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變法，最近在看《雍正王朝》，可以從這個電視劇說一二，比如田文鏡。

劇中田文鏡是“酷吏”，他是雍正的親信，雍正新政，田文鏡作為河南巡撫，推行的是士紳一體納糧，

什麼意思，滿清祖制，士紳（讀書人、地主、官僚、有功名的人）不納糧、不服勞役，

換句話說，只有沒有土地的窮人才納糧，而有錢人是不納糧的，

這就有個問題了，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國庫越來越窮，而士紳這些人就是蛀蟲，錦衣玉食，掏空國家。

所以，雍正為了充實國庫，就推行新政，士紳一體納糧、火耗歸公、攤丁入畝等新政，田文鏡推行的是士紳一體納糧，李衛是火耗歸公和攤丁入畝，他們倆是“酷吏”。

如果你是士紳、讀書人、官僚，你會怎麼做？

這乾的就是刨你們家祖墳的事啊，所以河南讀書人罷考，清流李紱帶著一群清流聯名上折逼宮，參田文鏡。

就比如你是中產，一直以來富人不用交稅，現在推行新政，也就是變法，你每年交25%的收入，你怎麼辦？你不敢懟皇帝，但是敢懟推行新政的變法家啊，

歷朝歷代，為什麼到了中期就沒錢了？

無他，最大原因就是讀書人不納糧，而土地都在他們手裡，老百姓納糧，手裡沒土地，國庫自然收入就少了。

舉個例子，很多朝代農民交給皇帝的六十稅一，也就是1/60，而交給地主的是1/3，甚至1/2，其他都是地主的。

換句話說，官僚地主都吃飽了，留下一點殘羹冷炙給皇帝，皇帝當然不高興了。

當國庫缺錢了，就有了和珅這樣的能臣幹吏搞錢，別笑，和珅能搞來錢，對乾隆就是能臣幹吏，也有了張居正、王安石、賈似道、雍正這樣的變法家，也有了各種酷吏、宦官搞錢。

而不管變法成功還是失敗，最後都會向讀書人妥協，把變法家交出來，平息眾怒，然後把變法家塑造成奸臣，皇帝成了昏君、暴君，因為歷史是讀書人寫的。

比如商鞅之死、張居正被掘墓、賈似道成了奸臣、雍正成了矯詔篡位留下罵名、王安石罷官、王莽被推翻、楊廣被推翻等等

變法是一個犯眾怒的事，因為任何社會環境下，都有一群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比如地主、讀書人、企業家（其實是那啥）、世襲貴族，他們就是一群蛀蟲，損公肥私，只有變法，拿他們開刀，讓他們放血，國庫才能充實，民生才能改善，皇權才能集中，這必然遭到他們的瘋狂報復。

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群體，挑戰傳統的人一般都沒有好下場！只要是規則就一定會有既得利益群體或集團。改變規則就意味著讓一部分人利益承受巨大損失，而且這一部分人往往是群體中最有話語權的一部分人，佔據優勢資源和分配權力。嘗試變法的人如果背後沒有強大的支撐是不可能成功的。典型如商鞅，當背後支援他的秦孝公死後就被恵文王車裂了。

傳統的力量是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觀念和感情，所以改革如果沒有幾十年的時間和強大實力做支撐，影響一代人或幾代人。改革都不可能成功。革命革命，不成功就革你全家的命！即便你革命或變法成功，因為你損害了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你也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早晚都想要你的命。比如林肯！！！

變法一定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這部分人往往不是貴族就是權臣，所以一旦他們又反攻的機會那麼主持變法的大臣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我們就說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基礎，經濟快速發展軍事逐漸強大，這些都成為了統一六國的重要條件，可是商鞅變法觸及了秦國貴族的利益，所以商鞅在太子登基後被車裂而死。

變法和改革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一個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改革，不能徹底的推翻舊統治也不能徹底消滅隱患和根源，這讓舊勢力的代表們有機會翻身，也有機會反戈一擊，其實商鞅變法算得上成功的變法了，因為即使商鞅死後秦國一直在延續商鞅變法後的制度，這使得商鞅變法的成果一直得以鞏固和保持，所以秦國才有可能成為了統一六國的那個國家。

而其他的變法一旦主持的大臣失勢或者身死，那麼變法的成果就很難維持，比如王安石的變法，比如張居正的變法，比如戊戌變法。變法不是改革整體清除頑疾的手段，不過是在已經爛掉的基礎上修修補補的手段、

在電視劇《清平樂》裡，病重的老宰相呂夷簡對前來探視的范仲淹說：“冗員太大，再這麼著，這大宋撐不住。我一向堅持反對改革，祖宗的制度興許沒那麼好，但是你們改錯了，改得沒那麼好，你和官家都會成為大宋朝的罪人哪。”而且，在宋仁宗與呂夷簡商議改革之事時，他對宋仁宗說：“自古欲改制者多無善果。”這雖然是電視劇的情節，但與史實出入不大。

商鞅改革使秦國強盛，自己卻被車裂

秦國為何強盛，能夠在戰國七雄中鶴立雞群，最終滅掉六國，一統天下？關鍵源於商鞅的改革。秦孝公時，衛華人商鞅入秦，被秦孝公重用，推行了一系列變法，包括廢除井田制和世卿世祿等制度，推行縣制、獎勵耕織，嚴明刑罰，論軍功封賞等。此舉使秦國高效運轉，走上了復國強兵之路。

同時，商鞅的改革取消了世襲制度，得罪了秦國的貴族。而且，商鞅執法嚴厲，曾要處罰太子嬴駟，最後讓太子的師傅受了黥刑。公子虔違法，商鞅便對他處以劓刑，割了他的鼻子。為此，商鞅被秦國貴族恨之入骨。

秦孝公去世後，太子嬴駟繼位成為秦惠文王。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馬上下令逮捕商鞅。在秦國逃亡的商鞅，到邊關要住店，店主人告訴他按照商君之法，沒有憑證不能留宿。商鞅又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為商鞅曾帶兵入侵，拒絕他入境。走投無路的商鞅潛回封邑，帶兵起事，被秦軍鎮壓，商鞅兵敗身死，屍體被拖回咸陽車裂，全家都被誅殺。

萬幸的是，秦惠文王殺了商鞅，並沒有廢除新法，秦國透過持續的改革，實力碾壓了其他六國。

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

清朝末年，飽受列強欺凌，甲午戰爭失敗，與日本簽訂了賠款割地的《馬關條約》。國家面臨危亡，改革呼聲四起。1898年，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動下，光緒皇帝實施了“戊戌變法”，也稱“百日維新”。但改革觸及了清朝守舊派的利益，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帝，康有為、梁啟超出逃，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

譚嗣同本可以離開，但他決心犧牲自己，警醒華人。他對勸他走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絕命詩後，譚嗣同慷慨赴死。

縱觀古代中國的變法者，卻如呂夷簡所言多無善果，像北宋”慶曆新政“的實施者范仲淹那樣善終的並不多。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條是改革往往是激進的，觸及了既得利益者，改革者必然要付出代價。

同時，改革本身符合歷史潮流，雖然遭遇挫折和失敗，但終究會推動時代進步。如戊戌變法失敗後十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結束了中國兩年多年的帝制。

“變法”即是某種制度甚至政體的重大變革，變革的過程中肯定會涉及部分群體的既得利益，這個群體為挽回損失，便會與變法的倡導者發生衝突，如果最高決策者沒有堅定的信念強烈支援變法者，那麼最後便會和守舊派達成妥協，而這個時候，變法的倡導者或施行者便會成為眾矢之的的犧牲品，不得善終！

說到這個問題，首先讓人想到的便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為了秦國的經濟騰飛、國富民強，商鞅運用法家思想理念進行政體改革，為秦國最終的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他的廢除舊世卿世祿制、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廢除奴隸制，使土地國有制等，使秦國經濟繁榮、國力增強、軍力強大，同時也使天下人才彙集於秦。

但同時，這些制度非常直接地觸碰到了王公貴族和權臣們的切身利益，這部分人像極了國家的蛀蟲，他們要的是高人一等、安於享樂，哪管你國家如何發展。既得利益受損，他們便群起而攻之，最終商鞅作為變法的倡導者與施行人，落得個車裂的下場。

反觀當時秦國之外的其他諸侯國，有的變法失敗，有的想變法最終卻無法實施，原因便在於新法的施行將會觸碰到王公貴族和權臣的利益，最終因阻力過大，最高決策者不得不向權臣們妥協，仍然因循守舊，最後國破家亡。

變法實際上就是改革，而改革改的是舊制度，革的是傳統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的命，所以縱觀世界數千年的文明史，每每到了改革的時候無一不是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而改革者幾乎難有善終者。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魏國國君最早啟用李俚變法，李俚把各項法律編訂成冊，向社會大眾公告，此舉成功的使得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

而在李俚變法的時候，李俚遭到最強烈的抵制就是來自孔子，孔子認為法律不能夠向社會公開，這樣才能保持法律的威嚴，孔子學派是典型的尊崇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推崇愚民政策。

當然雖然李俚在變法的時候遭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但是所幸魏國國王是支援李俚的，並且李俚變法使得魏國迅速強大，成為中原最強國家，所以李俚得以善終。

而歷史上同樣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其原本也是魏國宰相的門客，由於其才能並未能夠受到魏國國君的賞識，於是去往了秦國，在秦孝公的支援下進行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核心也是嚴峻刑法，而算是受到魏國變法的深刻影響。

於是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國迅速強大，歷經六代國王的努力積累下了爭奪天下的資本。

而商鞅的改革雖然成功了，但是其下場卻是極其殘忍，最終被車裂而死。

商鞅之死其實主要在於支援他改革的國王去世，但是卻沒有與秦國新的繼承人交好，於是被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貴族清算。

而後來同樣有名的王安石變法，儘管改革失敗，但是幸運的是王安石卻並未受到保守派的清算。

在封建王朝，無論是哪個皇帝，皇權再怎麼集中，還是要依託世族和皇親國戚的力量。任何形勢的變法都會觸動世族和皇親國戚的利益，無論變法是否成功，皇帝都會在最後給世族和皇親國戚一個交代。也就是說，主持變法的都是皇帝的背鍋俠。可以參考商鞅、王安石等。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古代的變法，往往是一些大臣在皇帝的支援下，進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基本都是為了對國家進行改變。

然而變法的根本，也就是對利益的重新劃分，而這樣的重新分蛋糕，自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謂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變法從來就沒有溫和的，不拿出雷霆霹靂手段，你指望既得利益者會開開心心的交權，不把他們打痛打殘，那麼結果就是要麼是手段輕微，變法不徹底雙方陷入彼此拉鋸之中，從而造成了黨爭的局面，變法無法進行下去收效甚微。要不就是在對方的激烈反撲之中，變法失敗。

然而要知道的是，古代的變法都是自上而下，變法的前提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援，沒有這個支援，變法的本身就推行不下去，無法進行。

然而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皇帝支援的變法的根本目的，在於變法是可以對皇權或者說是皇族的統治有利的。變法可以改變國家固有的權力分配結構，使得皇帝可以獲得更大的權力，或者掌控更多的資源。這才是皇帝的目的。

那麼變法失敗自然不用說了，即便變法成功了，皇帝的目的達到了，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變法觸及的原有利益集團必然的反撲怎麼辦，這個時候如果維護主持變法的大臣與原有勢力死磕到底，反而不利於國家的穩定，只要固有利益集團不破壞變法，那麼主持變法的大臣被丟擲用以平息眾怒，這個是慣有的操作。畢竟皇帝的目的是達到他需要的效果而已，大臣的生死通常是不放在心上的。

好心一點的皇帝自己或者的時候是不會動手的，如果運氣差或者對方逼得緊，那麼晁錯的下場也是可以預期。

畢竟你使出多大的力量來變法，壓制固有既得利益的群體，就要做好已經長時間得到既得利益而強大起來的群體會有同樣的力量打回來的可能，畢竟比起新興的變法集團他們是更加的根深蒂固，盤根錯節。

我們都是享受到了變革紅利的人。如果沒有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咱們現在也沒有這種幸福安寧的生活。所以，在我們的印象中，改革開放都是相當不錯的。都是獲得全華人民一致擁戴的。

雖然現在依然有人懷疑大集體生產的時代，但是沒有人會願意重回那個時代，反而都很慶幸我們能夠有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偉大的舉措。

（鄧公南巡）

同時，咱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公，也被老百姓深深愛戴，深深懷念。他在咱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

但是讓人奇怪的是，古代中國也曾經進行過數次改革。可惜的是，這些改革者，無一例外都是一個非常悲劇的結局。

比如吳起變法。這是一場非常有名的改革。而吳起最終是被人射死的。就算他用楚王的屍體來當擋箭牌，那些想射死他的人，依然沒有饒過他。

比如商鞅變法。商鞅最終是被秦惠王車裂了的。秦惠王雖然車裂了商鞅，但是此後卻一直在執行商鞅的變革措施。後世的秦王也在延續這一措施。

比如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為了朝廷能增加財政收入，想了非常多的辦法。但是最終王安石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被解職，而且他去世以後，後世還對他進行清算。宋高宗甚至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後世數千年裡，也有人不斷對王安石進行否定性的評價。

比如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改革可以說為明朝江山的延續，建立了大功勞。但是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就開始清算他。不但沒收了他的所有財產，而且還把他的家人流放發配，讓他的後代妻離子散。

比如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明顯是一個促進清朝走向繁榮富強的一個好辦法。但是戊戌變法的倡導者結局卻極為悲慘。“戊戌六君子”被砍頭，而作為皇帝光緒，也被囚禁了起來。

（商鞅變法）

總之，中國古代的所有比較成功的變法，其變法領導者，無一例外都是悲劇的結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中國古代由於受到長久的農耕文明的薰染，形成了一種惰性文化。因為生產方式一直一成不變，文化認知上也一成不變。做事情的時候，都是以祖宗的做法為評判標準。祖宗如果說過或者做過，後世就照此執行。祖宗如果沒有說過沒有做過，後世就不予執行。

尤其是涉及到國家大事這一塊，更加會到前朝去找相關的先例。如果沒有先例，就不會採用。

而變法肯定是要推翻前朝的做法，重新幹一套的。既然是推翻前朝的做法，重新幹一套，顯然遭到的反對就是很多的。

（戊戌變法）

就是說，變法者每次在進行變法的時候，都是因為有君王極力支援他，他才能夠獲得成功。比如吳起變法，是因為楚王支援他，他才幹起來了。商鞅變法，也是因為秦孝公支援他。王安石變法，是因為宋神宗支援他。張居正變法，是因為李太后支援他。戊戌變法也在光緒皇帝在支援變法時，慈禧並沒有反對他。後來慈禧反對了，變法就失敗了。

總之，只有獲得君王的支援，變法者才能夠把變法的事情進行下去。但是一旦這位君王去世了，那麼變法者也就失去了保護。楚王一死，吳起立刻遭到追殺。就算他用楚王的屍體來擋箭也沒用，因為那已經是一具沒有生命的遺體了，不能夠再保護他。商鞅遭到誅殺，也是在秦孝公去世以後。

總之，如果沒有了保護神，變法者就沒有了護具，其結局肯定是極為悽慘的。

（吳起）

中國曆來是一個“人事社會”。中國古代最為發達的成果，就是人事成果、政治成果。雖然變法是為國家考慮，但是很多人並不這麼認為。

他們並不認為變法是在努力把蛋糕做大，是透過做大蛋糕，大家獲得更多的蛋糕。他們反而認為，變法者這樣做，是和他們分蛋糕。是變法者自己想獲得更大的那一份，是從他們的那一份中攫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說，吳起變法和商鞅變法，他們都嚴重影響到了舊貴族的利益。畢竟吳起和商鞅採用的法家思想進行變法，他們會剝奪一些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剝奪一些他們的權益，然後向地主新貴和老百姓開放。開放可以調動地主新貴及老百姓的積極性，從而讓整個國家變得富強。但是，那些舊貴族並不滿意。

不滿意，保護變法者的君王去世後，結局自然是很慘的。

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套比較好的政治制度和認知思維方式，這也保證了我們的變革，不再出現古代那些問題，所以才會成功。

（參考資料：《中國通史》等）

所謂的變法都是在打擊上層的既得利益集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王安石變法，比如市易法實際上打擊了壟斷市場的大商人集團，而他們的背後是國丈向家給他們撐腰，而免役法打擊的是地方士紳豪強，保護底層百姓的勞動力資源，而青苗法打擊的高利貸商人，如此一來就得罪了所有的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