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藩鎮割據，宋矯枉過正崇文抑武，大明太祖撤宰相親力親為以及錦衣衛特務制度來試圖改變唐宋弊端，到了成祖之後卻重用太祖嚴禁的太監並設立太監特務機構甚至絕大多數情況下比原先錦衣衛制度級別更高更酷烈，成祖這事兒上錯了。

東西兩廠建立初期，就是特務機構，做的是迎合皇帝的事。西廠出來就是為了抑制東廠發展。在這類組織初期，深得皇帝信任，並且根基不穩，不會有太大顧慮和擔憂。

發展到中期，東西兩廠迎合皇帝，權利越來越大，皇帝想治理，要考慮黨羽之爭認為這兩個特務機構還是聽自己的，而且特務機構的話比外臣的話更入皇帝的耳，並且接觸皇帝方面肯定是東西兩廠的負責人接觸的更多。孰重孰輕一對比，仍然會容其發展。

到後期，皇權旁落，掌握重權的反而是東西廠負責人，結黨營私，皇帝想管，也管不了了。

一、宦官身殘無後，無法建立自家王朝

宦官本來並不一定被閹，只是後宮與內廷更偏好閹人來做，閹人才成為秦漢以後宦官的主流。皇室就是看重了閹人無法留後、無人繼承其地位與財富的特色，才把內廷與後宮的男奴盡數交給閹人宦官來做。

古代的王朝是一家一戶的王朝，強調祖宗父子相傳，駕崩的帝王也會被請進太廟來享受祭祀。象徵著最高權力的皇位，之所以要世襲，其實也是一種對古代政治局面的穩定手段（為什麼古中國只能產生皇權專制，可參考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此處不展開）。而閹人化了的宦官，壓根就沒法兒做到父子傳位，那麼閹人皇帝死後，由誰來繼承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不穩定，這對於古代中國而言，乃至於同樣幅員遼闊的其他古代帝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古代中國皇權社會的中層支柱是傳承儒家文化計程車大夫階層，而宦官身上的身殘、無後、低賤等特點，恰恰是信仰禮治與孝道計程車大夫所不齒的。從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自述的忍辱狀態，到東漢、唐、明士大夫均自比清流而與濁流宦官所展開的鬥爭，可以看出士大夫與宦官之間是存在尊卑之別、清濁之分的。而且，從中國古代的律法上看，宦官只不過是皇室家奴，尊貴屬於皇室與皇權，宦官歸根結底只是附庸與奴僕，法律人格是不完整的、是低賤的。士大夫自然不可能允許宦官起到自己頭上，更不可能去向宦官俯首稱臣。

可見宦官是被士大夫所天然反感的，如若弄權專權更是會被時人與史書罵個狗血淋頭，若是真有個宦官想謀朝篡位，難度係數相當之大，即便一時成功弒君也不會獲得士大夫的支援去建立新朝（如中晚唐宦官即便能弒殺皇帝，也只能在弒殺之後再立一個李唐宗室，而不是取而代之）。

以上兩點，使得宦官成為皇權的絕佳臂膀，一個比文人士大夫、軍功武人、後宮外戚還要放心的臂膀。

明清的政治制度設計，是漢唐宋元政制的集大成，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的巔峰，在成熟的明清政治體制中，士大夫、軍功勳臣、後宮外戚乃至於宗室皇子都不可能危及到皇帝的地位。所以，在建文削藩與靖難之役後，隨著永樂年間對宗王分守邊疆的進一步制約，堵上了明初分封所產生的制度設計“宗王缺口”，之後，再也沒有任何一種皇權周邊的勢力可以顛覆一家一姓的皇權，去建立自己的王朝，除非敵人來自民間或外部。在這種局面下，哪怕宦官不是閹人、不是賤奴，而是與外戚、士大夫、功臣、外戚一樣的貴族，也不可能透過持續掌權來從內部顛覆舊的皇權。

明太監從來沒有勢力太大，他們所謂的勢力過大，只是代表著皇權對文官體系在某一階段勢力大而已。

明的太監只是家奴，哪怕做到魏忠賢這種，要拿下也只是當朝天子一句話，殺他都不用解釋的。

但是要殺大臣，就需要走明確的司法會審。

說白了，就是一把手，挑動底下人鬥，你們宦官和文官鬥起來，皇位才能坐的穩，如果那方勢力大，就打壓打壓，底下人斗的不可開交，時不時互相告告狀，皇帝還能撐握底下情況，要是下面人抱成團了，那皇帝也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