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這個其實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現象。要想看這個朝代，必須要看這個朝代的開創者，也就是趙匡胤。他出生在一個動盪的年代，五代時期的社會極其動亂，皇帝走馬燈似的換，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難過了。

趙皇帝登基以後，非常清楚這種動盪社會的危害性，所以首先想到了武將對國家的危害，杯酒釋兵權，解決了武力才能解決的問題。

有一個穩定的發展時期，那就需要抑制武將的發展，鼓勵文人的發展，這樣無形之中就給文人們造就了一個發展的春天。

陳寅恪語:“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趙宋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復古“，自宋太祖開始，宋代上層社會一直都在試圖恢復先秦時期的禮，樂，文明。

宋太祖趙匡胤登基稱帝之後，首先尊崇儒學，祭祀孔子，並且重新修訂了禮儀制度，從他開始之後的宋代君主都非常重視禮儀制度，崇尚“文治“。在整個社會當中形成了尊崇儒家傳統和文化的氛圍。

在這種推崇“文治“的大環境之下，宋朝的文官待遇優厚，士大夫文化逐漸興盛。換言之，宋代的文官和士大夫階層，就是創造宋朝輝煌文化成就的最主要動力。

在學術成就上，宋朝士大夫承前繼後，重新整理並且發展了儒學。最後形成了對中國傳統儒家理論進行補充和發展的重要分支——程朱理學。

在文學上，宋朝士大夫們積極提倡散文，拋去古文的刻板與束縛，開創了宋詞和散文的新境界。

除此之外，宋朝的科技發展也日新月異，北宋的長期穩定繁榮，使得平民階層能夠參與到社會的生產，革新當中，所以民間積累的大量科學技術，可以廣泛的應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最為重要的首推印刷術，它的出現和普及，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廣泛普及發展。以上種種基於體制，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復興和繁榮，讓宋朝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雖然黃袍加身馬上打的天下，卻重文輕武。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將們的兵權。,將文人作為唯一可以信賴的物件,這成為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始。宋代皇帝尤其倚重文臣,他們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臺。首先,在科舉方面,宋朝統治者取消了門第限制,拓寬文人發展道路,廢除“公薦”制度,嚴格考試製度,增設殿試,錄取名額也大大增加。其次,宋朝統治者對文人及其尊重,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人,俸祿也極豐厚。最後,在思想觀念上,考中狀元及第要比凱旋而歸的將軍要榮耀,一種蔑視武人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

宋朝統治者重文輕武政策的實施使其能很快剷除軍閥割據勢力,消除分裂的隱患,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發展,使農民的依附關係相對減輕,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人口增加,耕地面積擴大,農作物品種和產量增加,促進了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勵下,宋朝開始盛行讀書風氣,以文為貴、武為輕的思想深入骨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宋代兒童啟蒙教育的開篇文章所提出的。宋真宗在《勸學詩》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皇帝的這些思想,對於宋代天文學、機械學、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造船技術等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某些科學領域成果累累,火藥等專案對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宋代的文、史、哲和藝術也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代的名著和名作在世界文化寶庫中也是璀璨的明珠。

宋代之所以能孕育出那麼好的詩詞歌賦，跟社會環境離不開的，宋朝一開始，上層社會就想恢復先秦時期的禮樂文明。第二點就是跟政治也有關聯因素，宋朝提倡尊崇儒學，崇尚文治，從而影響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宋代人提倡散文，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當時科技水平發達，順利的文化傳播孕育了文化的黃金時期。

中國的軟弱苟且偷安就是從宋朝開始的。國家重文輕武，割地賠款，文人整天填詞作詩，青樓歌舞，失去養狗，文人誤國。

有一點很重要，宋朝規定不殺文人，所以文人的風骨超越其他朝代，他們敢說敢做，可以盡情揮灑自己的文采，思想，創作環境自由灑脫，無拘無束。

文化的繁榮跟思想自由密不可分。這一點很重要，也是最關鍵的一點。

談到中國古代科技對世界的貢獻,不能不提到“四大發明”,即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而其中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項,都是在宋代得到長足發展和應用的。 火藥的發明,說起來是古代煉丹術士的貢獻。中國歷史上,大約在西漢時就有人開始煉丹了,但神秘的道家煉丹爐沒有煉成讓皇帝長生不老的仙丹,卻孕育出關於火藥生成的實用知識—人們發現,將用作藥材的硫磺、硝石,加上木炭適當混合起來競會發生爆炸。

至唐末宋初,一些軍事家和工匠對這些原料配方進行了研究和試驗,終於掌握了火藥在密封條件下可以燃爆的技巧,使火藥成為可控制的實用性爆炸物。宋初出現了一些用火藥製成的武器,如類似燃燒彈的“火箭”(在弓箭上附有火藥包,點燃火箭的引線射出,引發著彈處起火)

這些武器雖然發明較早,但很長一段時期並未用於軍事戰爭。北宋慶曆年間，曾公亮著有一本軍事著作《武經總要》書中詳細記錄了三種火藥的配方和製作方法,以及十多種裝備火藥的武器,如弓弩火藥箭、火藥鞭箭、火球、蒺藜火球、煙球等。火藥武器最早應用於軍事戰爭,大概始於北宋中後期,據史載,在北宋末年的第一次開封保衛戰(1126)中,宋軍用“霹靂炮”擊退了攻城的金軍。除了火炮以外,宋人還發明瞭類似“火槍”的武器,其中一種名叫“突火槍”,作戰時可以有效射擊敵軍;當時,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之一了。

指南針的發明不在宋代(可以查到的歷史記錄,大約是在三國時期發明家馬鉤重新制作出失傳已久的指南車),卻是在宋代廣泛應用子航海的。在北宋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可以查到幾種移動型別指南針的詳細記載。指南針最初用的就是一根用於縫紉的鋼針,經磁化,再穿以燈芯作浮漂,置於一盛水的容器中,即可浮於水面用於指南。那盛水的容器是個方位盤,沿盤一圈,刻有二十四個方位,所以指南針又稱“指南浮針”、“水羅盤”。雖然指南針很細小,作用卻非常巨大,它指示海上航行的方向,是航海安全的基本保障。中國是最早用指南針指引航海的國家。在宋代,無論是外派的政府使團,或是做貿易生意的商旅,凡是走海路,指南針是必不可少的。指南針的發明大大推進了世界航海業的發展,這是中國對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此後,隨著造船、地圖繪製等技術的成熟,世界迎來了個大航海時代。

再來看印刷術。雕版印刷出現在宋以前,但廣泛應用是在宋代。當時的印刷方法是:工匠先將漿糊或膠質物塗在木板上,然後將寫有文字的半透明的稿紙貼上去(這時看到的文字是反著的);刻工在木板上刻此字,讓其凸現出來,然後在板面上塗上墨,覆上紙,用特製的刷子輕輕一刷,文字就印在紙上了。在雕版印刷之前,圖書主要透過手抄傳播,但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和發展,圖書的成書速度和傳播面就大不一樣了。宋時的雕版印刷業分為官營與民營兩種,官營就是官刻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印書機構,民營是指民間的坊刻系統。畢竟印書有利可圖,到宋代時,民間書坊已頗為興盛,宋代圖書的質量、數量都大大超越了以往。但雕版印刷費時費力,有時僅一部書的雕版工作就要耗時幾年,而且一個書版只能對應印一種書,如果書版某一部分受損,又需重新雕版。後來北宋平民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其具體方法是:用膠泥刻出凹型反字,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將之按韻部分類放在特製的木盤裡備用;在一塊圍有鐵框的鐵板上敷上一層蠟脂,按照書的稿本將所需要的活字一撿出,密密地排於鐵板之上,然後拿到火上烤,蠟脂融化後 活字就印進蠟脂;再用一塊平板壓平字印,取出上面的活字,這樣便可得到一塊蠟脂的正字印刷版,在此版上塗上墨汁就可印刷了。這是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在他之後,人們還發明瞭“木活字”。

活字印刷是那個年代經濟實用、節時省力的印刷方法。在當代電子鐳射照排技術應用之前,人們普遍採用的鉛字排版印刷的方法和當年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的原理是完全一樣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活字印刷的發明對推進知識的傳播和文明的進步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宋代文化在中國歷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對中國文化產生重要作用。那麼，宋代為何能夠成為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呢？我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回答：

重文輕武的政治取向。自唐末五代十國以來，藩鎮割據嚴重，動盪不安。加之宋代的開創者趙匡胤武將出身，透過奪權，黃袍加身成為皇帝。所以在宋代剛剛建立之初，它的治國策略就是重文輕武。一方面提高文臣地位，在朝廷和地方委以重任。另一方面，透過變革科舉制度增加文臣數量。為了錄取到有真才實學的人，宋代實行嚴格的考試製度。透過彌封譽錄、秘密閱卷等方式防止徇私舞弊行為的發生，嚴格規範考試製度。此外，增加科舉取士的人數。據統計，“兩宋透過科舉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81人，…約唐朝的5倍，…清朝的3.4倍”。為了更多有才學的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政府為貧困的讀書人提供經費和住宿保障，使得“孤寒得以嶄露頭角”。在科舉考試的推動下，教育得到普及，文化知識不再是貴族的特權，在全國營造了濃厚的讀書風氣，促進整個社會文化素養的提高。

政府重視文化的普及。（1）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在這一科技助力之下推廣科技著作。整理出版了《太平聖惠方》、《武經總要》、《統天曆》等。（2）修建崇文院，探尋民間藏書，並組織大量的人力對遺留的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編纂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以上措施，在促進文化普及，增加宋人文化底蘊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經濟的發展促進文化的繁榮。（1）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南方文化的進步文化的繁榮。在宋代之前，南方的文化較落後，人文氣息欠缺。到了北宋中期，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物質基礎日漸雄厚，南方文化落後的局面得以改善。（2）宋代商品經濟繁榮，興起一些較大的商業城市，促進了城市文化的平民化。在開封、杭州城市出現很多文化娛樂場所。瓦子和勾欄就是典型代表。在勾欄內可以觀看各種表演，有說書的，唱曲的，演雜劇的。文化娛樂由特權階層走向平民，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促進了新的藝術表現形式：詞的普及，通俗畫本小說的產生和發展，這些無疑豐富了宋代的文化內涵。

此外，兩宋時期，民族交往和開放的對外政策也促進了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宋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宋朝確實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豐盛時期，宋朝在理學、史學、文學和藝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說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黃金時期也是符合事實的。

宋朝從立朝開始便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高文人的地位，並促進文化的發展。宋朝推行重文輕武的風氣，大力完善科舉考試製度，讓大量士人進入官場，宋朝的官員大都很有文化素質，在這一點上，與唐朝不一樣，宋朝的一般官員都具有學者、詩人、畫家的素質，文章寫得好，喜愛字畫，善於詩詞，甚至還興趣收藏古董。在政壇上，官員的交流表現出濃厚的文化藝術風氣。

宋朝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黃金時期，有幾個重要的原因，這些原因是其他朝代很難做到的。

首先，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碑，規定他的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其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宋太祖在立朝之初，便定下了規矩，嚴格要求他的子孫不準殺害文人，這在古代是很少見的。宋朝將重文輕武的風氣推到了極致狀態，文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宋代政壇上，文人受推崇，而武官被輕視。在宋朝曾流行了關於“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和“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諺語。在宋朝，進入官場的人都喜歡當文官而不喜歡當武官，比如，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諮曾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因為任文官更榮耀。

宋朝為文人創造了很好的上升途徑和發揮才能的機會，使官場中人大都較高的文化素質，同時，在社會上也出現了很多優秀人才，市民文化得到了發展，文人的自覺意識得到提高。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宋代為文人提供了發揮才識和能力的大舞臺。在宋代，沒有明代憲宗成化年間開始的八股文，也沒有清代的文字獄，所以，沒有對於文人學士的思想壓制，文人學士的思想相對來說能得到較自由的發揮。

蘇東坡畫像

其次，在宋代，科舉考試得到了不斷完善，逐漸臻於成熟，這對於引文人進入政治舞臺意義重大，這大大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同時也有利於文化學術的發展。宋朝立朝初期，儘管趙匡胤還處在南征北伐的半戰爭狀態，但是，趙匡胤卻對開科取士沒有絲毫懈怠，他於宋朝建立的當年（960年)就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錄取了19人，這雖然比唐、五代以來每科進士一般錄取二三十人相比是少了些，但作為宋朝的首科取士，十分重視取士的質量，寧缺毋濫。到了開寶三年(970年)，趙匡胤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聖旨，命其統計近十年以及後周乃至後漢的舉子數量，統計之後發現，共有15次考試，禮部核查出了以司馬浦為首的106人名舉子。趙匡胤立即下旨，令這些舉子皆賜本科進士出身，這一類進士，在宋代叫“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以此來籠絡和選拔人才，加強他的文人治國的管理政策。這一政策當然是非常有利於文人提高社會地位的。當然，除“恩科”選士之外，最重要的是“常科”考試。這是宋代的公開考試，由國家統一規定考試的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這包括進士科和諸科，如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九經”科指考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科指考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指靠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三史”科指考《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三禮”科指考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三傳”科是指考《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

在這各科考試中，“進士”科考試最受重視，因為中進士者以後在官場的前途比較寬廣，最高可以達到宰輔之位；其次是“明經”科，這是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屬於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經“科及第的舉子前途雖比進士要坎坷得多，但也有機會當上高官，而其它各小科考試因為比較專，考中了一般是當小的業務官。

此外，在“常科”中，宋朝還繼承了漢唐的“射策”，設有”制科“，即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例如，宋太祖時期和宋仁宗時期都設有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制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但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大大放寬，只要有宰相重臣舉薦，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民間文人等皆可有資格參加考試，有的已中過進士的也參加了“制科”考試。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年)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

以上所有這些考試，為宋朝提拔了大量人才，這打開了文人進入官場的通道，使文化風氣在官場很盛。特別是讓出身貧寒人家計程車子們能有機會成為宋朝的大官。比如，范仲淹、歐陽修都是單親家庭出身的貧寒人士，卻能成為文化大家和朝中高官。歐陽修成了文化領袖，他培養了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等文化名家。而蘇軾又培養了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宋朝的文化出現了大發展的局面，文化活動頻繁，經常有文化集會舉辦，官員和學者常有文化交流，民間文學社很多。宋朝是文化人士充分發揮才能的寬闊大舞臺。

再次，宋朝對於文人的重視，促進了理學、史學和藝術的大發展，其學術思想成果和藝術成就出現了輝煌的局勢。

一是理學等大發展。從“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開始，經過二陸（路九齡、陸九淵），再到朱熹，宋代的理學的發展把中國古代哲學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南宋時期的朱熹，他作為理學家、教育家和史學家，他的一生的學術活動和著書立說使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他揚棄佛、道思想，對孔孟儒學進行了新的發揮，重新闡釋義理，融合天理、性命，重構儒家形而上學本體論，將“北宋五子”的思想理論整合大體。

朱熹成了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理”“氣”並存，密不可分，理在氣先，理是萬物之源。他主張“天理”與“人慾”對立，極力主張去人慾、存天理。他對儒家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說從理學角度進行重新闡釋，使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使倫理哲學與政治理論密切統一起來。在南宋末年，理學成了官方所推崇的哲學。

而陸九淵發展了心學理論，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強調“心即理也”，主張去人慾、存本心，以達到清明寡慾的心境，把心學推到了一個新階段。這為後來明代大儒王守仁的心學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二陸”的心學成了廣義理學（馮友蘭先生稱為“道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此外，宋朝晚期，隨著經濟的大發展，還出現了浙東事功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及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等，主張事功理論，開啟學術新風氣，為後來了實學理論準備了理論基礎。

朱熹雕像

二是史學大發展。與漢唐等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不僅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而且，宋朝的史學其成果和成就非常顯著。

其典型事例之一是司馬光所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鑑》。司馬光歷時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組織了當時很有才識的編撰者，編成共達二百九十四卷的宏偉著作，記述了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的歷史事實。該著作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了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範例。之後，另一傑出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鑑》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鑑紀事本末》，編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後來，朱熹編寫了《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精要地闡述《資治通鑑》的內容。此外，還有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等。在地方誌方面，有樂史編寫的《太平寰宇記》、范成大編寫的《吳郡志》、孟元老編寫的《東京夢華錄》、周密編寫的《武林舊事》等；在金石和考古學方面，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和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宋代的史學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高峰之一。

三是藝術大發展，其突出代表是繪畫作品和宋詩宋詞。

宋代湧現許多著名畫家，其主要代表有范寬、郭熙、趙佶、李唐、馬遠、夏圭、張擇端等。宋代山水畫成了中國古代寫意畫作的典型代表，其意境深遠，突出地表現了中國古典畫作的鮮明特色！宋代山水畫家人才輩出、成就非凡。各位畫家皆有創造性並各自有其專門特色。如北宋李成的畫作表現塞林的平遠景象；范寬的作品描繪崇山峻嶺和雪景，平靜悠遠；許道寧的畫作表現林木野水，古樸靜深；郭熙深遠的山景，著力刻畫景色的細微變化；惠崇、趙令穰善於以描繪小景以抒發心中情感；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畫作表現雲山墨戲，意境幽深；李唐、馬遠、夏圭善於以特殊的山水景象來表現悠遠的詩意等。總之，宋代山水畫達到了中國繪畫的至高境界，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高峰之一，令世界畫壇讚歎。

郭熙的畫

宋代發展了唐代的詩歌，達到了很高水平，宋詩的水準不輸於唐詩，而另有特色。宋詩是唐朝詩歌的延續、發展與突破，宋詩表現更廣泛，詩篇更豐富，詩歌的種類、形式更多。宋詩創作數量空前，成了中國古代的詩歌巨大寶庫。有人統計，《全宋詩》約有詩作者九千多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宋詩比唐詩其抒情性更突出，意味非常深遠。宋代詩人有很多寫的詩作非常多，如陸游自謂“六十年間萬首詩”，他留下的詩作留存下來的就有九千三百多首；楊萬里更是寫過兩萬多首詩。

宋詞是中國古代藝術的輝煌成就，詞原是曲子詞之簡稱，它承襲漢魏樂府，並受外來音樂的影響，是一種既可合樂歌唱又有獨特體制的詩歌體式。宋代詞人根據樂曲的旋律和節奏求填上歌詞，形成詞作。

宋詞的發展將詩歌推向了一種新的輝煌形式。北宋前期，以晏殊父子、歐陽修、范仲淹、柳永等為主要代表，其中，晏殊、歐陽修帶領著第二次古文運動，去除深奧，推崇自然清新，詞語暢達，詞意新穎；而范仲淹詞意不拘舊式、豪放悲壯；柳永的詞自創新調，充分發揮了長調慢詞的特色。

北宋中期，主要以蘇軾為代表，他的詞打破了詞體的侷限，以詩為詞，與婉約詞區別開來，創立了豪放詞之風氣，這影響了南宋的辛棄疾等的詞風。

北宋後期，主要以秦觀、黃庭堅、賀鑄、周邦彥等為代表，周邦彥是北宋詞的“集大成者”，他把詞的特色發揮到了極致狀態，他注重音律、章法縝密、用詞精麗、風格醇雅，是格律詞派的重要代表。

南宋前期，主要以張元幹、張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為代表，他們將詞的豪放風格與沉鬱悲情巧妙結合起來，將詞的音樂美和詞的深遠意境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李清照的詞是最為傑出的，她的詞作化俗為雅，清婉疏淡，自然清新，有超凡的語言表現能力和高超的意境創造技巧，把詞的藝術境界推向高峰。

李清照畫像

南宋中期，主要以辛棄疾、陳亮、劉過、姜夔等為代表。辛棄疾開創了豪放愛國詞派，他以散文為詞，突破了詞體的束縛，拓展了詞的藝術表現方式，以報國情懷為主調，時而沉鬱、時而豪放，深沉執著、感染力很強。姜夔精通音律，他的詞講究格律謹嚴，風格靜空，意境幽深，獨拘一格。

南宋後期，有稼軒派和白石派，前者以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等為代表，他們崇尚辛棄疾的詞風，其作品沉痛悲鬱、豪邁粗獷的風格為主；後者以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等為代表，他們以姜夔為正統，重視音律技巧，注重表現淒涼哀怨的情調。

宋代詞作發展輝煌，收錄在《全宋詞》中的詞人多達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萬九千九百餘首。此外，宋代詞人別集大量出現，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