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創造的文化科技達到了巔峰，軍事方面書籍教材訓練藍本，主張提倡文武兼備的統帥，而非單一騎射為本將帥，蒙古鐵騎太強大，在大舉進攻歐洲時，南宋還抵抗了幾十年，主要還是馬匹不夠，二是人口消耗也大。

卸妖

這個問題可以與“為什麼宋朝被嚴重美化了？”合併作答。

近來正複習《紅樓夢》，彷彿看到一段歷史。

賈家祖上屍山血海中趟過，立下不世之勳，建寧、榮二府。

傳至賈政一代，元春晉妃，建大觀園，“白玉為堂金作馬”，盛極一時。

然而，於外進退失據，倒黴事纏身;於內疏於料理，圈養出一批紈絝子弟

“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焦大

嘆如今

世人皆羨大觀園，無人感念老寧公

枉悲寶黛情未了，未知家破緣何起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陳寅恪

推崇漢唐制度與國力的陳老先生若知自己此言被宋吹斷章取義，九泉之下也不瞑目。

世人只知欣賞宋詞之美，讚歎宋代科技之先進，卻無人思考

誰流放了東坡？

誰讓三變終身潦倒？

誰使易安長尋覓？

誰視民眾如芻狗？

誰寬容貪腐，厚待汙吏？

誰殺死了自己的英雄？

誰讓科技脫離實際？

誰讓漢地首次全部淪喪？

誰葬送了燦爛的華夏文明？

你有快馬彎刀，俺有天靈蓋

你有狼牙棒，俺有天靈蓋

你有回回炮，俺有天靈蓋

如此之存在感，不要也罷！

謝邀，先後，大小，長短，分合慣性，評判標準等等都可分析。但這裡只提一點，西晉的重點在內部秩序的重新整合，結果沒成功，很快分化。宋的內部整合迅速完成，重點是外部的戰略平衡，結果也不成功。外敵越盤越大，結果被外敵吃掉。至於存在感都是現代人的馬後炮。我也放一個，西晉的教訓是內部不懂妥協，易為外部所剩。宋的教訓是分散的對手，比一個強大的對手好對付。

自趙匡胤陳橋兵變，到崖山海戰大宋滅亡，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三百多年基業，雖然沒有實現大一統除去被遼佔領的燕雲十六州，也算統一了大半個中原及其南方的廣袤土地。

而大宋又分南北兩宋，在這之間，雖然飽受外辱，但經濟發展迅速，尤其文豪輩出，在兩宋交替之間，湧現出了一批流傳千古的驚世駭俗之作，而宋詞更是成為了這個朝代的代名詞。

而大一統的西晉太亂，基業也不長久，八王之亂更是民不聊生，比之大宋，當然不可相提並論。

宋朝建立之初，即公元960年左右，記錄在冊的總人口數，大約只有650萬。

再到端平二年，即公元1235年，宋朝全部人口已在6000萬以上，此後南宋與金保持了一段相當長的穩定期，這段時間以內，南宋的總人口數突破一億大關。

其次，宋朝時全國總耕地面積，達到7.2億畝，GDP更是一度佔到全球60%，並且北宋時期的稅收，最高曾達到過一億兩白銀。

宋仁宗天聖元年，即1023年，正式由朝廷官方出面，設立交子務，使用交子代替金錢流通，是全世界最早的紙幣。

而直到公元1694年，英格蘭銀行才開始正式使用紙幣，比宋朝晚了將近700年。

再者是軍事實力，宋太祖平定天下時，是38萬，到了宋仁宗時期，全國軍隊人數達到126萬，為世界之最。

相關科技成就，只說一個：活字印刷。

文學繁榮鼎盛，出現了宋詞，以及一大批隨便說一個出來都足以吊打無數後人的文學大家，比方說蘇軾，王安石，等等等等。

最後補充一點，宋朝雖然兩度傾覆，始終外敵不斷，

但卻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

為什麼宋朝在中國的歷史上存在感很高？

因為創造出很多歷史之最，並且在後世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無可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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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宋朝偏安一隅，但不論是經濟、文化、還是工商業，在古代王朝中都首屈一指。

一，宋朝人口破億。盛唐時期，人口最高為5288萬；宋朝人口從最初的4640萬到北宋末年的1.25億。後來人口的再次破億，是清朝乾隆時期。

二，人口暴增的背後自然是經濟的繁華。唐朝長安城內“坊”與“市”嚴格分開，“坊”是居住區，“市”是貿易區。宋朝汴梁城或者臨安城則不同，有了“臨街設店”，宋太祖更是推遲宵禁時間，後來直接取消，出現通宵達旦的場景。

雖然宋朝給人的感覺是羸弱，其實宋朝軍力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不堪。但宋朝是生活指數最高的朝代，外國史學家將宋朝社會比喻是“當時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會”。如今，如果可以穿越，很多人願意穿越回宋朝。

宋朝為什麼值得華人驕傲?有一位外國著名學者說過,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程序。

除此之外，華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佈公曆時的資料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於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彷彿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後，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鑑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象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華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人們比較樂於回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這個朝代只有離開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鴉片戰爭之前，當華人還不瞭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開啟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佔的最後一個堡壘。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在採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只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透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計程車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

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什麼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駕崩時，李皇后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塗)。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后一日送密札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后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作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講這麼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採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權力實際上更集中。其次，由於宋庭採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可以說，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裡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最後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捱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隻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裡去)。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裡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裡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迴圈——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鋌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迴圈。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僱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中中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假如我是一個專門搜尋“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話，我甚至可能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當然，我不是)這雖然好像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但認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人的卻決不只我一個，也決不只是在開玩笑。

我們首先來說為什麼西晉的存在感那麼低？統一後的西晉開啟的不是王朝的強盛，而是中國幾百年的分解，尤其是西晉後的五胡十六國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災難，北方的漢族差點滅族，這樣的痛苦記憶沒有多少人想再次回憶。因為這記憶與晉朝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自然晉朝被人們選擇性的忽略了。

而宋朝呢？在中國歷史上確是辨識度極高的，宋朝的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在當時的世界都是領先的，這點到現在我們提起來都為之自豪。並且題主所說的宋朝不是大一統這個問題本身都有異議，按照傳統的漢地來說，宋朝也可以說是完成了一統，所以是不是統一的問題，我想會有人給予你解答的。

我們現在再來說宋朝的存在感為什麼那麼高的原因，除了以上之外，還有就是宋朝代表了當時的中國，遼、金為什麼不遺餘力的想佔領中國腹地還不是想取得當時東亞的主導權。

最後一點生活在宋朝的百姓、文人，商人等等基本上都是幸福的，我們現在所瞭解的宋文化都是幸福感很高的宋人寫的，這也就是軟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