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指出問題中的一個錯誤，明初年太籠統，指什麼時候，明太祖還是成祖時期。

恰恰相反，明立國之初可謂“一窮二白”，窮得朱元璋都打了“天下第一首富”沈萬三的秋風，這可是激起很大的非議的。

那麼為何有後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國力大盛呢，這就不得不提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系列改革。我們先來看一看明朝建立後的經濟形勢：

總體來說，經過長期的戰亂，人口稀少，土地荒蕪，是無末明初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益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朱元璋說的這兩段話，既充分概括了明初的經濟蕭條狀況，也充分說明了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

面對這種局面，朱元璋雷厲風行，採取一系列措施，與民休息，積極恢復社會經濟。其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與民休養生息，先解決農民困苦。其根本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物質基礎生活資料的生產（類似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建國初期，明太祖就提出“田野闢，戶口增”這一中心為恢復整個社會經濟的根本任務，並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開墾荒地，興辦水利交通，制定賦役政策，田賦折色和減免夏秋二稅。

從長遠效果來看，影響十分深遠。明代初年大興屯墾，佈局合理。民屯，主要集中於內地，土曠人稀之地；軍屯，主要開展於邊陲地區。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生產力得到較大的解放，家業、手工業、商業生產因此得到迅速恢復，並且有了新的發展，國家財政收入明顯增加。

二，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雖然朱元璋主張重家抑商，但生產力的解放使明初的工商業得到大力的發展。

三、打擊貪腐，蒼蠅老虎一把抓，由於老朱本人早期受盡貪官汙史的剝削，因而十分痛恨官員的貪腐問題，打擊手段可謂十分嚴酷，毫不手軟，一旦發現，不是剝皮就是庭杖。

四、拓展對外貿易。

中國對外貿羅歷史源遠流長，早在漢唐時期，官方與民間的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已經頗為活躍，宋時更是冠絕一時。洪武一朝對外貿易的範圍基本上侷限於中國周邊地區，這也是與當時明初形勢所決定的。

經過洪武二十多年的一系列經濟上的措施，國力得到很大的恢復與發展，國庫也漸漸充實，也為後世定下了一個基本的基礎和基調。明成祖基本上沿襲了太祖的經濟政策，可以說朱元璋為後世打下了充實的基礎。

至於明成祖派遣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動機與目的，至今眾說紛壇，甚至認為在於尋找建文帝的觀點也不在少數，但不可否認對經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也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世界貿易的新發展，可謂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另一方面，明初開拓的對外貿易，既給大明帶來 萬國來朝、四夷臣服的政治局面，也給明王朝帶來了深深的憂慮和危機。其結果是大大消耗了國力，使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又陷於困難。其一：朝貢貿易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國家與人民所得甚少。其二：在朝貢貿易的背後允許公開走私，一律免稅，實際上等於公開允許、鼓勵他們來中國走私。

同一時期，明成祖對內派兵徵安南、遷都北京，前後均延續十多年，給國家經濟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以至無以為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明仁宗即位當日，就下旨停造寶船。

事實上，到了永樂後期由於海禁而實行的不等價的朝貢貿易，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徵安南、遷都三件事，國力已經大力衰退，洪武以來的積聚已耗盡一空。太平盛世、宇內富庶的繁榮景象也一去不復返了。

隨之而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危機重重，政局開始動盪不安，內亂招來外患，終至招來土木堡之變。

從此之後，社會經濟也由明初的迅速恢復與發展，而轉入徘徊、緩慢之中。

一個原因：修養生息。

經過元統治者的殘酷統治後，全國各地千倉百孔百廢待興。朱元璋就是農民出身，深知百姓的不容易。

太祖朱元璋對腐敗深痛惡疾，大力整頓吏治，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釋放奴隸，進行屯田，移民墾田等。

土地數量的增多，帶來了大量的稅收。同時手工業例如紡織造船也帶來大量的收入。

所以洪武年就給明朝積累了大量的錢財糧帛。

在明朝初期，六七十年間，看一看明朝到底有多少財力來做事情吧。朱棣永樂帝開創了永樂盛世。

1.軍事上，朱棣五次北征，每次五十萬人。每次都勝利。每次戰爭耗費的錢財想想吧有多多。還有在北韓、越南地區的征伐。

2.經濟上，鄭和下西洋，超大規模船隊，數萬人隊伍，七次。有人說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朝的財力，也不是不無道理。還有修建大運河等等。當然還有一件耗費錢財的事情，那就是遷都北京天子守國門。

修建新都，一個豪華地巨大的城市，想想都可怕。

3.文化上，永樂大典，幾乎包含了明朝以前所有的書籍，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可勁造啊！

所以原因是朱元璋休養生息，朱棣勵精圖治。

然而盛極必衰，朱棣之後明朝開始衰敗。可惜。

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表示明初很富。在這裡，我只探討一下明洪武和永樂年間的狀況。

中國自古就是傳統的農業大國。但從宋元到明初乃至明末，中國農業並無大的發展。從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整個明代都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頒發了《農桑緝要》，內中圖釋的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

在農作物引進上，也只是在明末才有新的物種，如玉米、紅薯等引進。而這些引進的物種也沒能在明朝大規模推廣。

因此，指望農業大發展給明朝帶來巨大財富顯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農業之外，能夠創造巨大利潤的海外貿易也一度被禁絕。

在洪武年間，朝廷連下四次“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在東南沿海“遷界移民，堅壁清野”，已經定居澎湖的居民也一併遷往福建的漳州、泉州。澎湖巡檢司這個依元朝舊例被承繼下來的機構，也在1387年撤銷了。沿海的海商及漁民深受其害。

容易引起誤解的是明朝時期推行的朝貢貿易。有人認為“萬國來朝”彰顯了明朝的富足。但朝貢貿易貫徹“厚來薄往”的原則，原來與海外華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國紛紛加入朝貢行列。

特別是鄭和下西洋時期，各國使臣商人不但能搭乘鄭和船隊攜帶貨物到中國，省卻運費和漫長旅途中的巨大花費，而且能從朝廷饋贈中獲取鉅額暴利。而且據可靠史料記載，鄭和在當地收購胡椒、蘇木等土特產，都是以高出當地收購價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價格進行徵收，只是為了體現“天朝威儀”。而原先依賴中國華商的東亞和印度洋各地，無需依賴中國華商就可獲得中國商品。

明代《廣志繹》記載：“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

人民交通出版社的《鄭和下西洋》永樂時石粟不過值銀兩錢。明中葉時，歲支不過三百餘萬兩。如此比較，始覺數字驚人。這還只是一部分，此外對大量外邦來朝來貢者，論級行賞，數字亦極為可觀。

福建左參政楊南曾為鄭和下西洋做後勤工作。他死後，大學士黃淮為他撰墓誌銘。其中有一節提到“供之費動以億萬記”。黃淮長期入值文淵閣等處，又常侍御榻之左，與永樂帝商議重大政務。他所謂應是實情。

明朝時期的“萬國來朝”有兩次高潮，都是在明初，一次是明朝剛建立時，一次是朱棣開展鄭和下西洋之後。

明王朝以極其低下的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來長時期地支撐耗費驚人而又虛妄的天下萬國對明朝的“朝貢”關係，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此之後，“萬國來朝”的高潮逐漸趨於平靜，主要原因就是明廷無力支付高額的“納貢”費用，對其進行了削減。比如，讓前來海商自己建船回國，回賜物品價值縮水。這才平息了“萬國來朝”的熱度。

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明前期諸帝除了不惜巨資，招徠蕃商和小邦貢使外，萬邦來朝，四夷鹹服在，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臆想和曇花一現的偽像。萬邦來朝之高潮的消失，四夷賓服之境況的遠逝，是明朝的社會生產力決定的，這才是歷史必然性的體現。

朱棣時期完成了遷都、下西洋、北征等幾個“大事件”，有人想當然地認為當時應該就富有。

但朱棣的征斂只能因循他父親的，得自農村經濟。而農村經濟既缺乏省區間的聯絡，又無各行業的經營，於是籌措的方法，要不是直接征斂，就是引用足以產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將朱元璋辛苦存積的貯藏抽用，加緊添發紙幣，再不然就平面向下層施加壓力，勒索額外捐輸，增添不給酬的工役。

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廣泛，已不能全部掩飾了。例如各地方誌提及國都北移，多種賦稅之附加，憑空地派上了八百英里的腳費。工部的報告提及，工匠原應服不給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三十天，而修建北京時，卻有整年不返情事。戶部尚書夏元吉任官二十年，只因反對漠北用兵，被朱棣囚禁，直到皇帝去世才重獲自由。

現存資料證實，鄭和準備航海時有權向沿海地區直接徵用人力和物資。如南京之龍江造船廠曾造大小船隻數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間徵用，此更招民怨。這些船回程所載商品有香料、珍寶、藥料以及奇禽異獸，此類物品可以增加宮廷生活之色彩，卻不適用於大眾化市場。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作文武官員俸祿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

所以，朱棣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建立在壓榨民力上。永樂十七年遷都後，談遷的《國榷》記錄北方各省饑民情況：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沛疲乏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

而顧炎武《菰中隨筆》記錄，即使富庶的江南其實也是“有田者什一，為人佃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款者” 。

到永樂後期，已經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

朱棣之作為已超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國接受可極度的負擔，已近乎破裂點，他的繼承人(仁宣)必須全面緊縮，才能避免朝代的淪亡。

至於洪武年間，明王朝建國前後，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乾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於市場經濟的擴充套件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明代經濟格局受朱元璋立國規模的影響至深，1500 年以前的明代財政體系亦被稱之為洪武型體系，其特色是反市場的勞役和實物交換制度。貨幣交換雖還存在，但始終備受打壓而完全不顯著 。

《明史》中對朱元璋有“治隆唐宋”的評價，其原因之一就是明初在農業生產恢復後，糧價一度很低。但過低的糧價反而透露出經濟裡的短板。清朝同明朝一樣，也是重農抑商的王朝，清朝對明初“治隆唐宋”的評價，反應了兩個王朝對商業一樣的短視。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他治下的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農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鄉間不得有遊手閒人，“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人們也不得擅自離開戶籍所在地，“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 ；鄉里最好不要有誘人作樂的酒店，“鄉社村保中無酒肆”，“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 ；首都南京雖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興建了十五間酒樓，以點綴太平盛世，“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 ，朝廷對於酒稅漠不關心、滿不在乎。

事實上，朱元璋似乎也不需要發達的工商業與貨幣化市場，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鍊鐵工場，朱元璋稱“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 ；明政府也常年不鑄幣，整個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明代前期，全國有接近一半的地區成為“不行錢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貨幣的區域，民間交易只好採用實物貨幣，“雲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穀銀布，山西陝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 ；政府與財政都控制在最小規模，以實物稅與全民勞役方式維持政府的簡單運轉，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取” 。

(以上幾段都是直接摘抄的。)

終明一代，勞動力價格一直徘徊在“日薪三分銀”的水平線上下，即使在晚明，勞動力價格也未見明顯上升。而經濟發達的社會是會出現“高收入+高消費”的趨勢。

中國的農業，很早就使用牛拉犁耕作，但到了明清人口大爆炸時期，江南地區（中國的糧倉），反倒開歷史倒車，轉而使用鐵搭（即耙子，人可以刨地）取代了江東犁，“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之便”（《大工開物·乃粒·稻工》），用人力耕田，取代了用牲畜，可見當時生產力之低。

經濟衰微也體現在頂級都市的規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過 80 萬，而唐長安、北宋開封、蘇州，南宋臨安，人口都過百萬，宋代還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數十萬人口的都市。

最後用黃仁宇的話來作為總結，(明）財政管理總的來說是倒退，而不是進步。

唐、宋、元各代的財政結構從來沒有像明代這樣僵化，它們的高層政府部門也不像明代那樣承擔很少實施責任。明代的財政管理具有收斂性，它將其運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

“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維持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