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公元1011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派遣使者到福建取回三萬斛稻穀，這些稻穀並不是宋朝普遍種植的糯粳二米（在宋朝稱之為“白糧”）而是一種從當時被稱作是佔婆或占城的越南南部的外來稻種，故名為“占城稻”。
宋真宗為什麼要不遠千里從福建取回這種外國稻穀呢？
這是因為有人向他奏報，說江淮兩浙地區，稍有旱災水田的產量就會大幅縮減，時常造成青黃不接的情況。而占城稻是一種早稻，成熟早結粒快，一年可以收穫兩到三次，產量較之粳米提高很多。而且占城稻不擇土地肥瘠，隨種隨收，可播種面積比粳米和糯米大得多。
宋真宗聽到占城稻的這些好處後，下令從福建取來稻種，分給江淮兩浙的農民，令其種植，還命當地的轉運使張榜向農戶介紹占城稻的種植方法。
宋真宗為了推廣這種新作物還親自示範，下令在皇宮內玉宸殿種植占城稻，種成之後皇帝親自率領群臣觀看，真宗皇帝還乘興還做了一首占城稻賦，以頌揚占城稻的優秀。宋朝官方大力推廣占城稻的做法，在華中華南引發了種植早稻的熱潮，國內研究多把宋代雙季稻、三季稻的推廣歸功於占城稻的大範圍引種。並認為占城稻的早熟優勢可以讓宋朝農民能夠進行不同作物輪作種植以及不同品種水稻的輪作種植，增加了糧食產量。
中國學者翦伯贊認為：“因為占城稻不擇地而生，成熟較早較快，所以在北宋期內的江南西路鄉民所種稻田，十分內七、八分是早佔米，只有二、三分分種大禾”。
按照宋人的文獻記載，占城稻大範圍種植之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山東路的汝州，引入占城稻之後緩解了天旱造成的減產，得以“歲歲足食”。江南東西路在遭遇旱災的時候，占城稻仍能獲得不錯的產量。在宋真宗下令推廣占城稻六十多年以後，長江以南的各個路都已經有一定面積的占城稻種植。
◎ 宋真宗在江南地區大力推行占城稻種植
相比起宋朝農民傳統的種植作物糯稻和粳稻，占城稻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首先，生長期短，粳稻從播種到收割一般需要六個月時間，占城稻只需百日，後來甚至引進了八十日，六十日的品種。由於占城稻生長期短，一年內可以兩作甚至三作，提高了水稻的年均畝產，有人認為，宋朝的人口突破了唐代巔峰的八千萬人左右，增加到一億，這其中就有一部分功勞屬於一年兩作、三作的早佔稻。
其次，不擇地之肥瘠，隨處可以播種，且有一定的抗旱能力。有人憑藉《宋史·食貨志》的記載，認為占城稻是一種旱稻。其實在宋真宗命人在各處張貼的占城稻種植榜文裡寫了占城稻育種的方法，要先要在水中浸泡，育成秧苗後移栽在水田裡。等禾苗略微長大再移往他處，可見占城稻實際上還是一種水稻。不過占城稻的確有用水少、能耐旱災的優點，這使得它能夠在距離水源較遠的高地上也能存活，遇到旱情以後受到的損失也比較少。
第三個特點，今天的農史學家較少提到，在當時的人來看，占城稻碾出的占城米是一種很難吃的米。南宋人舒磷記載占城稻這種外來作物就說：“本朝的水稻分大禾穀和小禾穀，大禾穀又叫粳稻，顆粒大有谷芒，只能種在肥沃的田地裡；小禾穀就是占城稻，又叫山禾稻，穀粒小，沒谷芒，播種不挑肥瘦地，大禾穀收穫少，價錢貴，所得除了輸官上供外，非富家大戶不能吃到，小禾穀收穫多價錢賤，貧下戶都吃它。”
這段話反映的事實是占城稻雖然收穫多，但口感差，官府和富家大戶都不願意吃，只有貧賤之人為了果腹不得不勉強食用。
事實上，占城稻米和糯米和粳米不同，占城稻的稻米屬於一種燦米。稻米的口感是看米中所含的澱粉結構所決定，稻米中的澱粉分為兩種結構，一種叫做支鏈澱粉，粳米中含量較多，一種叫做直鏈澱粉，燦米中含量比較多。
當支鏈澱粉成分多而直鏈比較少時，烹煮好的米粒就比較有彈性和粘性，直鏈澱粉較多時，煮好的米飯米粒較硬，沒有黏性。可能有些人認為硬米飯才適合自己口味，但對於宋朝人來說，他們認為粳米和糯米才是真正好吃的米。
◎ 燦米的米粒較長，直鏈澱粉多，煮飯硬
但即便是口味挑剔的現代人也並不是完全排斥燦米，在中國大米市場上頗有份額的泰國香米就是一種燦米。泰國香米屬於燦米中的優質品種絲苗米，是屬於有獨有香氣的長粒白米，一度流行於閩粵地區。印度另有一種basmati香米，有堅果般香氣，雖然在中國少見，卻盛行於歐美地區。
占城稻內有“紅婢暴”、“泰州紅”、“百日赤”等品種，可能占城稻產出稻米跟今日的紅米較為類似。紅米除了口感硬，沒有粘性之外，也沒有絲苗米那樣濃郁的香氣。在過去的稻米市場上賣不起價是很正常的。
占城稻雖然被宋人評價為難吃，但畢竟有耐旱、播種範圍廣、一年可收割多次等優點，但大規模種植占城稻之後，宋朝農民是否就免除了饑荒之苦了呢？答案是沒有。
即使在所謂的好光景，宋代江南的農民也僅僅是依靠占城稻等價格低廉的稻米勉強餬口而已，在災荒時仍不能避免大範圍的飢餓和流亡。宋代江南地區的災荒裡旱災的比例其實並不大，較大的災禍裡一是水災，一是戰禍。
紹興元年，由於金兵南侵，農業生產被破壞和南宋軍隊的徵收，造成東南諸路大饑荒，常州、平江地方的大批流民被餓死。紹興六年，湖南、江西再次大饑荒，餓死甚多，盜賊紛起。嘉定元年，淮南大饑荒，人民以草木為食，上百萬流民湧入江南尋找食物。可見宋朝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並非一直穩定，僅僅依靠一兩種高產稻作並不能確保人民免受饑饉。
◎ 南宋推行的會子也能透過不斷貶值來剝削民戶的財富
比水旱兵荒更壓制農業生產的是宋朝的高額捐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重稅朝代，宋人所謂“前代盤剝之法本朝皆有之”並不是一句虛言。和唐不同，宋朝實行絕對的財政中央集權，朝廷以正稅、上供等名義收割了正常稅賦的絕大部分，地方財政若想維持，不得不向百姓加派稅賦。所加徵的稅賦名目五花八門，在田賦正稅方面，有額外附加的斛面、折變、加耗等稅目，在田稅之外，又有攤派、科罰、徵榷等額外稅種。
尤其是在金人入侵、宋室南渡後，為了供養前線大軍，臨時徵納“月樁錢”，又廣收商稅，稱為“經總制錢”，在朝廷層層疊疊的剝削下，作為納稅主體的宋朝民戶苦不堪言，僅以稅糧一項而論，江南地方留用部分不計，北宋早期每年向汴京運糧300萬石，中期則曾加到700萬石，到徽宗時增加到每年800萬石。
南宋時加派更加嚴重，苛斂最重時有正稅一斛，附加雜稅多至十五六斛的。而南宋民戶面臨的政府剝削不止田稅一樣，南宋時以國營專賣和經總制錢為特徵的商業稅佔了稅收的大部分，為了徵繳商業稅，南宋在領土內處處設卡，物物收稅，一件貨物從產地運出，還沒運到集市已經收了五六遍稅，甚至連過路書生的隨身行李也會被收稅。
雖然儒家士大夫有收稅“病商勝過病農”之說，然而羊毛最終還是出在羊身上。對商品的肆無忌憚徵稅最終將會導致農民生活成本大幅上漲。
◎ 國際比較認可的稻種傳播示意圖
如果一個宋朝農民把自己的田地全部種植粳稻或者糯稻，那麼在繳納完官府派給的各種苛捐雜稅，還要支付越來越高的生活費用之餘，根本不可能有抵抗自然災害的餘力。一旦遇到哪怕是很小的生產波動，也會導致農民大量逃亡甚至餓死。
這對以民戶為主要徵糧基礎的宋朝來說是致命性的損害。所以宋真宗致力推廣占城稻的目的並不是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而是以占城稻這種高產作物作為緩衝，在保證國家高強度的糧食徵收和沉重商稅帶來的生活成本上漲的同時，讓農民仍然能有一口安穩飯吃，不至於遇到災荒就流亡餓死。
如果順帶還能增加人口，無疑又是為宋朝捉襟見肘的財政增加了稅基。
占城稻的推廣保證了古代江南人口的增加，但對農民的生活水平卻並沒有多少提升。到了明朝，江南農民的生活反而還進一步惡化了。明朝政府在正常田賦之外，有一筆所謂“白糧”的額外稅收。
◎ 古代農民蠟像
在宋朝，白糧僅僅是糯稻的穀子和粳稻穀。但明朝官府向江南征收的“白糧”則是一種地方貢賦，要供給宮廷和文武官員食用。所以明朝的白糧必須脫殼成米，且必須經過揀選，顆顆米粒光潔完整，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必須負責調換。
明朝每年向江南征收20萬石“白糧”，這個數字看起來似乎並不高。但將“白糧”運進京城需全部由民戶負責，這項勞民之舉一直延續到明末。
明末有人計算過，將這20萬石“白糧”運入京師，差不多需要十倍的費用，也就是連“白糧”帶運費，這筆地方貢賦每年加諸給江南民戶超過二百萬石糧食的額外稅負。這項貢賦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算有所緩解，雖然20萬石白糧不變，但不再要求江南將白糧運輸入京，改收運費和加耗。
有趣的是，雖然明清額外多了一筆白糧的貢賦，但江南一般農民的生活到了明清反而比宋朝有所改善。改善最顯著的一點就是江南的農民已經不用再吃難吃的占城稻，而是改食粳米了。
康熙皇帝曾這樣描述江南農村的稻作生產：“宋仁宗時期從越南弄到了占城稻，命人江淮、兩浙推廣，就是今天所謂的黑穀米，米粒小，煮出的飯很硬，結的稻穗又稀疏，所以現在基本已經見不到了。”代替占城稻米作為農民主糧的是以往只能用來繳納田貢的粳米。
◎ 京杭大運河將江南農民生產的粳米源源不斷送到北京
江南農民主糧的變化是由粳稻產量增加帶來的，粳稻產量的增加是由於明清之際農業技術的提升，精耕細作技術的改進，鐵製農具普及，以及水車在稻田的廣泛運用。到清朝時，粳稻產量和早佔稻一季收穫的產量已經相差無幾。
然而江南農民不止能從農業技術進步中獲得好處，相比起宋朝，清朝尤其是清中葉的江南農民更大的變化是變得更有錢更能消費， 根據18世紀的統計資料，江南農民一個月除了能有18到20斤粳米消費外，還能有300克豬肉，雞鴨河鮮等約400克，糖300克，蔬菜約10斤等副食品消費。在當時已經屬於全國領先的生活水平。江南農民消費能力的增長得益於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從城市向廣大鄉村地區更深更遠的輻射作用。
清中期的江南農民，可以選擇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更高價值的經濟作物，經營生絲、茶葉、蔬菜甚至螃蟹、太湖魚等河鮮的利潤都比單純種植糧食要高得多，這些特色商品的大量生產，正是由於商品經濟從大中城市周邊向鄉村擴張導致的結果。
◎ 紡織是江南地區傳統手工業專案，但到了清朝規模達到歷史之最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發展，昔日就號稱“衣被天下”的江南地區到了清朝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棉布和絲綢紡織中心，紡織品和衣帽鞋襪行銷南北十三省乃至於海外。在紡織業的帶動下，各種手工行業蓬勃發展，不僅僅讓土地肥沃的江南地區農民吃上了新鮮的粳米，甚至讓人多地少的安徽、江西、福建地區的農民也有了出外做工改善生活的機會。
江南地區千年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讓農民生活越來越好的並不是哪一種神奇的作物，而是在相對寬鬆環境下享有的經濟自由及其帶來的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和世界市場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絡。唯有自由發展的市場經濟，才是讓人民富裕起來的真正保障。
這一點，就連本身就身處市場經濟發展潮流裡的大清皇帝都未能體會到。
一直到康熙時期，官府還試圖推廣和占城稻差不多性質的早稻品種“御稻”，可惜的是生活正在富裕起來的江南農民這一次並不買皇帝的賬，康熙皇帝無奈的承認：“已經將（御稻）種子發給江南督撫織造，令他們在民間推行，聽說江南兩省推行了不少，可惜一直沒有廣泛種植。”當人民意識到還有更美好的生活可以追求時，就連皇帝說的話也不再好使了。
（END）
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公元1011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派遣使者到福建取回三萬斛稻穀，這些稻穀並不是宋朝普遍種植的糯粳二米（在宋朝稱之為“白糧”）而是一種從當時被稱作是佔婆或占城的越南南部的外來稻種，故名為“占城稻”。
宋真宗為什麼要不遠千里從福建取回這種外國稻穀呢？
這是因為有人向他奏報，說江淮兩浙地區，稍有旱災水田的產量就會大幅縮減，時常造成青黃不接的情況。而占城稻是一種早稻，成熟早結粒快，一年可以收穫兩到三次，產量較之粳米提高很多。而且占城稻不擇土地肥瘠，隨種隨收，可播種面積比粳米和糯米大得多。
宋真宗聽到占城稻的這些好處後，下令從福建取來稻種，分給江淮兩浙的農民，令其種植，還命當地的轉運使張榜向農戶介紹占城稻的種植方法。
宋真宗為了推廣這種新作物還親自示範，下令在皇宮內玉宸殿種植占城稻，種成之後皇帝親自率領群臣觀看，真宗皇帝還乘興還做了一首占城稻賦，以頌揚占城稻的優秀。宋朝官方大力推廣占城稻的做法，在華中華南引發了種植早稻的熱潮，國內研究多把宋代雙季稻、三季稻的推廣歸功於占城稻的大範圍引種。並認為占城稻的早熟優勢可以讓宋朝農民能夠進行不同作物輪作種植以及不同品種水稻的輪作種植，增加了糧食產量。
中國學者翦伯贊認為：“因為占城稻不擇地而生，成熟較早較快，所以在北宋期內的江南西路鄉民所種稻田，十分內七、八分是早佔米，只有二、三分分種大禾”。
按照宋人的文獻記載，占城稻大範圍種植之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山東路的汝州，引入占城稻之後緩解了天旱造成的減產，得以“歲歲足食”。江南東西路在遭遇旱災的時候，占城稻仍能獲得不錯的產量。在宋真宗下令推廣占城稻六十多年以後，長江以南的各個路都已經有一定面積的占城稻種植。
◎ 宋真宗在江南地區大力推行占城稻種植
相比起宋朝農民傳統的種植作物糯稻和粳稻，占城稻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首先，生長期短，粳稻從播種到收割一般需要六個月時間，占城稻只需百日，後來甚至引進了八十日，六十日的品種。由於占城稻生長期短，一年內可以兩作甚至三作，提高了水稻的年均畝產，有人認為，宋朝的人口突破了唐代巔峰的八千萬人左右，增加到一億，這其中就有一部分功勞屬於一年兩作、三作的早佔稻。
其次，不擇地之肥瘠，隨處可以播種，且有一定的抗旱能力。有人憑藉《宋史·食貨志》的記載，認為占城稻是一種旱稻。其實在宋真宗命人在各處張貼的占城稻種植榜文裡寫了占城稻育種的方法，要先要在水中浸泡，育成秧苗後移栽在水田裡。等禾苗略微長大再移往他處，可見占城稻實際上還是一種水稻。不過占城稻的確有用水少、能耐旱災的優點，這使得它能夠在距離水源較遠的高地上也能存活，遇到旱情以後受到的損失也比較少。
第三個特點，今天的農史學家較少提到，在當時的人來看，占城稻碾出的占城米是一種很難吃的米。南宋人舒磷記載占城稻這種外來作物就說：“本朝的水稻分大禾穀和小禾穀，大禾穀又叫粳稻，顆粒大有谷芒，只能種在肥沃的田地裡；小禾穀就是占城稻，又叫山禾稻，穀粒小，沒谷芒，播種不挑肥瘦地，大禾穀收穫少，價錢貴，所得除了輸官上供外，非富家大戶不能吃到，小禾穀收穫多價錢賤，貧下戶都吃它。”
這段話反映的事實是占城稻雖然收穫多，但口感差，官府和富家大戶都不願意吃，只有貧賤之人為了果腹不得不勉強食用。
事實上，占城稻米和糯米和粳米不同，占城稻的稻米屬於一種燦米。稻米的口感是看米中所含的澱粉結構所決定，稻米中的澱粉分為兩種結構，一種叫做支鏈澱粉，粳米中含量較多，一種叫做直鏈澱粉，燦米中含量比較多。
當支鏈澱粉成分多而直鏈比較少時，烹煮好的米粒就比較有彈性和粘性，直鏈澱粉較多時，煮好的米飯米粒較硬，沒有黏性。可能有些人認為硬米飯才適合自己口味，但對於宋朝人來說，他們認為粳米和糯米才是真正好吃的米。
◎ 燦米的米粒較長，直鏈澱粉多，煮飯硬
但即便是口味挑剔的現代人也並不是完全排斥燦米，在中國大米市場上頗有份額的泰國香米就是一種燦米。泰國香米屬於燦米中的優質品種絲苗米，是屬於有獨有香氣的長粒白米，一度流行於閩粵地區。印度另有一種basmati香米，有堅果般香氣，雖然在中國少見，卻盛行於歐美地區。
占城稻內有“紅婢暴”、“泰州紅”、“百日赤”等品種，可能占城稻產出稻米跟今日的紅米較為類似。紅米除了口感硬，沒有粘性之外，也沒有絲苗米那樣濃郁的香氣。在過去的稻米市場上賣不起價是很正常的。
占城稻雖然被宋人評價為難吃，但畢竟有耐旱、播種範圍廣、一年可收割多次等優點，但大規模種植占城稻之後，宋朝農民是否就免除了饑荒之苦了呢？答案是沒有。
即使在所謂的好光景，宋代江南的農民也僅僅是依靠占城稻等價格低廉的稻米勉強餬口而已，在災荒時仍不能避免大範圍的飢餓和流亡。宋代江南地區的災荒裡旱災的比例其實並不大，較大的災禍裡一是水災，一是戰禍。
紹興元年，由於金兵南侵，農業生產被破壞和南宋軍隊的徵收，造成東南諸路大饑荒，常州、平江地方的大批流民被餓死。紹興六年，湖南、江西再次大饑荒，餓死甚多，盜賊紛起。嘉定元年，淮南大饑荒，人民以草木為食，上百萬流民湧入江南尋找食物。可見宋朝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並非一直穩定，僅僅依靠一兩種高產稻作並不能確保人民免受饑饉。
◎ 南宋推行的會子也能透過不斷貶值來剝削民戶的財富
比水旱兵荒更壓制農業生產的是宋朝的高額捐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重稅朝代，宋人所謂“前代盤剝之法本朝皆有之”並不是一句虛言。和唐不同，宋朝實行絕對的財政中央集權，朝廷以正稅、上供等名義收割了正常稅賦的絕大部分，地方財政若想維持，不得不向百姓加派稅賦。所加徵的稅賦名目五花八門，在田賦正稅方面，有額外附加的斛面、折變、加耗等稅目，在田稅之外，又有攤派、科罰、徵榷等額外稅種。
尤其是在金人入侵、宋室南渡後，為了供養前線大軍，臨時徵納“月樁錢”，又廣收商稅，稱為“經總制錢”，在朝廷層層疊疊的剝削下，作為納稅主體的宋朝民戶苦不堪言，僅以稅糧一項而論，江南地方留用部分不計，北宋早期每年向汴京運糧300萬石，中期則曾加到700萬石，到徽宗時增加到每年800萬石。
南宋時加派更加嚴重，苛斂最重時有正稅一斛，附加雜稅多至十五六斛的。而南宋民戶面臨的政府剝削不止田稅一樣，南宋時以國營專賣和經總制錢為特徵的商業稅佔了稅收的大部分，為了徵繳商業稅，南宋在領土內處處設卡，物物收稅，一件貨物從產地運出，還沒運到集市已經收了五六遍稅，甚至連過路書生的隨身行李也會被收稅。
雖然儒家士大夫有收稅“病商勝過病農”之說，然而羊毛最終還是出在羊身上。對商品的肆無忌憚徵稅最終將會導致農民生活成本大幅上漲。
◎ 國際比較認可的稻種傳播示意圖
如果一個宋朝農民把自己的田地全部種植粳稻或者糯稻，那麼在繳納完官府派給的各種苛捐雜稅，還要支付越來越高的生活費用之餘，根本不可能有抵抗自然災害的餘力。一旦遇到哪怕是很小的生產波動，也會導致農民大量逃亡甚至餓死。
這對以民戶為主要徵糧基礎的宋朝來說是致命性的損害。所以宋真宗致力推廣占城稻的目的並不是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而是以占城稻這種高產作物作為緩衝，在保證國家高強度的糧食徵收和沉重商稅帶來的生活成本上漲的同時，讓農民仍然能有一口安穩飯吃，不至於遇到災荒就流亡餓死。
如果順帶還能增加人口，無疑又是為宋朝捉襟見肘的財政增加了稅基。
占城稻的推廣保證了古代江南人口的增加，但對農民的生活水平卻並沒有多少提升。到了明朝，江南農民的生活反而還進一步惡化了。明朝政府在正常田賦之外，有一筆所謂“白糧”的額外稅收。
◎ 古代農民蠟像
在宋朝，白糧僅僅是糯稻的穀子和粳稻穀。但明朝官府向江南征收的“白糧”則是一種地方貢賦，要供給宮廷和文武官員食用。所以明朝的白糧必須脫殼成米，且必須經過揀選，顆顆米粒光潔完整，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必須負責調換。
明朝每年向江南征收20萬石“白糧”，這個數字看起來似乎並不高。但將“白糧”運進京城需全部由民戶負責，這項勞民之舉一直延續到明末。
明末有人計算過，將這20萬石“白糧”運入京師，差不多需要十倍的費用，也就是連“白糧”帶運費，這筆地方貢賦每年加諸給江南民戶超過二百萬石糧食的額外稅負。這項貢賦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算有所緩解，雖然20萬石白糧不變，但不再要求江南將白糧運輸入京，改收運費和加耗。
有趣的是，雖然明清額外多了一筆白糧的貢賦，但江南一般農民的生活到了明清反而比宋朝有所改善。改善最顯著的一點就是江南的農民已經不用再吃難吃的占城稻，而是改食粳米了。
康熙皇帝曾這樣描述江南農村的稻作生產：“宋仁宗時期從越南弄到了占城稻，命人江淮、兩浙推廣，就是今天所謂的黑穀米，米粒小，煮出的飯很硬，結的稻穗又稀疏，所以現在基本已經見不到了。”代替占城稻米作為農民主糧的是以往只能用來繳納田貢的粳米。
◎ 京杭大運河將江南農民生產的粳米源源不斷送到北京
江南農民主糧的變化是由粳稻產量增加帶來的，粳稻產量的增加是由於明清之際農業技術的提升，精耕細作技術的改進，鐵製農具普及，以及水車在稻田的廣泛運用。到清朝時，粳稻產量和早佔稻一季收穫的產量已經相差無幾。
然而江南農民不止能從農業技術進步中獲得好處，相比起宋朝，清朝尤其是清中葉的江南農民更大的變化是變得更有錢更能消費， 根據18世紀的統計資料，江南農民一個月除了能有18到20斤粳米消費外，還能有300克豬肉，雞鴨河鮮等約400克，糖300克，蔬菜約10斤等副食品消費。在當時已經屬於全國領先的生活水平。江南農民消費能力的增長得益於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從城市向廣大鄉村地區更深更遠的輻射作用。
清中期的江南農民，可以選擇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更高價值的經濟作物，經營生絲、茶葉、蔬菜甚至螃蟹、太湖魚等河鮮的利潤都比單純種植糧食要高得多，這些特色商品的大量生產，正是由於商品經濟從大中城市周邊向鄉村擴張導致的結果。
◎ 紡織是江南地區傳統手工業專案，但到了清朝規模達到歷史之最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發展，昔日就號稱“衣被天下”的江南地區到了清朝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棉布和絲綢紡織中心，紡織品和衣帽鞋襪行銷南北十三省乃至於海外。在紡織業的帶動下，各種手工行業蓬勃發展，不僅僅讓土地肥沃的江南地區農民吃上了新鮮的粳米，甚至讓人多地少的安徽、江西、福建地區的農民也有了出外做工改善生活的機會。
江南地區千年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讓農民生活越來越好的並不是哪一種神奇的作物，而是在相對寬鬆環境下享有的經濟自由及其帶來的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和世界市場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絡。唯有自由發展的市場經濟，才是讓人民富裕起來的真正保障。
這一點，就連本身就身處市場經濟發展潮流裡的大清皇帝都未能體會到。
一直到康熙時期，官府還試圖推廣和占城稻差不多性質的早稻品種“御稻”，可惜的是生活正在富裕起來的江南農民這一次並不買皇帝的賬，康熙皇帝無奈的承認：“已經將（御稻）種子發給江南督撫織造，令他們在民間推行，聽說江南兩省推行了不少，可惜一直沒有廣泛種植。”當人民意識到還有更美好的生活可以追求時，就連皇帝說的話也不再好使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