子公所撰墓誌雲，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茍取，自奉為窶人子所不堪。初君以親故，棄儒而賈。與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畜，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貲愈其舊數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遊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所在必交其長者。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即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仿義倉為貸榖法，裡中人至今賴之。歲飢，師範文正遺意，興塋墓之役，寓賑於傭，三歲乃罷，所活人以萬數。其人孝友，誠心質行，忠信不欺，中藏幹略，不屑屑權子母，而十年貲愈其舊數倍。性喜讀書，急公好義。

　　黃居中為黃鑊所作墓誌雲，鑊豐於德，宗黨共誄之曰孝友長公，其人孝友，賈行而士心，乃儒而賈隱者。

　　俞樾為俞汝榮所作墓誌雲，汝榮九歲居父喪，哀毀如成人。家至是稍落，於是始棄儒而賈。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雖老於就時者謝弗及。又耐勞勩，與童僕同苦樂，人樂為用，家益以饒。性好施與，至是始得行其志，鄉里之間翕然稱善人。當是時禾中諸名士鹹折節與君交，不以君為貨殖傳中人而薄視之也。嘗設一米肆，歷五歲，而貧戶賒賃者已百餘家，計其錢則三百餘萬，舉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於家，其出也以善士稱於鄉，好善樂施，急人之急，雖隱於市，令聞孔彰。其之為賈也，異乎人之為賈者，勤且仁，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人樂為用。

　　按上所述，可知諸人所言與耿定向所云大同小異。所謂儒賈(商)、賈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儻有儒者風範;其人孝友禮讓，仁義慈善，重族誼、鄉里、故舊，恤孤弱，厚人倫，好善樂施，急公好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具有社會責任感;為賈先義後利，仁在其中，誠心質行，勤儉、敬業，忠信不欺，中藏幹略，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不屑屑權子母，多智善賈，人樂為用，其利十倍常賈，賈而士心，雖以賈起家，一以信義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且獲成功的商賈。簡言之，傳統儒商是具有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底蘊，關愛親友、孤弱，熱心鄉里和社會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工商業者。

　　根據以上所述儒商的內涵，可以歸納、概括，提煉出儒商之精神為：誠信中和，禮義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與賈業良性互動，熱心社會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說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後，西方思想和科學主義的影響造成了儒家文化與其它各家文化並存，文化與知識的對立，使得有知識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傳統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工商業者”的定義必須修改以適應這種變化。

　　現代儒商應是認同、重視中華文化，具有傳統道德與良知，關愛親友、弱勢群體與所有利益相關者，熱心環保和社會公益事業，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的工商業者。

儒學、儒教、儒商、儒官、儒將、儒醫等六類儒家，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遵照孔夫子及歷代各位賢者的教導，按照仁、義、禮、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

儒學即是以憂國、憂民、憂道的憂患意識，去研究儒家經典，去探討儒家文化現象，闡發孔子儒家思想，踐行孔子儒家思想，宣揚孔子儒家思想。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儒教按照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原則，將孔子儒家思想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宗教信仰結合起來，形成自主的宗教組織，在國家憲法與法律的規範與保護下開展活動，教化民眾，啟迪民智，培養人倫道德，提高人文素質。

按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均可稱之為儒商。 儒商應當具備如下四大特徵：一曰“仁者愛人”。儒家有名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仁者以生財為手段，以自身的發展為目的，以保護自己的生命、人格、尊嚴、榮譽為目的，達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二曰“見利思義”。以正義和公平作為利益取捨的根本原則，合於正義之標準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違背正義之標準的利，則必棄之。三曰“自強不息”。

儒官就是按照儒家的官德從政為官，在社會生活中起表率作用的官員。儒官應當具備以下特徵：一曰忠誠，即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職守。二曰公正，即秉公辦事，不以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公眾利益◦三曰廉潔。 四曰勤政。

依照孔子儒家思想從事軍事活動的將領及戰士，謂之儒將。關羽成為與“文聖”孔子相應的“武聖”。關羽的道德精神，來自於儒家思想。關羽夜讀《春秋》，成了關羽之標準形象。儒將具有如下道德標準：一曰仁。對人要有惻隱之心，對生命應有敬畏之情，才不致以殺人為樂，濫殺無辜。 二曰義。武將手中掌握著殺人武器，又有尚武精神，如果不受制於義，恰如“童子操刀，其傷實多。”三曰忠。儒將應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職守。

儒醫應當遵守的道德原則有這三條：一曰仁心仁術：醫生對病人要有仁愛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屬的憂慮，就會動惻隱之心。有此仁愛之心，其醫術方能稱之為仁術。二曰敬畏生命：醫生必須有敬畏生命之意識，才會盡力救死扶傷。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告誡人們：“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三曰懸壺濟世：濟世救人是醫生的工作目標。愛護患者的生命，關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護患者的權利。

一、儒將解釋及由來

儒將一般指那些既有膽量又具有謀略，武功同文採都兼備的儒家大將，。如：三國時期的周瑜、魯肅、杜預，唐宋的李靖、岳飛、辛棄疾，晚清的曾國藩、左宗棠。而儒將一詞最早出自唐.姚思廉《陳書》, 便把南朝中的陳朝大將錢道戢稱作"儒將錢道戢”。關於錢道戢的記載是“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錢道戢當又以孝行著聞而被稱作儒將，這也是最早的儒將形象了。

在漢唐之間百年間時，儒臣帶兵是很常見的，軍隊內儒臣和武將的區別不大。唐以後推行文武分流，而文武都兼備的儒將更受重視，更不會威脅皇家統治地位，儒將一詞也開始流傳開來了。到了重文輕武的宋朝更是如此，近現代也有很多優秀的將領被稱為儒將，阿英的 《戎行兼言藝文事》就寫道“ 陳毅同志是一員‘儒將’，能征善戰，又精通文墨。”

儒醫，舊時一般指讀書人出身的中醫。廣義上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識修養的的既非道、又非佛的醫者。狹義上則指學儒、習儒的醫者和習醫、業醫的儒士。以儒家《易經》為聖典。 鄒韜奮 《無所不專的專家》裡就說“醫生原是一種很專門的職業，但在醫字之上卻加一個‘儒’字，稱為‘儒醫’，儒者是讀書人也。於是讀書人不但可以‘出將入相’，還可以由旁路一鑽而做‘醫’。”

儒醫一詞一般認為出現在北宋，有記載的則在南宋中葉。按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載,南宋初時臨安大街就已有“四世儒醫陸太丞”的牌榜。家鉉翁認為，”醫學問之道也 ,近於儒,進則為儒矣”。”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 儒醫連用則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設立醫學,開科取士,以致醫者”術雖而習則儒”,儒醫一詞的出現在宋代與科舉上的改動大有關聯。比較有名的儒醫有許叔微、朱肱。

三、儒商解釋及由來

儒商也是源於儒家思想的，如字面所示是“儒”與“商”的結合，既有儒者的修養和才情，又有商人的經驗與財富。既是商界中的精英， 又儒者中的佼佼者。一般認為，被稱為儒商要做到以下幾點：注重個人素質，文化水平高，經營風格較誠信，注重與客戶的合作，也有強的責任感。

儒商一詞出現的時間相當晚，是到了清朝順治才有的，但是跟儒商同義的則有“儒賈”一詞，不算晚但也是在明朝嘉靖時出現的。汪道昆(1525- 1593)所撰的《範長君傳》，就載範長君囑其二子，”第為儒賈 ,毋為賈儒”。而儒賈出現並流行也跟時代有關，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商業發展迅猛，書籍也開始普及,人口不斷的增長,參與科舉計程車人越來越多,可是科舉名額卻未有半點增長以適應潮流。大批讀書人為謀生計，放棄了出路有限的應試之路，只能棄儒從商。而起早年深習來的儒家的理念、舉止卻一直影響著他們的人生和商途，人們也自然稱這樣的商人為“儒賈”、“儒商”了。比較有名的儒商在明清有徽商、晉商，現代則有邵逸夫、霍英東。

關於為什麼對將軍、大夫、商人這三種職業前加上一個“儒”字，並且作為固定的職業名稱流傳下來，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力，一方面是這些職業的社會地位不高。請看詳細解讀。

自孔子提出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理論，經由孟子對理論的進一步闡釋，到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手裡發揚光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幫助儒家一躍而成為正統的封建統治思想。從此，伴隨著封建王朝的更迭，儒家文化在一代代傳承著，發揮著影響力。

一個“儒”字，不僅代表了受到主流認可的文化和評價，也折射出一種向善的德行與儒雅溫和的品質。在這些職業前面加上“儒”字，或是因為其飽讀詩書，對儒家文化浸淫較深，或是因為其行事有謙謙君子之風而受到大家的認可。

稱呼某人為儒將，別人會認為此人頗有計謀，行事不似莽夫；稱呼某人為儒醫，別人會認為此人樂善好施，有仁心；稱呼某人為儒商，別人會認為此人做事講究公正持平，不會計較蠅頭小利，蠅營狗苟。

直到現在，儒商、儒醫的說法仍在民間流傳。足可見儒家文化在華人思想深處的影響。

古代對於職業的劃分分為幾等，我們常說的“士農工商”就是一種職業和階層的劃分。接受儒家文化的讀書人是最上等的，也是飽受人們尊重的，哪怕他在家不事生產，也因其“儒”的色彩而被人尊重。

在將軍、大夫、商人等職業前面冠以“儒”字，實際上是因為這些職業在古代的社會地位不高，需要用“儒”來加以美化和提高。

儒將

可能有讀者會質疑，將軍也是當官的，與儒家出身的讀書人是一文一武，怎麼會說將軍的社會地位不高呢？這要從“儒將”這個詞出現的歷史時期說起。

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

後晉是中國歷史上五代十國的一個朝代，這個時期雖然道家文化濃厚，崇尚清談，但儒家思想也佔據一席之地。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人仍然推崇文人雅士的那一套文雅、不羈的作風和舉止，討厭粗俗，將士在他們眼中是可怕而又骯髒的。

再之後，唐朝因科舉制度的完備而儒家文化盛行，唐晚期更是因為將領的拙劣軍事表現而受到時人詬病；宋代崇文抑武的歷史背景下，武將普遍受到打壓，諸如岳飛、辛棄疾這樣的名將也不得善終；元朝是異族的統治，漢人不受重視；明清時期的文人又重新回到了主流地位，內閣、宰輔、大學士等都是出身文人。

透過梳理中國歷史上將領的社會地位，可以發現普遍沒有飽讀儒家詩書的文人地位高。而在職業前面冠以“儒”字，一方面是確實存在辛棄疾這樣的出身士大夫的掌軍者，也方面也指涉其“忠義”、“儒雅風度”、“謀略”等，提高了武將的社會地位。

儒醫

大夫在古代作為一種職業，雖然因其治病救人而受到社會的尊敬，但是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掌握了知識，能開方診脈——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儒家緊密相連的。畢竟，在儒家文化佔據主流的封建社會，大家所認識的文字主要還是來源於儒家典籍。可以說，大夫是儒家文化哺育下的掌握技術的另一類職業。

儒醫作為一個社群名詞,其足跡可謂遍佈於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在思想上理解並接受儒家文化理念,行動上遵行儒家厚德懷仁道,又以儒學的仁義禮智信為其內心準則,這樣的一群宗儒習儒的醫者與習醫業醫的儒者皆可視為"儒醫"。儒醫不僅意指因窮理而醫術高深的儒者,同時更涵攝醫者厚德懷仁般的儒家之心。

儒商

提到商人，不必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商人是位於古代行業之末，是受到世人鄙夷的。因為商人販賣錢財，眼中只有利益和金錢，缺少道義。

而“儒商”一詞，就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商人在士人眼中崩壞的口碑。"儒商"是"儒"和"商"在儒家的事功思想和德行思想的雙重影響下,以及中國傳統社會商人的主體意識和社會擔當的共同作用下的有機結合,有其特定的內在邏輯和確定性。

似乎沾上“儒”字，連商人也變得文雅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