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96), 30. 轉引自：Henrietta Harrison，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3, June 2017, Pages 680–701.
說一說乾隆皇帝與法國大革命。
1789年的7月14日，法國民眾攻陷了巴士底獄。這一天後來被視為法國大革命揭開序幕的日子。1789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知曉法國發生了大革命，與當時在宮廷服務的法國傳教士有關。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錢生於1718年，1750年來華，次年抵達北京。獲乾隆接見後，便長期在宮廷任職，以其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識為乾隆皇帝服務（或謂點綴）。據錢德明給遠在法國的妹妹的一封書信，晚年的他曾有機會返回法國：
“緣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德明將隨使行也。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故普羅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爾坦書，言國王將以德明所得之恩榮加之於其侄孫。”①
此說大體可信。早在康熙時代，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便遣人贈送過版畫《法國最美建築圖集》，乾隆後來興起造西洋噴泉的念頭，即是翻閱該書的結果。路易十六贈送給乾隆的壁毯，是由當時法國宮廷首席畫家布歇設計的，乾隆也很喜歡，將其掛在了圓明園的遠瀛觀。據另一位服務於宮廷的法國傳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講，乾隆看了他繪製的世界地圖後，曾問他“歐洲有多少個國家及各國君主能武裝多少軍隊”，希望瞭解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還詢問了地圖上的“新西班牙”“新荷蘭”“新法蘭西”等海外殖民地的名字是何意②。對乾隆來說，法國是一個有存在感的國家。
♦ 錢德明
遺憾的是，這個計劃沒能實施。原因便是法國爆發了大革命，“事變突起，法國訊息日益惡劣，德明憂悒日甚”③。錢德明是計劃的推動者，也是計劃的參與者（要隨使團一同出行），自是需要向乾隆皇帝去解釋為何計劃必須推遲或者取消。如此，乾隆便知曉了法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故。
錢德明究竟如何向乾隆講述法國大革命，是否向他介紹過主張人權、法治、自由、分權、平等和保護私有財產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史料無載不得而知。可知的是，錢不太認同大革命。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革命黨人處決。同年10月6日，訊息傳到北京，錢德明“跪地為此不幸君主祈禱，是日尚為其王舉行彌撒”④。據此推測，他有可能在乾隆面前批評了革命者及其主張。
馬戛爾尼使團1792年來華時的感受與見聞，也可以印證這一點。
使團成員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寫道：“近兩三年的法國內亂訊息在北京已有風聞，那裡所鼓吹的種種破壞秩序顛覆政府的主張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範。”據斯當東耳聞到的資訊，這種防範雖然沒有發展到全面驅逐洋人的地步，但“已經對在華外華人的行動注意監視”，外國技匠和天文學者們同歐洲的書信往來也要“受到嚴格的檢查”。斯當東認為，這種做法大可不必，因為法國的傳教士長期依靠匯款維持生計，而法國大革命破壞了這一點：
據此，斯當東將使團在清朝遭遇種種困難的原因之一，歸結為乾隆皇帝害怕法國大革命，同時也害怕與法國為鄰的英國使團：“最近法國的種種理論，沒有比中國政府更深惡痛絕的。使節團來自西方，中國不願同地球的這一部分接近。英國與法國為鄰，這一事實損害了它和遠方中國的關係。”⑥
♦ 乾隆晚年像
斯當東的上述印象，主要來自在華傳教士，其中最重要的資訊源之一便是錢德明。
使團來華時，年逾七十的錢德明已病勢頗重，但他很願意協助使團取得成功，所以給馬戛爾尼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了他所瞭解的乾隆和清廷。信中，錢德明勸馬戛爾尼不要操之過急，提醒他“中國很少有與他國締結條約的觀念”，清廷的特點是“對於任何一種新的事物最初總是抱著強烈的反對態度，生怕自己上當吃虧”，所以許多事情必須慢慢來，不妨先建立一個友好的基礎，“以後再陸續發生聯絡”。信中還提到，法國大革命給乾隆造成了很負面的印象，會影響他對使團的觀感：
“近來廣州下級官吏壓迫外人的舉動逐漸增加，……使節團越早來，效果越大。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⑦
以上是斯當東的轉述。錢德明原信的說法是：如果馬戛爾尼使團早些到達，“在巴黎的訊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擔憂前就到來”，那會好很多。現在，法國的動盪已經讓清廷感到了害怕，使他們變得“敵視任何改革”。轉述基本遵從了錢德明的原意。
♦ 法國所藏乾隆貴妃肖像畫
但在法國當代學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看來，錢德明的說法未必可信，“仁慈的耶穌會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懼說成是華人的恐懼呢？”進而，他懷疑斯當東對錢德明說法的認同，也只是在為出使的失敗尋找外部原因。佩雷菲特援引了一位當事人的看法，該當事人活躍於乾隆時代的廣州：
中文史料裡，確實找不到隻言片語來證實乾隆對法國大革命的擔憂（至少筆者未見，如有敬請分享）。以乾隆的知識結構，期望他理解法國大革命背後的思想理念與發生邏輯，也不太現實。更何況向他傳遞法國大革命訊息的錢德明，本就是路易十六的同情者。
有學者稱，“對乾隆來說，路易十六之死遠比崇禎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強烈得多”⑨，並將鎮壓白蓮教等行動與之聯絡到了一起。該論斷的想象成分顯然過多。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應該是：乾隆皇帝不喜歡法國大革命，但他也不會被法國大革命“震撼”，因為他理解不了法國大革命究竟“震撼”在哪裡。
♦ 路易十六像
真正被法國大革命震撼的，其實是鄰近法國的那些歐洲國家。馬戛爾尼使團回國後，在英國王室任職的諷刺作家馬蒂亞斯( Thomas James Mathias)，便虛構了一首乾隆皇帝批判法國大革命的詩作：
O’er th’astonished world
The flag of dire EQUALITY unfurl’d,
Drizzling with blood of millions streams in air,
The scroll, FRATERNAL FREEDOM, DEATH, DESPAIR!⑩
在馬蒂亞斯的筆下，這位坐擁數千年古老帝國與古老政治智慧的“乾隆皇帝”現身說法，痛斥了法國大革命的領袖，說他們為了追求“可怕的平等”而讓世界鮮血橫流，充滿了死亡與絕望。
乾隆皇帝不知道自己寫過這首詩，他也理解不了這首詩。
①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78頁。
②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六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1頁。
④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78-879頁。
⑤（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頁。
⑥（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頁。
⑦（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頁。
⑨李景屏：《法國科學傳教團來華及其影響》。
⑩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96), 30. 轉引自：Henrietta Harrison，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3, June 2017, Pages 6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