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中國有文化知識人太少。人民上不起學，有遠見有抱負的人看到了上學學文化是唯一能改變個人和國家命運的唯一出路因對教育和培養人才改起了高度重視。

先秦時期亦如此。鬼谷子的弟子個個都是當時的奇才，孫臏與龐涓，蘇秦與張儀等人，雖然都是鬼谷子的弟子，但他們都有自己的追求，希望趁亂世建功立業。亂世出英雄，治亂給英雄提供了彰顯才智的機會。

名氣大未必有文化！邊城聖手，沈從文，小學三年級，梁漱溟，沒上過學，現在的環境，這樣的人，就是再有才，也很難出頭！

什麼人才輩出，表象而已。比如以前我有5毛錢第二天掙了50元，很多吧。可現在我有1萬元，第二天掙了3萬，感覺不咋的。

“亂世出英雄”這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但這句話同樣適合於思想界、教育界，不過得改成“亂世出英才”。從古到今都是如此，越是在亂世越是感覺英才輩出，越是在和平的盛世，越是感覺大家都很平庸。為什麼會這樣呢？機會。

因為亂世出人頭地的機會多，就象在戰場上，一場戰鬥下來很多比你優秀的指揮員都死了，你只要活下來就有可能當上指揮員。即使你沒有上過軍校，但經過幾十場戰鬥的實戰後，只要你肯在實戰中學總結經驗，就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指揮員，甚至還能成長成為出色的將軍。

但要是在和平年代就不行，你只能一步一步的從基層熬，一個蘿蔔一個坑，上面領導只要不退休、不調走你就沒有升遷的機會，甚至熬到退休也還是個小辦事員。而亂世時淘汰的很快，行就是行，不行立馬淘汰，是騾子是馬經過一場戰鬥就知道，沒有真本事的甚至連命都保不住，這就增加了人員上下流動的機率。

思想教育界也是一樣，亂世時社會秩序混亂，沒有政府的強制壓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辦什麼報紙馬上就可以辦，所以思想十分活約，因此才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大統一的和平盛世，社會秩序井然有條，政府對思想言論的控制強而有力，幹什麼事情講什麼話，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所以人們就不能想說啥說啥，想幹啥事就壓啥事。

春秋戰國是亂世，所以才產生儒、法、道、墨、兵、縱橫、陰陽等百家爭鳴的局面，各類人才也可在各國找到施展本領的機會，這國不行那國行，今天不行明天行。可是到了漢朝以後，漢武帝“罷除百家，獨尊儒術″，將思想控制的死死的，只剩下儒家一家獨大，後世的中國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界“百家爭鳴″的局面了，反而是越來越保守，一直髮展到朱明理學。

民國的時候能上大學的人很少，大學的思想很活躍，教授們想談論什麼就談論什麼，想辦報就辦報。而北洋政府本來就不是統一的政府，各派爭鬥不休，國內戰爭不斷，壓根沒有心思去管教育上的事，否則五四運動爆發不了。所以那時候的教授、學者或熱心於政治，或鑽心於學問研究，成名的機會都很多。

而現在的教育也不差，也並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你壓根沒有機會去展現你的才能，就是所謂的平臺。幹什麼事都四平八穩、按步就班，你想出人頭地很難，連個教授都評不上，更別想當什麼大師。正所謂“千里馬長有，而伯樂不長有”，即使有伯樂發現了你是千里馬，還得有適合你奔騰的戰場。

第一、民國時期，軍閥林立，政局混亂。這樣一個動盪混亂的時期，對人才提出了種種要求，這為各種人才的出現以及他們才能的實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二、民國時期混亂，沒有一個政權可以完全控制，大家各抒己見，思想獨立，學術自由，造就了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

第三、當時，中國屬於被欺凌狀態，一群愛國志士誕生。

第四、民國時期有一些政府要人重視教育，不惜代價辦教育，送學生出國留學進修，學習當時外國的先進思想及技術。

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社會大動亂的“思想噴發時期”。

梁啟超先生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在每一個動亂期，都會是文化的爆發期，如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十國、希臘時期、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到二戰結束――甚至意識對抗激烈的冷戰時期。

不是說“亂世”有利於文化的發展，而是“亂世”時，各種創新的、保守的、探索的、捍衛的思想都得以充分表達，並且在社會實踐中驗證正誤，從而在歷史上留下痕跡。

中華民國時期雖不長，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動亂的時期，全世界的力量都在一偶裡競逐，因此形成了“大師輩出”的現象。

其次，是世界文明的交融時期。

詹天佑先生

可以說“民國大師的誕生量”高於人類任何一個時期與地域，這是因為除了時間縱軸上的新舊社會轉型，還有世界最大的東西文化衝突與交融。

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卻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特殊的時代。“中華民國”其實只是一個時間與空間背景，換句話，不是“民國”的驕傲，因為無論那個時代叫“什麼國”，都會烙上“大師輩出”。

第三，是時間的巧合

自鴉片戰爭列強的炮火引發民族的救亡圖存，經歷了自然的抗擊、本能的應變到甲午戰敗後尋找新思想新出路，全球學習的志士們歸來時，正好處於民國時期。

而二戰更促成了我們與西方文明最傑出代表美國與蘇聯的平等的無障得的交流，因而，更強化了“大師輩出”的現象。

估計很多友友還局現了“大師”的範疇，自然地只想到文化與科學藝術領域，其實，還要包括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人類學家、宗教大師、慈善家、教育家等，才足以表達那個精英輩出的盛景。

第四，是新中國很快建立起來

回顧人類史上的各個“動亂”而“人才爆發”時期，一個共同特徵是：社會歸治後，很多大家與學說及其沒湮沒更多。原因是，漫長的“歸治”時期，很多思想因為“決出了勝負優劣”而出現了淘汰。

但新中國的快速建立，便沒有經歷這樣的淘汰過程，因而被最大化的儲存了下來，在“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下，都得到適度的保護與傳承，因此，就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民國時代大師輩出”的燦爛景象。

明朝後期以後，中國落後太多了，思想禁錮，科學文化退步，重新開始向外學習，肯定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相當於一群雞裡面來了幾隻鵝！

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亂世出偉人，盛世出匠人，卻恰好與歐洲近代雙反，是東西方文化使命不同而產生的異樣，中國的亂世，人民渴望能出偉人鎮住國運，而歐洲的近代亂世，人民渴望能出偉大的科學家，製造先進的武器，征服眾生。民國的教育人才輩出，實際功勞不是民國的亂世能出所謂思想解放，而是大清的洋務運動催化了大批當時的有志青年大辦教育及遠赴重洋到先進國家求學的延伸結果，思想科學種子下播到出結果，要三四十年才出成果是正常的，將民國的文學繁榮歸功於亂世，顯然是無知。

誰說民國時期教育人才輩出？出了什麼人才？成果在那裡？

難道當時全國90%以上的老百姓不識字是文盲或半文盲就是他們從事教育的“成績單”？像陶行知、晏陽初這樣熱心從事平民教育的教師又有多少呢？

那些亂七八糟的“大師”整天養尊處優，鑽在故紙堆裡研究之乎者也，那些酸文人整出一些風花雪月的作品，卻根本不關心底層勞動人民的疾苦。整個國家連一臺拖拉機都製造不出來。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民國時期一些學者教師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在中外交往學習中終於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給中國的崛起指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