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家改造”，指的是日本陸海軍中的少壯派狂熱分子痛恨日本當時的文官政府，認為他們是“特權階級和閥族”，會導致國家的滅亡。這些狂熱分子主張“從那些盜取天子統治大權，並傲居全體國民之上驕恣不義的亡國之徒手中，把國家奪回來”。許多民間右翼團體也支援這種思潮，有統計稱，這類右翼團體在1932年年末至少達到了493個之多。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這種“改造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以血腥的刺殺行動來推動的程度。如1931年初，櫻會頭目橋本欣五郎與右翼巨頭北一輝等人，聯合參謀本部諸多要員，計劃於該年3月19日發動軍事暴動，以武力剷除文官政府，實現軍人執政。該計劃後來被日本政府偵知，但卻無力對參與計劃者採取任何懲治措施。最後，這種血腥刺殺終於發生在了七十七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的身上——1932年5月15日，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刺客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內中稱，“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
犬養毅被刺殺的直接原因，是他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引起了狂熱分子的不滿，被指責為“非國民”。
♦ 犬養毅
此事的始末，簡要說來是這樣的：事變爆發時，日本是若槻內閣，犬養毅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Quattroporte。三個月後，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佈總辭職，犬養毅以第一反對黨Quattroporte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後的第三天，犬養毅派遣了密使赴華，希望透過私人管道尋找解決事變的辦法。
未入主內閣之前，犬養毅曾以政友會Quattroporte的身份支援過關東軍的行動。他為關東軍辯護稱，“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定的條約，長年漠視日本應享有的權利，才釀成事變。”入主內閣後，對關東軍在東北持續的軍事擴張，犬養毅也繼續予以公開表態支援，還辯解稱：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是為了剿滅馬賊；關東軍接管中國東北的地方行政組織，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全逃跑了，是為了挽救佔領區不要陷入恐怖的無政府狀態。對關東軍自導自演的“偽滿洲國”，犬養毅內閣也公開表態支援，稱政府今後的政策走向，是協助所謂的“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成為一個新國家。
但是，在透過私人管道尋找解決事變辦法的過程中，犬養毅的立場與公開表態時的立場，略有一些不同。據他的左右手古島一雄後來披露，犬養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宗主權”，然後由日中兩國聯合在東三省建立新政權，“平等開發”東三省的經濟。犬養毅的密使萱野長知則回憶稱，他來華後與中國政府秘密接觸了一個多月，雙方初步達成了一個基本框架，包括“一、日本自東北撤兵；二、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三、指定該地為實行三民主義模範區；四、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五、准許日本移民東北；六、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
無論是古島一雄的披露，還是萱野長知的回憶，犬養毅在秘密交涉中所持的主張，仍然是一種包藏禍心的侵略手段，仍然旨在擴張日本在東北的勢力和特權。但在那些主張直接佔領東三省的關東軍狂熱分子眼裡，這種手段卻顯得太過“保守”了，是對關東軍的一種“背叛”。歷史學者黃自進曾評價說，犬養毅之所以要走秘密渠道，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日本與中國做‘有取有舍’的公開性外交談判。當時在日本軍部刻意操縱輿論的情況下，日本全華人民都陶醉於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絕對性勝利。”
也正因為日本國內的輿論已極為狂熱，當萱野長知的秘密行動被軍部偵知後，犬養毅立即於1932年1月5日命令萱野長知中斷一切談判回國。犬養毅之所以不願支援關東軍搞直接佔領，主要出於國際環境層面的考慮，他在1932年2月15日給陸軍元老上原勇作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希望上原勇作出面約束軍部的少壯派軍人，理由便是：（1）關東軍在東北運作所謂的“滿洲國獨立”，將會“引起與九國公約的正面衝突”，使日本在國際外交上陷入孤立；（2）為了防範蘇聯，日本“必須早日與中國本部改善關係”。
上原勇作沒有迴應犬養毅的請求，犬養毅內閣與軍部的關係反因此變得更加緊張。最終，支援對華侵略、只是在侵略方式上存有不同意見的犬養毅，成了日本少壯派軍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賊”，遭到了槍殺。
1933年，參與刺殺犬養毅的數十名兇手被提起公訴。被告們在審判席上輪番表達了“改革日本的決心”，認為“毀滅就是建設”。9根泡在酒精裡的手指，超過100萬份的請願書（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書），被送到法庭，表達對被告的支援。辯護律師在總結陳詞裡說：“他們的英雄般的決定甚至能夠讓魔鬼動容”，最終，所有被告獲得了輕重不一的“監禁”作為懲罰。法庭在判決詞裡說，他們的“憂國之至情，有可諒鑑之處”。
刺客、請願者與法庭，當時皆未意識到日本正在走向失控，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深淵。
所謂“國家改造”，指的是日本陸海軍中的少壯派狂熱分子痛恨日本當時的文官政府，認為他們是“特權階級和閥族”，會導致國家的滅亡。這些狂熱分子主張“從那些盜取天子統治大權，並傲居全體國民之上驕恣不義的亡國之徒手中，把國家奪回來”。許多民間右翼團體也支援這種思潮，有統計稱，這類右翼團體在1932年年末至少達到了493個之多。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這種“改造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以血腥的刺殺行動來推動的程度。如1931年初，櫻會頭目橋本欣五郎與右翼巨頭北一輝等人，聯合參謀本部諸多要員，計劃於該年3月19日發動軍事暴動，以武力剷除文官政府，實現軍人執政。該計劃後來被日本政府偵知，但卻無力對參與計劃者採取任何懲治措施。最後，這種血腥刺殺終於發生在了七十七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的身上——1932年5月15日，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刺客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內中稱，“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
犬養毅被刺殺的直接原因，是他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引起了狂熱分子的不滿，被指責為“非國民”。
♦ 犬養毅
此事的始末，簡要說來是這樣的：事變爆發時，日本是若槻內閣，犬養毅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Quattroporte。三個月後，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佈總辭職，犬養毅以第一反對黨Quattroporte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後的第三天，犬養毅派遣了密使赴華，希望透過私人管道尋找解決事變的辦法。
未入主內閣之前，犬養毅曾以政友會Quattroporte的身份支援過關東軍的行動。他為關東軍辯護稱，“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定的條約，長年漠視日本應享有的權利，才釀成事變。”入主內閣後，對關東軍在東北持續的軍事擴張，犬養毅也繼續予以公開表態支援，還辯解稱：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是為了剿滅馬賊；關東軍接管中國東北的地方行政組織，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全逃跑了，是為了挽救佔領區不要陷入恐怖的無政府狀態。對關東軍自導自演的“偽滿洲國”，犬養毅內閣也公開表態支援，稱政府今後的政策走向，是協助所謂的“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成為一個新國家。
但是，在透過私人管道尋找解決事變辦法的過程中，犬養毅的立場與公開表態時的立場，略有一些不同。據他的左右手古島一雄後來披露，犬養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宗主權”，然後由日中兩國聯合在東三省建立新政權，“平等開發”東三省的經濟。犬養毅的密使萱野長知則回憶稱，他來華後與中國政府秘密接觸了一個多月，雙方初步達成了一個基本框架，包括“一、日本自東北撤兵；二、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三、指定該地為實行三民主義模範區；四、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五、准許日本移民東北；六、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
無論是古島一雄的披露，還是萱野長知的回憶，犬養毅在秘密交涉中所持的主張，仍然是一種包藏禍心的侵略手段，仍然旨在擴張日本在東北的勢力和特權。但在那些主張直接佔領東三省的關東軍狂熱分子眼裡，這種手段卻顯得太過“保守”了，是對關東軍的一種“背叛”。歷史學者黃自進曾評價說，犬養毅之所以要走秘密渠道，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日本與中國做‘有取有舍’的公開性外交談判。當時在日本軍部刻意操縱輿論的情況下，日本全華人民都陶醉於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絕對性勝利。”
也正因為日本國內的輿論已極為狂熱，當萱野長知的秘密行動被軍部偵知後，犬養毅立即於1932年1月5日命令萱野長知中斷一切談判回國。犬養毅之所以不願支援關東軍搞直接佔領，主要出於國際環境層面的考慮，他在1932年2月15日給陸軍元老上原勇作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希望上原勇作出面約束軍部的少壯派軍人，理由便是：（1）關東軍在東北運作所謂的“滿洲國獨立”，將會“引起與九國公約的正面衝突”，使日本在國際外交上陷入孤立；（2）為了防範蘇聯，日本“必須早日與中國本部改善關係”。
上原勇作沒有迴應犬養毅的請求，犬養毅內閣與軍部的關係反因此變得更加緊張。最終，支援對華侵略、只是在侵略方式上存有不同意見的犬養毅，成了日本少壯派軍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賊”，遭到了槍殺。
1933年，參與刺殺犬養毅的數十名兇手被提起公訴。被告們在審判席上輪番表達了“改革日本的決心”，認為“毀滅就是建設”。9根泡在酒精裡的手指，超過100萬份的請願書（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書），被送到法庭，表達對被告的支援。辯護律師在總結陳詞裡說：“他們的英雄般的決定甚至能夠讓魔鬼動容”，最終，所有被告獲得了輕重不一的“監禁”作為懲罰。法庭在判決詞裡說，他們的“憂國之至情，有可諒鑑之處”。
刺客、請願者與法庭，當時皆未意識到日本正在走向失控，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