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出現牛頓和愛因斯坦是很難的，不僅是人的問題，也是時代的問題，這兩位都相當於一個時代的界碑，現在的物理如果再次出現這樣的大師，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就又是一次飛躍。現在的科學已經非常細分了，一個分支領域的突破都很難，要想出現新的時代，需要一個跨學科、能整合集體智慧的大家，可遇而不可求。

牛頓不僅僅只有經典力學，而且對於數學、光學、經濟學、熱力學和天文學都有貢獻，涉及的領域很多，現在的人哪有時間涉及這麼多未知領域呢？很多領域都發展那麼多年了，容易得到的結論都寫在論文裡，甚至在教科書和科普讀物中了，哪怕是你自己研究出來，比如你自己在不知道顯微鏡的童年，靠自己的探索坐出來一臺，然而大人只會誇幾句。愛因斯坦，一般就是說到相對論了，還有光電效應、能量守恆等。現在的核能開發、太陽能發電和宇宙研究，都在愛因斯坦的基礎上發展了好多年了，研究也很深入了，不是說突破不可能，而是非常難。全球的研究員有多少，理論上的計算有些依靠巨型電腦，實驗的探索有些動用了大型對撞機，一個專案可以成千上萬人參與，每個人只負責自己的一小部分。

引用牛頓的名言：如果我比別人看得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學的巨人比牛頓和愛因斯坦時要高大太多了，想要開創新的時代很難很難，這是全人類的事情。但是，時代會等到它需要遇到的人的，只不過不知何年何月。

愛因斯坦已經逝去六十多年了，他生前曾短暫的途徑中國，並對當時的中國留下了自己的印象：‘在外表上，華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 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之所以引用這段文字，是覺得從愛因斯坦本身這段話裡就可以感覺到中國確實不具有有愛因斯坦生存的土壤。如果單按人口來論，美國如果出現三個諾貝爾獎科學家，印度就應該有十個，而中國就應該出十五個，但事實是美華人拿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諾貝爾獎。為何？

我們常常掛在口頭上的是華人民是勤勞勇敢和智慧的，我們有可以傲視世界的四大發明，但是，隨著工業革命開始，華人，卻沒有創造出近代科學，究其原因，我覺得過去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在儒學基礎上的科舉制度，以及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是最為主要的原因。

民國以後，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華人的思想觀念有了巨大的轉變，同時出現了多位國學及藝術大師，但科學的萌芽剛剛開始生長，卻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謂“偌大的中國卻放不下一張書桌”。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有了“比資本主義制度有無比優越性”（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按鄧小平同志說‘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而且確實集全國之力在短時間內搞出了兩彈一星。但依然沒有牛頓，不見愛因斯坦。這又是為什麼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首先像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在人類歷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出不了我們也沒必要過分自責。其次在客觀上，新中國建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我們的主要或者說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而且還著實的走了一些彎路，改革開放後，又在經濟發展上奮起直追，所以我們國家的現當代沒有特別適合愛因斯坦、牛頓的生存環境。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上的突飛猛進，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隨著反腐倡廉的深入觸及到幾千年的官本位思想，隨著應試教育被更多的有識之士詬病，隨著……我想人類下一個牛頓亦或是愛因斯坦很有可能就出現在中國，~讓我們共同期盼並拭目以待！

其實這個問題不應該侷限在一個國家之內，而是在全世界。愛因斯坦、牛頓固然偉大，他們都是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科學方向。但是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在目前的科學領域，紛繁複雜，再出現類似的個人英雄幾乎是難上加難；或者說時機還不成熟，量變到質變的一步還沒有達到。

牛頓的成就也並非一人為之，前人的基礎是重要的前提：如果沒有開普勒等人觀測總結，萬有引力定律是很難出來了。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基本上當時就是呼之欲出了，可能真正展現個人超凡智慧的，當屬廣義相對論，這個沒的說，除去數學方法，基本就是一己之力完成的。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一點，在他們的年代，正是處於變革的前夕，單論科學所涉及的領域並沒有現在那麼多，在已知的領域也並非那麼完善，所以在那些時期，單打獨鬥的英雄才會那麼多。現在的科技發展是越來越複雜高階，團隊的作用遠遠大於個人。

科學大師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但是像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那樣的巨擘，得要等到人類下一次科學革命節點出現。

謝邀！但這是一個多麼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啊！竊以為，也許可以從兩個方面探討一下：其一是從中國現代的教育和科研體系入手，探尋一下這裡面是否存在著一些問題，因而導致無法出現所謂科學大師的現象；其二是從時間方面考慮，亦即中國的現代化還是個進行時，火候未到，未必以後永遠都不可能出現科學大師。

就第一方面而言，實際上已經有很多探討了，所謂“錢學森之問”熱，就是其中的典型。那麼，中國的教育和科研體系存在怎樣的問題呢？

當今中國的教育系統，毋庸諱言，就是個應試教育系統，無論教師還是學生，甚至家長，都圍繞著升學考試轉。在此過程中，少年兒童本來具有的求知天性，很大可能會被扼殺在搖籃中。因為，考試必然將學生的注意力限制在必考科目和一定的知識範圍內，其弊端就是造成學生無法按照符合其天性的方式自由自在的成長，最後雖然具備了一定的考試能力，卻犧牲掉很多其他興趣和愛好，成了缺乏個性和創造力的人。而牛頓，我們知道，從小就喜歡神秘的鍊金術，這個愛好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即便是在寫作萬有引力和力學定律的時候，也沒有停止對鍊金術的探索。後世的研究者大都認為，這個愛好雖然有點怪異，但對其科學創造很可能有某種正面的、不可或缺的神秘作用。

應試教育，這個幾乎人人都知道、個個都痛批的現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不同的學校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優質資源不均衡。但是，這種不均衡現象，既有歷史遺留的原因，也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多方面因素相關。想要立刻平均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那麼，透過考試來選拔優秀學生進入教育資源更加優質的學校進一步深造，就是必然結果。很多人也指出，考試雖然有點狹隘、單一、甚至冷酷，畢竟還是目前最為公平的方法。所以，簡單否定之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現實的。那麼比較現實的做法，一是在優質教育資源的增量上進行調控，即儘量向資源較差的地區和學校傾斜，逐漸縮小鴻溝。二是在考試內容上做文章，儘量能夠全面反映學生的綜合素質。三是在前兩方面的基礎上，盡力改革教育內容，增強素質教育，降低應試教育，為學生留有更多自我選擇、自我發展的餘地，竭力保護少年兒童的個人興趣和創造天性。

在科研領域，現有的管理和評價體系最大問題，就是比較簡單化和急功近利化，每每追求研究課題的數量、到賬經費的數量、論文的發表數量等等，而不太有耐心等待多年冷板凳磨出高質量科研成果。導致科研人員為了完成每年的科研數量要求而疲於應付和炮製各種膚淺的成果。這其實早已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始終難以得到徹底解決。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對科研規律沒有透徹理解，在管理和評價上就流於簡單化和膚淺化的緣故。愛因斯坦曾坦言說自己最喜歡的職業是燈塔守護人，不需要多少時間來維持燈塔正常，就可以有飯吃，而同時花很多時間做科研，則不再需要考慮吃飯問題。通觀其後半生，從1916年到1956年去世，愛因斯坦實際上沒寫出幾篇科學研究論文，不是他寫不出來，而是不想寫那些沒太大意思的文章，他考慮的是深奧艱難的大統一理論。雖然他畢其整個後半生的時間也沒能想通這個理論，但他仍然不必有半點後悔可言，因為畢竟為人類留下了一個偉大的、未竟的理想。而容留愛因斯坦的那些科研機構對他的寬容也應令人起敬，因為他們沒有用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來束縛這位科學大師。愛因斯坦也曾說他最鄙視的就是在木板的最薄處打孔，而不是往最厚的地方鑽研。所以，如果一個體制總是提倡在最薄的地方打眼，而不鼓勵在最厚的地方鑽研，恐怕出不了大師就是個必然結果。

最後，再談談火候問題。從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體執行論》到1686年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間經過了差不多150年。而從這個時候到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中間又經過了兩個多世紀。也就是說，要出現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巨人，從時間尺度看需要150到200年。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體系與西方的現代科學體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古代中國的科技成就，應該不亞於同時代的任何其他文明。但從古代轉換到現代體系，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輕而易舉的事情。如果從1872年中國開始向歐美派出留學生起算，到現在（2018年）正好是146年，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但起點與西方差得很遠，中國的起點是留學生水平，而西方的起點是哥白尼革命。所以，這個146年時間應該屬於體系轉換時期。在此期間，中國經歷了派出留學生學習現代科學、本土開展現代科學教育、留學生在國外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自主科研開始生根發芽等階段。也可以說，中國在科學上的現代化轉換已經基本達成。當然其中還有很多不完善（例如教育體制和科研體制的種種弊端），但基礎已經打下。其餘的，就是要耐心等待最後的開花結果。在此問題上，我們也要避免操之過急、急功近利的心態。以現在的基礎為起點，只要能不斷完善教育科研體制，克服其中存在的各種弊端，我們也許可以大膽預計，不出50年，亦即不出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這個週期，中國就將出現類似牛頓、愛因斯坦式的科學大師。當然，根據現代科學發展的趨勢看，那個時候的大師也許不是單個人，而是一個大師群體。雖然筆者已經看不到這個情景了，但年輕一代應該能夠看得到。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爭取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他們很牛逼嗎，中國很多科學家都隱姓埋名的，死了都不知道。他們理論很強，但是證明還是後代人證明，所以他們只是那個時代NB，這個時代未必。

我大中華人才不比他們差。沒有火藥發明，拿來槍炮，拿來慾望研究原子彈，華人把前面的路走完了，中間的給他們做了，後面的還是我們的。

他們研究的氫彈，可以長久儲存嗎，還是我們于敏給力。中國上下五千年，其實很多發明比國外NB，不能拿一個理論來肯定一個人，他們也就這一個人了，後代他們也沒有NB的人啊，我們老祖宗其實比他們NB，人體穴位，中藥療法，五行八卦，易經等等都是他們無法解釋和學習的，所以我們不比他們差。

漫漫長夜後，螞蟻蝸牛偶爾一天起了個大早出門去，突然你發現太陽才升起來他們已經走一千米——你看螞蟻蝸牛多麼勤快、賣力，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創舉！並以此為標準作為當代偉大馬拉松大師的標準！於是你一回頭看獅子才剛剛開啟惺忪的雙眼，瞅一眼天上臨近中午的太陽、千米之外“狂奔”的螞蟻蝸牛的背影，伸伸懶腰後開始走兩步。於是你自認為深刻的說：

為什麼獅子早上出不來和螞蟻蝸牛一樣偉大的馬拉松大師？

搞笑不？螞蟻蝸牛早一步在前面，就說明它偉大，然後和它一起的德行——米粒個頭、背個大殼、六條腿或黏糊糊天昏地暗的勤快狂奔才是偉大的標準？難道這一千米的路獅子再走幾步、都不需要跑就能閉一隻眼輕鬆達到反超、甩幾條街？難道也要獅子磨成米粒大小或把腿砍掉摸著路完成一千米才叫大師？誰定的大師標準？

可見，這個大師標準只適用在螞蟻蝸牛群裡，拿出來放動物園就太可笑。

然後回頭看看題主問題，就這麼奇葩。然後看看：千年華夏和外國的科技政治經濟軍事農業醫學（中醫與西醫）武術文化（儒道法與西醫哲學）……結合歷史和當下各領域形勢趨勢，有沒有發現和剛才說的獅子與螞蟻蝸牛的故事很像？

“獅子（本來要用龍的，考慮到笨腦瓜估計不少，暫時用看得見摸得著的獅子吧）的威力、力量、速度、高度……要自信！”領導都喊了幾年了，以後別問這麼無知的問題，讓人家笑話。

未必。但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會在官科中出，因為他們太墨守成規，且視質疑為民科。但物理機構以外的學者，即使發了論文，也難被提及。等華人拋棄門第之念後，理論物理大師必出自中國。

題主的胃口好大啊！

首先牛頓愛因斯坦是屬於人類的驕傲，是人類智慧的巔峰，不屬於某個國家。

其次，要是象題主這麼問的話，全世界除了英國和德國之外都要這麼問，那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不好意思的。

第三，我們有啊，楊振寧先生是和爵爺愛神齊名的物理學家，陳省身先生是微分幾何之父，也能排在牛頓高斯尤拉希爾伯特龐加萊後面。

其實我知道題主的意思是新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這樣這樣偉大的科學家，那麼我就不扯了，依照題主的意思老老實實答題。

首先爵爺愛神那都是千古難逢的人物，俗話說“天不生牛頓，萬古如長夜”，這是一句戲稱，原話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反過來說，為什麼現代沒有產生孔子那麼偉大的思想家呢？因為就一個孔子啊。

這些人已經是巔峰了，就好象是站在珠穆朗瑪峰上慨嘆，為什麼沒有比珠穆朗瑪峰更高的山峰，不但沒有珠穆朗瑪峰更高的山峰，而且還得處在其陰影下，要想走出其陰影，一是比它更高，一是離的足夠遠，爵爺統治世界二百多年，而愛神的奇蹟年距現在才一百多年，所以時間還不夠啊。

其次，華人有句俗話是“不到火候不揭鍋”，現在火候未到啊，爵爺之前有伽利略胡克開普勒，那時候科學已經到了大爆發的前夜，而愛神之前呢，有馬赫洛倫茲和邁克爾遜莫雷實驗，整個學界都在為以太頭疼，大家都在想解決辦法，都到了大門口了，愛神漂亮的臨門一腳宣告了新時代的到來。這是科學的火候。

還有經濟火候和文化火候啊，我們現在有錢了，各種科學研究專案都在上，而且是別的國家捨不得花錢的專案我們也不在乎，這還只是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可能發展，沒有這個基礎是不可能發展的。

可是我們的文化火候就還差一些吧，之前對科學，對文化的摧殘就不提了，可現在呢，天天追小鮮肉，追流量明星，這樣的氛圍要產生愛因斯坦有點難啊。

當然有了題主這樣的人，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最後強調一下，即便有了這樣的大神，那同樣也是人類的驕傲，我們真的沒有必要為這些巨人劃分國籍。

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要先潑一盆涼水。中國現代沒有出愛因斯坦、牛頓一樣偉大的科學大師，中國古代也沒有出，而且經常被拿來說事的大師薈萃的民國時代，也沒有出並且不可能出愛因斯坦、牛頓一樣偉大的科學大師。民國時代很多大師值得欽佩，但他們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實際上主要是把國外先進的科學研究成果和科學文化引進中國，而不是自身有什麼重大研究成果。

當然我們可以說民國社會動盪，條件不行，但現代中國已經在科技上有很強的投入，而在古代，中國的GDP上千年來雄踞世界之首，即便在兩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中國經濟總量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也是超過不列顛帝國的。所以並不能僅僅用經濟條件和科研投入來算。首先，我們要來考察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

按照吳國盛先生在《科學的歷程》中的總結，科學能誕生在古希臘，是與古希臘人對抽象自然規律的嚮往，對追求知識本身的推崇（而不是“學而仕則優”）以及希臘-希伯來-歐洲文化中對上帝作為普世規律的保證者這些因素分不開的。在包含中國在內的古代世界中，科學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是屬於源於古希臘的希臘-希伯來-歐洲文化的特定產物。與之相比，中國文化“未知人事、焉知鬼事”，中國古人觀測天象不是為了瞭解行星執行規律而是為了用天象來說明事件帝王的表現是否符合天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不論條件多優越，也註定出不了愛因斯坦、牛頓這樣偉大的科學大師。

在改革開放後，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中國的科研投入大幅增加後，中國能出了這樣的大師嗎（比如在學術理論上確有所成的諾獎獲得者）？有國際友人比較友好地說，中國時候未到，因為諾獎往往獎給30年前的成果。筆者不這樣認為。在筆者看來，今日中國雖然在科學文化上已經不再為“未知人事、焉知鬼事”的教條所束縛，但中國社會、體制等對科學研究的深入影響卻一點沒有減弱。其結果，就是中國科研的追蹤趕超特點。因為只有瞄準世界最新科研方向，加上高強度的投入和華人的聰穎刻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確保有高質量的產出，這樣的產出由於在熱點領域，往往也能發表在很好的期刊上。但由於是追蹤前沿領域的成果，這種研究是很難培養出愛因斯坦、牛頓這樣偉大的科學大師的，因為它沒有足夠原創和獨立的創新在裡面。

當然，筆者也不認為中國目前的做法就犯了很大錯誤。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點。當代中國，培養諾獎其實不是最重要的任務。透過追趕模仿整合再創新的方式提升整個國家的總體科技水平，可能比培養一兩位大師更為重要。

對於為什麼中國現代出不了和愛因斯坦，牛頓一樣偉大的科學大師呢之話題，我個人認為，中國現代應該是有出現過像愛因斯坦和牛頓等級一樣偉大的科學大師的，只是中國科學界和科技界在層級認證制度上的壁壘和營造科研成果展示平臺氛圍上缺乏了良性的土壤，從而導致所研究出來具有重大突破的科研成果未能順利地獲得發現、展現和公認，只能“傷心”地把它放在櫃子裡或“保險箱”之中耗等著，而未能被及時發現其重大科研突破成果的巨大價值性。例如，發明移動支付者、能詳細說明生命與人類起源全過程者、人體病源新理論者、恆星起源迴圈論者等等都在中國，其為人類貢獻等級應該是革命性的劃時代的新突破，為何還未見獲得科學最高獎項呢？具體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現有體制的問題；二方面可能是科研成果太過於超前而在專家認識上有個消化過程的問題；三方面可能是缺少啟動資金支援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西方先進國家對重大科研成果的認定製度和展示平臺與中國不同，他們絕大多數是以科學科技俱樂部的形式來操作的，官方全力支援，很少插手，全由俱樂部來進行良性運作，俱樂部成員都是由各領域頂尖的科學家所組成，並定期召開重大科研成果專案聽證會，每個成員都有挖掘本領域重大科研成果的義務和責任，一旦發現和本人認可就可以向俱樂部申請下次議項，並可邀請新科研成果專案者列入下次聽證會議，將其成果在會議上全面展示，一旦經集體討論後獲得過半數參會成員透過，該重大科研成果會被視為認證透過，與此同時，會在權威雜誌上公認公佈，獲得認證透過者自然會成為俱樂部新的一員。這樣良性運作的孵化式環境，就能及時全面挖掘在科學科技科研道路上的精英和人才，重大突破的科研成果會得到及時發現、展現和公認。為此，我建議國家科學科技界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要為中國的科研人員之成果提供良性展示和認證的土壤，必須是大刀闊斧，實行實質性的徹底改革。

一方面要借鑑西方科學科技俱樂部的運作模式；二方面要減少科研成果層級認證程式；三方面要分領域多設立科學科技研究成果展示認證資訊平臺。頭等建議可在央視10臺開個年度科學科技重大突破研究成果展示與認定欄目，每年前設定10~20個重大前沿科學科技課題，成熟或獲得一審透過的課題，可在年底該攔目中進行現場影片展示與認證，現場專家投票分為60%，全國手機埠投票分為40%，評定出中國每年度科學科技金銀銅大獎，年度金獎獲得者為報備諾貝爾獎候選人名單。由此可見，只有這樣大膽地改革，營造氛圍、平臺和新環境，中國獲得重大科研成果的人員就能及時地被發現、展現、認證與公認，我相信中國在這些精英人群之中，將會有和愛因斯坦、牛頓一樣偉大的科學大師的出現，定能漳顯著中國科學科技春天的到來。不知這樣的回答是否準確？！如讀者閱後覺得我說的對，希給個點贊並關注我，歡迎大家加入相關討論和發表個人見解。宇明於東莞市。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頂尖科學家？

1 因為中國有一部教學大綱，教學大綱就是學生的知識上限，大綱要求學校不能超綱教育，全中國的學生都不能學習超綱知識，一個沒有超綱知識的學生，何以成為頂尖科學家？

2 每萬人中必有一個天才，而現代中國沒有天才英才的發現培養體系，天才兒童必須與蠢材一道在教學大綱內學習，本來，一個地區分重點學校，一個學校分重點班，重點班實行超綱教育，普通班實行快樂教育，這是符合教育規律的，可是，現在不能分重點班重點學校了，有可能成長為頂尖科學家的天才兒童只能混跡於蠢材中，註定會趨於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