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八經之聽法》第四十七章 任官功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經之聽法》上一章韓非子給我們講了“君主息法，官吏富重”。君主昏暗帶頭不守法，官吏權勢做大，俸重徵多，富可敵國。正是君主不依法治國，政事混亂，才為貪官提供了貪腐的溫床。乾淨整潔Sunny常照的地方不滋生黴菌，法治常在依法辦事的部門不滋生腐敗。
我們常說制度是正確的，程度是正義的，一切按制度辦事按程式辦理，就不會出問題更不會出腐敗。韓非子《聽言》開篇就講實事“官之重也，毋法也”官吏權勢做大，是因為沒有法律的規範與制約，為什麼沒有法律，是因為“法之息也，上暗也” 君主的昏庸無道將法律息滅荒廢了，君主將最好的治國之器束之高閣，棄之不用。
韓非子一直倡導依法治國要從上而下，從君主開始，君主既是依法治國策略的領導者，同樣也是踐行者，更是第一個主動接受國家律法規範與約束的人。為君之道的“道”首先是天地執行之道，其次是人類社會發展之道，最後才是維持與維護國家運轉與社會發展的國家律法。如果君主沒有這樣的認識，還是我行我素，自然是“息法亂功”。
韓非子在說明“息法亂功”的過程中也說出了一個千年不變的劣政行為，就是“徵多”，表面意思是就多徵稅賦，這是幾千年來的頑疾。《禮記·檀弓下》中說“苛政猛於虎”，意思是說春秋時期，朝廷政令殘酷，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老百姓生活極其貧困，有些人沒有辦法，只好舉家逃離，到深山老林、荒野沼澤去住，那裡雖同樣缺吃少穿，可是“天高皇帝遠”，官府管不著，興許還能活下來。“徵多”不是發展的手段，發展才是發展的唯一辦法。
韓非子講完了昏暗君主之後，反過來再講賢明君主。他認為“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意思是：明君治國總是挑用能辦事情的人，讚揚忠於職守的人，獎賞有功勞的人。明君治國，首先是用人，盡人之智與盡人之力。明白事理的君主都明白，自己是人不是神，治理國家需要人才，自己再有能力也需要人去實施與放大自己的才能與抱負，而用人最用好的辦法就是建立全國性的行政體系，用體系來承載人才，用人才來維護體系，壯大與鞏固體系，只要體系在國家就能正常運轉，才能建立偉大的事業。
“賢於官，賞於功”是治人之術，如何才能讓人才發揮最大的才能，韓非子從來不吝嗇對賢才的賞識與獎勵，只要能發揮人才的才能，加官進爵顯其名，賞金賜玉富其身都可以。春秋戰國，社會動盪，各國都對人才禮遇有加，各國都在爭取人才。
如何才能引進人才呢，春秋時期還沒有科舉制，盛行的是舉薦制或是推舉制，一般是由大臣向朝廷舉薦人才。如何才能確保人才的貨真價實呢，韓非子的辦法是“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意思是：大臣推薦的人要是合乎標準，君主就喜歡，推薦者和被推薦者都一定得到賞賜；推薦的人不合乎標準，君主就惱怒，推薦者和被推薦者都一定受到處罰。意思很明確，誰舉薦誰負責，好則俱好，壞則俱壞。
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務，用對了事半功倍，用錯了事倍功半。臣子舉薦人才自然也就成了第一職能，決不能夾雜任何個人營私之意，更不能兒戲對待。韓非子的辦法最好，一切管理都不能離開賞罰之道，只是怎麼利用賞罰而已，而誰舉薦誰負責是最為科學的利用方式，是將臣子視為舉薦一事的主體，賞罰事物的主體是制度化管理的核心思想。
對於臣子舉薦採取俱利俱害的原則，結果就是“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意思是：這樣，進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願意推薦有才能的仇人了。《呂氏春秋》之《去私》篇中說“舉賢不避親仇”，這裡的前提是“親仇”必須是賢才。但，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既然做不到，就讓制度來決定，依法舉賢，無論親仇。論親仇是人為，論制度是無為。
【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chóu）。】
人是事物的主體，一切事物都需要人去做，沒有人任何事情就無從談起。人的良賢決定了結果的好壞。自古人事不分家，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首要工作，人才才是公司最為重要的核心財富。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經之聽法》第四十七章 任官功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經之聽法》上一章韓非子給我們講了“君主息法，官吏富重”。君主昏暗帶頭不守法，官吏權勢做大，俸重徵多，富可敵國。正是君主不依法治國，政事混亂，才為貪官提供了貪腐的溫床。乾淨整潔Sunny常照的地方不滋生黴菌，法治常在依法辦事的部門不滋生腐敗。
我們常說制度是正確的，程度是正義的，一切按制度辦事按程式辦理，就不會出問題更不會出腐敗。韓非子《聽言》開篇就講實事“官之重也，毋法也”官吏權勢做大，是因為沒有法律的規範與制約，為什麼沒有法律，是因為“法之息也，上暗也” 君主的昏庸無道將法律息滅荒廢了，君主將最好的治國之器束之高閣，棄之不用。
韓非子一直倡導依法治國要從上而下，從君主開始，君主既是依法治國策略的領導者，同樣也是踐行者，更是第一個主動接受國家律法規範與約束的人。為君之道的“道”首先是天地執行之道，其次是人類社會發展之道，最後才是維持與維護國家運轉與社會發展的國家律法。如果君主沒有這樣的認識，還是我行我素，自然是“息法亂功”。
韓非子在說明“息法亂功”的過程中也說出了一個千年不變的劣政行為，就是“徵多”，表面意思是就多徵稅賦，這是幾千年來的頑疾。《禮記·檀弓下》中說“苛政猛於虎”，意思是說春秋時期，朝廷政令殘酷，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老百姓生活極其貧困，有些人沒有辦法，只好舉家逃離，到深山老林、荒野沼澤去住，那裡雖同樣缺吃少穿，可是“天高皇帝遠”，官府管不著，興許還能活下來。“徵多”不是發展的手段，發展才是發展的唯一辦法。
韓非子講完了昏暗君主之後，反過來再講賢明君主。他認為“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意思是：明君治國總是挑用能辦事情的人，讚揚忠於職守的人，獎賞有功勞的人。明君治國，首先是用人，盡人之智與盡人之力。明白事理的君主都明白，自己是人不是神，治理國家需要人才，自己再有能力也需要人去實施與放大自己的才能與抱負，而用人最用好的辦法就是建立全國性的行政體系，用體系來承載人才，用人才來維護體系，壯大與鞏固體系，只要體系在國家就能正常運轉，才能建立偉大的事業。
“賢於官，賞於功”是治人之術，如何才能讓人才發揮最大的才能，韓非子從來不吝嗇對賢才的賞識與獎勵，只要能發揮人才的才能，加官進爵顯其名，賞金賜玉富其身都可以。春秋戰國，社會動盪，各國都對人才禮遇有加，各國都在爭取人才。
如何才能引進人才呢，春秋時期還沒有科舉制，盛行的是舉薦制或是推舉制，一般是由大臣向朝廷舉薦人才。如何才能確保人才的貨真價實呢，韓非子的辦法是“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意思是：大臣推薦的人要是合乎標準，君主就喜歡，推薦者和被推薦者都一定得到賞賜；推薦的人不合乎標準，君主就惱怒，推薦者和被推薦者都一定受到處罰。意思很明確，誰舉薦誰負責，好則俱好，壞則俱壞。
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務，用對了事半功倍，用錯了事倍功半。臣子舉薦人才自然也就成了第一職能，決不能夾雜任何個人營私之意，更不能兒戲對待。韓非子的辦法最好，一切管理都不能離開賞罰之道，只是怎麼利用賞罰而已，而誰舉薦誰負責是最為科學的利用方式，是將臣子視為舉薦一事的主體，賞罰事物的主體是制度化管理的核心思想。
對於臣子舉薦採取俱利俱害的原則，結果就是“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意思是：這樣，進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願意推薦有才能的仇人了。《呂氏春秋》之《去私》篇中說“舉賢不避親仇”，這裡的前提是“親仇”必須是賢才。但，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既然做不到，就讓制度來決定，依法舉賢，無論親仇。論親仇是人為，論制度是無為。
【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chóu）。】
人是事物的主體，一切事物都需要人去做，沒有人任何事情就無從談起。人的良賢決定了結果的好壞。自古人事不分家，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首要工作，人才才是公司最為重要的核心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