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皇帝不選擇弒父殺君的原因就在於他如果殺了自己的父親，他作為天下人的君父，其他隨便一個人是否都可以殺他呢？

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當儒家文化完全融入各個政權以後，這裡可以以宋朝為一條線，宋朝以後，這樣的事情幾乎沒有，宋朝以前還是不少的。

打個比方，就像基督教教皇砸了耶穌的雕像，那他還能得到其他信徒的尊重嗎？其他信徒是因為耶穌才尊重耶穌的代言人教皇，教皇背叛了耶穌，他的信徒們還會跟隨他嗎？明顯不可能啊。

同樣，皇帝打的就是孝道牌，可以把朝廷當作一個宗教，皇帝就是教皇，孝道就是信仰。皇帝殺了自己的爹，不尊信仰，這就給了其他人一個理由來推選另一個教皇。放在中國古代就是起義，用一個理由強行顛覆政權。

就算是弒父篡位，這些皇帝也必須要美化自己而且要掩蓋事實，什麼病死了、不小心摔死了......諸如此類。

就像李世民是殺了兄長、囚禁了父親當的皇帝，他是一個有德之君，卻三番五次地不敢去泰山封禪，就是因為這段經歷給李世民留下了陰影。

在遊牧民族中，他們長期打獵為生，他們早期沒有穩定的政權交接問題，誰最強壯誰就是首領。這種思想後來也深深刻在了遊牧民族的骨肉裡，他們不崇拜首領，只崇拜強者。

就像成吉思汗殺了許多部落的首領，但是他仍然被蒙古族當作千年最偉大的領袖。

關於這個問題，愚見首先是受孔孟之道思想的影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源自於《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安史之亂”中的胡人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所殺，史思明也步了安祿山的後塵，被兒子史朝義殺了。

後來史朝義兵敗，逃到今唐山東部，最後眾叛親離，走投無路，非常絕望，在溫柵（今灤州市榛子鎮一帶）樹林中找了一個歪脖樹，自縊身亡。

其另外的一個原因是帝王生前就立遺囑確立了王儲，長幼有序，確定顧命大臣進行輔佐，使其王位根深蒂固。

其三，歷史上趙盾族弟弒君晉靈公後，史官董狐記載:“趙盾弒君。”

董狐留下了史官直筆的故事，這也許讓有些人望而生畏，不願背千載罵名吧！

漢民族自秦國商鞅變法後，就是父子分居，後來秦始皇一統天下，秦法施行於天下，

父子必須分門立戶，以方便出勞役，徵收賦稅；

所以兒子想殺老爹是很難的，

尤其是做了皇帝，太子和皇帝住的宮殿隔得比較遠，而且重兵把守！

相反，少數民族父子混居，想殺的話幾步路就到了，殺完了回來酒還是熱的！

我炎黃子孫！尊孔子也聖！以孝為先！兒子殺老子你就是大孽不道！會被世人唾棄的！會被賜死的！永世不得安生！所以就算是要當皇帝也不可能把爹殺死！

中國禮儀道德觀念根深蒂固，誰都不想落下一個弒父遺臭萬年的罪名。

而遊牧民族可不在乎這些世俗之觀念，在它們心裡利益才是一切。

搏一搏，單車變機車！

北方遊牧民族有兄終弟及的傳統，相比於漢人王朝父死子替是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不好。

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雲”的宿命便是源於這個兄終弟及的傳統。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時刻處於遷徙之中，這必然就需要強大的領袖，而非弱小的幼童。

反觀漢人王朝，作為農耕民族政權本就極為安定，父死子替是宗法制的傳統，更是人性自私的寫照。

兩種繼承方式在兩種民族種都是合理的，但並非完全合理。

遊牧民族需要強大且成熟的領袖，但卻違背了人性的自私，誰不想將權力和財產就給自己的子孫呢？

農耕民族需要穩定和尊重傳統，但漢人王朝時常出現幾歲十幾歲的小皇帝，這就對國家不利了，於是外戚專權、宦官干政、垂簾聽政、權臣把持朝政、大將擁兵造反等政治不穩定因素就層出不窮了。

古代生產力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有限，人們平均壽命都不高，於是當一個地區、國家或民族的領袖死之時，子嗣尚且年幼，而其兄弟可能正當壯年。

對於穩定的農耕民族政權來說，年幼的領袖還沒什麼大礙，但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問題就大了去了。

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雲”便是由於領袖死後，其子嗣和兄弟之間很容易發生奪權的爭鬥，於是遊牧民族的政權便分裂甚至於分崩瓦解了。

而在權力的誘惑下，弒父篡位現象的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為明知道自己不能繼承領袖之位，還不如搏一搏，搞不好就單車變機車了。

1：儒家思想層面

從漢武帝時代，儒家就佔據了治國的高位，而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其他的其他的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等思想都是以“仁”為中心展開，其中孝悌倆字代表了儒家對家庭觀念，以後有出現諸如：治國如治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思想被廣泛接受！

秦漢之際流行的儒家著作《孝經》在後來更是成為了儒家的核心經典之一，是每個讀書人甚至統治階層必須要讀的！

2：古代社會層面

在古代由於生產力不是非常發達，要想生存，個體必須要依附在一個群體之中，而中國古代主要是以宗族為單位，也就是俗稱的大家庭，宗族其實還是需要一個“孝”字來維繫的！

3：為什麼遊牧民族多

遊牧民族看似非常強大的社會群體，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在惡劣的大自然中，可能一場大雪就會讓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遭受滅頂之災，這種情況下，就對個體的能力要求特別高，親情就會被弱化！所以就會出現很多弒父募位的帝王。這也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後接受漢化後，弒父的情況就出現的非常少的原因！

首先，中國長期是一個以血緣家庭為基礎的倫理社會。家庭是社會的基石，早在先秦時期中國的家庭形態就已經成型。父母妻子的關係得到了論證，也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可是遊牧民族卻一直都沒有穩固家庭關係。收繼婚（妻後母報寡嫂）和搶親一直存在於少數民族家庭中，以至於孩子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情況也長期存在。這就導致了孩子對於血緣的認同不足，父親對於孩子尤其是長子的感情也相對不好。因為在收繼婚之下，第一個兒子有可能是妻子前任丈夫的遺腹子。所以，包括成吉思汗在內都非常寵愛幼子而疏遠長子。兒子弒父的情況也比中原王朝多了很多。

其次，遊牧民族的兒子攫取和獲得力量的年齡比中原要早。古代中原平民二十歲弱冠，三十而立。基本上在這一個區間才會獲得獨立的能力，想要超過父親的力量和積累恐怕還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可是草原民族的孩子很早就會離開家庭，獨自外出發展，所以他們的力量成長的很快，可能在很小的年齡就已經有了一片天地，可以和父親抗衡。因而弒父篡位才有可能。

第三，倫理關係是文明的象徵，遊牧民族的開化程度比中原低。用中原的話說就是不知禮樂綱常，無異於禽獸。所以，在他們的意識中父親和普通人的差別可能並不大，弒父奪位會被理解為是合理的了。因此，弒父的少數民族首領非常多。

西周時期的《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因此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在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同時西周禮樂制度也對階級有了一個明確劃分，君臣父子、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等等，都有了明確的規定。

後來西周禮崩樂壞，中國社會進入春秋戰國的亂世，傳承了大量西周禮樂制度的魯國也誕生了孔子這樣崇尚禮教的大儒。《論語·顏淵》有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來還出現了“夫夫、婦婦”之說。

到了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再度得到大發展，出現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和“仁義禮智信”這“五常”。

在科舉制度出現之前，當時選官主要是“察舉制”和變種“九品中正制”，對於孝悌非常重視，父子倫理的觀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在此後的社會發展中，儒家思想越來越被統治者廣泛應用，“三綱五常”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誰敢弒父篡位必將遭到天下人和史官的唾棄，遺臭萬年，因此在漢人或是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比較大的地區，很少會出現弒父篡位的帝王。

皇位傳承與民間傳承實際上並無多大區別，主要是“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其中父死子繼中又包括了“嫡長子繼承製”、“指定繼承人制”、“密詔立儲制”等等。

比如建文帝朱允炆就是嫡長子繼承製的直接受益人，而漢武帝劉徹則是指定繼承人制度的受益人，嘉慶皇帝是密詔立儲制度的受益人。

總之一句話，只有一個人可以繼承大統，而且這個繼承人是得到法理保證的，因此我們經常能在歷史上看到乳臭未乾的小孩子、甚至是一個庸才繼承皇位，但天下依然太平的情況。

歷朝歷代的皇帝在登基稱帝之後，並不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跟家裡人住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實際上妃嬪、皇后、太子、皇子等人一般按照各自的等級地位分別有各自的住所。

賈公彥疏：“案《內則》雲：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

平時如果沒有必要的話太子或是皇子是不能隨意覲見皇帝，更不能進入皇帝的後宮；妃嬪也不能隨便見皇帝，皇帝也不能隨便指定哪個妃嬪侍寢，得翻牌子，因此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得不到皇帝臨幸。

這就減少了皇帝被皇子刺殺的可能。

另外，皇帝在官員設定上也頗費苦心，設立宰相協助處理政務，設立太尉/司馬協助掌管軍隊，設立御史協助監督文武百官，下面再分設三省六部、大理寺，又設立宗人府、錦衣衛、東西廠、粘杆處、廷尉獄、典籤等等各種部門來分割權力，監督文武百官和各種皇親國戚，包括諸位皇子，保證最終決定權在皇帝一人手中，所有文武大臣只效忠皇帝一人。

種種措施保證了皇權的強大和皇帝的無上地位，因此即便有皇子想弒君篡位，那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手上的實力。

而遊牧民族大多地處苦寒之地，物產稀少，農耕文明落後，糧食產出不穩定。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生存下去，不同部落之間經常爆發戰爭，因此相比漢人，遊牧民族民風要更為彪悍，更加崇尚武力。

也是因為經常爆發戰爭，因此遊牧民族對於強者總是更加崇敬，崇尚強者為王，只有強者才能成為首領，當首領衰弱的時候，就需要另外一個強者來代替他的位置。

因此很多遊牧民族來說，只有強與弱的區別，沒有父與子的區別，兒子奪取父親的王位是名正言順，其他人奪取王位也是名正言順，也就是王位繼承人人選的廣泛性，只要你覺得自己夠強，就可以參與王位的爭奪。

因此遊牧民族內部的權力鬥爭實際上要比農耕文明更為激烈，這也是遊牧民族政權經常一夜崛起，然後又在短時間內衰落的根本原因。

甚至為了節省資源，遊牧民族中還出現兒子既繼承王位也繼承妃子的情況。當時王昭君出塞嫁給了呼韓邪單于，在呼韓邪單于死後，復嫁呼韓邪單于長子復株累單于。

文明的差別使得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弒父篡位的帝王，而遊牧民族卻很多，實際上無論遊牧民族還是農耕文明，這都是一種基於現實需要、基於文化傳承需要的最佳選擇。

而當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廣泛任用漢族官員之後，也開始逐漸被漢化，這正是漢族文化所強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所在。

差別就在兩種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上：遊牧和農耕。讀英華人寫的《金枝》，世界普遍如此。遊牧民族必須有一個年輕的首領，不然整族都被滅了，不管弒父還是殺兄，總之必有韜略，必有武功，才能做領袖。農耕民族只需要一個名義上的天子就夠了，大臣廷議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