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政，自始皇而後行。

中國之域，自漢武而後成。

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

三者皆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

商代，基本上已經建立了冶金規範。利用人的趨利心裡，定鼎九州。並把文字刻上竹簡，甲骨，規範語言，興修水利，建立城池。最厲害的是居功不自傲，如首都在哪，統治方式，真正的信仰，卻在文字中不斷留下蛛絲馬跡。

我認為是周朝。

從周武王伐紂取得天下，將殷商的神權體系打破，建立分封制度開始，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家，國，天下的格局。這也是後來，古代士子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形成背景。

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文化的道德底蘊，也是後世儒家思想的源頭。

至今洛陽還有周公廟，有周公營洛雕塑。要知道當年周公可是平定了殷戎叛亂，建洛陽用來看管殷戎頑民的，殷戎不但不反對，還建廟祭祀，由此可見周朝文明以德服人的優秀中華文明。

在周朝時，中國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諸子百家，文化思想空前繁榮，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多影響中華文明的哲學思想。

因此可以說周才是奠定中華文明的最偉大的一個朝代。

是3000年前的周代，中國之所以能長盛不衰，關鍵在於中國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是和世界的主要文明同步啟動的，周人滅商以後， 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命”“以德配天”的概念，並利用分封制推廣到新佔領地區，經過幾百年的孕育發展，最終在春秋戰國結出了累累碩果，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為隨後的兩千多年的發展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

是秦朝

1、政治上奠定大一統的結構，不論什麼政治體制，都沒有改變這個格局，沒有發展成聯邦制、民主制等等。

2、版圖上奠定中國的核心區域

3、行政上奠定郡縣制

4、內政上統一貨幣、度量衡，修長城、運河，都是歷代效仿的

5、管理上以法家王霸之術為主導，這個實際上一直沒有變。僅僅漢代後包裹一層儒家外衣。

6、民族以漢族為核心，這個也幾千年不變。

7、文化上統一文字，鉗制思想，也影響深遠。

8、軍事上建立以徵兵制為基礎的中央常備軍，與歐洲乃至日本等亞洲國家都大大不同。

9、戰略上以守勢為主的防守反擊型態勢，是歷代的基本模式。

10、以重農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系

對中華文明體系貢獻最大的朝代有兩個，一是漢朝，主要是武帝，他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影響了中華文明圈兩千多年；二是秦朝，始皇的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等確立了大一統國家理念，這一理念深入人心。

毫無疑問是周朝，諸子百家思想在此時誕生，大一統思想在這裡醞釀，影響華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儒釋道三思想其中兩種思想就在這個時期誕生，文明的種子在這裡萌芽，對中華文明體系形成當然是貢獻最大。

對中華文明體系形成貢獻最大的朝代是宋朝，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產關係的變化

在唐末遭到破壞,土地佔有形態和經營方式的變化，使得生產關係在宋代也起了變化，即租佃制代替了“部曲佃客制”，經濟剝削加強了，人身依附關係削弱了。租佃製成為宋代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普遍的主要剝削形態，這時的農民比唐代有了一點的自由。

生產關係的變化，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農業方面，宋代人口超過一億，為漢唐的兩倍；墾田大約在七百五十萬頃左右，也是漢唐的兩倍。多種經營,經濟作物和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在滿足了城市經濟發展需要的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從而推動了手工業和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明上河圖》）。

二，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發展

就政治制度而言，宋代的統一，從深度上講，超過了此前歷代，漢唐王朝因軍閥分裂勢力而更替，他們都是王朝培植起來的，宋朝及後來的王朝則沒有亡於地方官僚,大吏，而是外族或農民起義，困擾中央的與地方的關係，基本得到解決。元明清三代幾百年當中，雖然也經歷了巨大的國內階級鬥爭，但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是，封建割據勢力始終未得逞，中國進一步形成為多民族的統一大國，究其原因：一是邊疆與內地經濟聯絡加強，漢族與周邊民族之間在形成經濟生活中不斷前進。二是宋朝政府有效地消除了前代的藩鎮割據，維護了國內統一局面。可見在國家制度方面，宋代也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面，北宋的思想家們對儒家經典所蘊涵的義理進行闡發，遂形成了一種與漢學對立的宋學，宋代儒學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此外，定型於明清的科舉制度，也發端於宋朝。

以上兩個方面是中華文明體系形成於宋朝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三，文化的擴張與文明的滲透

自宋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以更快的方式向周邊地區特別是南方地區滲透。這是一個關鍵時期，葛兆光先生的研究表明，我們今天的思維與習慣基本上是宋代時期形成的。

從宋朝開始，文明開始滲透到基層，作為主導中國文化的儒家文化或者說儒家文明，也逐漸滲透到基層。我們現在記憶中的或生活中遇到的，其實不是孔子時代的傳統而是宋代的傳統，家族,倫理,道德等歷史和常識，往往都是宋代留給我們的。宋代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非常大，宋朝政府一直非常強有力地推動文明教化，“一道德，同風俗”，而且國家透過政治權力推行文明還得到了士大夫和鄉紳的認可。皇權統治國家，鄉紳構建社會。正是由於官方的政治權利和士紳的文化權力，兩方面都在推行“同風俗，一道德”，逐漸把上層士大夫過去認同的文明,倫理,道德，擴充套件到了整個民眾中間，而且構成了漢文化認同和標準的同一性。

由於士紳階層的強大以及理學的誕生，士紳階層與國家利益一致，使得漢文明推行在宋代有了一個質的變化。現在我們說的“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其實不是先秦兩漢的東西，而是宋代以來的東西。宋代以及後來的明清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規則,觀念和經典。這就是歷史過程被構建起來的文明；它一直影響著我們，也被我們當做資源來解釋和闡發。所以，對中華文明體系形成貢獻最大的朝代是宋朝。

參考書目《宋史十二講》》張金明,李文濤著

中華文明體系形成貢獻最大的朝代應該是漢朝，不是周朝！原因相當簡單，周朝開創800年，為中華民族形成奠定了基礎，但是周朝是開創期，是相當落後和原始的，它的文字在戰國時代形成，以三家分晉的魏國《竹書紀年》開始，到秦始皇的秦小篆結束，惜字如金，留下的是回首而不是記憶。

自從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董仲舒在縣以下開辦太子院，將儒學和漢字（隸書）推廣出去，培養了大量的儒生，為中國的儒學奠定了基礎。兩漢時期的漢宣帝和東漢漢武帝時期，有一個叫讖緯，就是神話大會，大量的神話故事產生，變成了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歷史，為儒家厚古薄今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文字的推廣，上古時代的古籍被儒生們偽造出來，成為了儒家一家獨大話語權。東漢的道教和佛教興起，為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一體，中國的“國學”作出了貢獻。

漢代著名人物史學家司馬遷、大儒董仲舒、孔安國，經學家劉向和劉歆等等，為中國儒家的偽史作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孔安國所說的古本《尚書》是從孔子住宅中被挖掘的。但是孔安國是漢武帝時代，離孔子的春秋末期有300年的時期。不說楚滅魯（將魯華人都趕到齊國），六國混戰、秦滅六國、楚漢相爭，就是歲月也要將孔子的住宅給摧殘了，怎麼能發現古本《尚書》呢？劉向和劉歆是西漢末期人，他們為《周禮》《左傳》《國書》等，假冒偽劣產品作出了貢獻，這些在兩晉、兩宋、康有為都提出了這些偽作。

司馬遷的啟蒙老師是孔安國，年輕時經常去聽大儒董仲舒上課，寫《史記》時大量的引用了孔安國的《尚書》。但是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他不可能不知道戰國是八國，而不是七國。原因是另一個國家“中山國”，鮮虞人建立的，被趙武靈王所滅。中山國有一個相國，名叫司馬憙，他是司馬遷的祖先，出賣了中山國，司馬遷存心將中山國給遺忘了。

司馬遷也不可能不知道“甲骨文”！殷商後期有甲骨文，西周早期也有甲骨文。甲骨文是用龜殼和牛骨刻符，作為卜辭，由祭司掌握。西周有鐘鼎文（金文），就是篆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作為祭品的禮器。甲骨文和青銅器上的篆刻字都是用來“祭祀和占卜”的。到了700年以後，孔子的儒家也是從周禮的“巫、卜、佔、祭、禮”等分化出來的，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祖先是以祭祀為主的文化。

（古公亶夫）

現在我們知道陝西岐山有一個周原，裡面有一個叫“古公亶夫”的人，他是黃帝第16代子孫，他是周文王的祖父，周武王的高祖父。按照25歲為一代，黃帝離西周的周武王只有475年。（沒有按照15-20歲為一代，原因是古人生殖早，否則黃帝離周武王還要近。）所以說，黃帝與殷商是同時期的，沒有相隔千年。那就是司馬遷不會不知道“古公亶夫”這個人，那就是上古時期不存在，夏朝也不存在，而是司馬遷的儒家們厚古薄今的產物，一直影響到今天。

（黃帝畫像）

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帝王們疏理出上古時期的血緣關係，使秦留下來的七國庶民自認為同出一源，這一源頭就是“炎黃”，我們都成為了“炎黃子孫”了。但是，歷史上第一個承認是炎黃子孫的是三國，蜀魏吳都承認是炎黃子孫，原因是他們都不想讓自己成為偽權，他們都是苗紅根正的正宗中原王朝。

總的來說，漢朝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信仰、漢姓、儒釋道、漢人的認同感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民族在歷經蒼穹，生生不息而被世界認同埋下了不可抹滅的貢獻！

對中華文明體系形成貢獻最大的朝代是三皇五帝，因其建構了華夏文明的基礎——天道義理。

華夏文明是天道文明，是在上古時空場中，人類以人神為核心，以天文曆象為自然規律，以人文與神文共同形成的社會文明，形成上古人類的宇宙觀，時空觀，生命觀，價值觀，天文觀等。是華夏民族亙古不變遺傳的文明基因。

時間包括曆法，節氣，空間包括地圖、星圖，人就義理，也可以說是義利。華夏傳統的義利觀則為“重義輕利”，在義利衝突的時候，強調義大於利，以義為重，先義後利，以利為輕，且不以利損義。

今天我們華人依然享有上古先人的澤被，無論時間、空間還是人之法禮。特別是在大災難到來之時，更突出了華夏文明的底色。如本次疫情，才能世人看到原來只有華夏大地才是文明之地，其他都是蠻夷。無論科技是否發達，無論財富是否充裕，都不能代表文明的高度。

文明的核心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層級。只有華夏才能對待人以大義，以大利。其他地方都是小利無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