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從一開始為中國知識分子選定了人生的是佳道路是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貴，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族，書中美女美如豔。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正因為歷代讀書人都明白了這條，才削尖了腦袋拼命往書中鑽的。

既然是題目中有“一開始”三字，那就是這個人生目標和宗旨是孔老夫子建立儒家時就已經選定的而不是後人中間加上去的，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是宋代皇帝為了鼓勵士子參加科舉，為國家選拔人才寫的一首詩中出現的，怎麼可能是孔老夫子一開始就為儒家士子選定的人生最佳道路呢？

孔老夫子是私學的創立者，而且是“述而不作”，所以這些思想是孔子根據周代及以前的先賢的思想總結出來的，這就要從周代已經存在的而且被孔子所推崇的這些典籍中尋求。孔子的“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其中被漢代人系統總結的周禮《禮記》中有專門論述教育的《大學》一章，在宋代又被朱熹上升為“四書”

《大學》著重闡述了大學教育的目的、任務和步驟，提出了一個完整而概括的教育綱領和程式，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亦稱為“三綱領”。為實現大學教育的三個目標，《大學》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步驟，或稱“八條目”。八條目前後相續，逐個遞進而又相互聯絡，體現了階段與過程的統一。這就是題主所問問題的答案。

儒家思想在兩千年曆史中，也是逐漸變化的。最初的儒家思想只是“克己復禮”，只是推行仁政。

儒家經典（嚴格來講是周朝時期的國家經典）裡最核心的內容有格、至、誠、正、修、齊、治、平，還有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還有中庸、慎獨等等！

這些思想都是周朝時期以前就已經存在或者說形成的，至東周列國時代，諸子百家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很顯然儒家復古思想和墨家兼愛非攻墨守成規的思想，當時少有諸侯會採納。所謂“魯（國）通儒墨宗廟毀，徐（國）行仁義社稷亡”。

到了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賦予了儒家思想新的歷史使命，漢武帝本人因為當時太年輕，在對自己的權利受制於祖母竇太后的現狀不滿的情況下，董仲舒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綱常、天命”理論，契合他的想法，從而初步取得了治學權，但是儒家思想離進入政治制度本身還有不小的距離，因為當時的政治制度主體，包括治國理論和執政官吏還是道家和法家。

但是思想教育才是改變一切的根本力量，然而完全的復辟周禮是不可能行的通的，這不但沒有群眾基礎，連統治集團的基礎都沒有，說白了連當時的文武百官都不同意儒生的治國主張，典型案例就是《鹽鐵論》中桑弘羊與儒生（文學）的對話。

所以儒家思想為華人選定的人生道路，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極為漫長的。

漢朝時期儒家在政治上的實際行動還只是一些邊緣舉措，比如制定恢復周朝禮儀制度，推崇舉孝廉，復辟守孝制度等。

東漢思想家王弼對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開始了理論層次，哲學層次的引注，這時的中華文化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唐代，以孔穎達為代表的大儒，開始對儒家經典從理論上進行新的解釋，儒家思想成為大宗。

宋代儒家思想被推崇到了頂峰，更有朱熹、程穎等人對儒家經典的新注，使得儒家思想的含義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比如修齊治平，如今的人普遍認為修齊治平是有順序的，先修身再齊家再治國再平天下，但是在《管子》裡早就講過，以身觀鄉，鄉不能治好，以鄉觀邦，邦不能治好……。只是少有人閱讀罷了。

對經典的含義的認識，不到影響了中國知識精英的政治主張，也影響著華人的民族性格，至於儒家留給我們的人生指導是不是“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說法，還是請讀者自己體會吧。

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國知識分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特質，人生目標是追求“克己復禮”，“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天下大同”。人生道路是“內聖外王”。“克己”就是“明明德”、“內聖”的修煉功夫，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復禮”就是“親民，止於至善”、“外王”的實踐功夫，包括齊家、治國、平天下。人生總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儒生秉承“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原則，確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會妄自菲薄，安貧樂道，以俟天時。

附儒家先聖圖。圖一週文王、圖二週公旦、圖三孔子、圖四孟子（自上而下）

《大學》三綱八條目：親民、明明德、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無論是“克己復禮”、“修己安人”，還是“中庸”、“忠恕”等等一系列的教條，無非就是要達到一種境界——內聖外王！

先來看儒家之學的人生理想，那就是《大學》中的四個字，“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修身是基礎，而且是永恆的基礎，並不是說修好了身之後以後就萬事大吉、永遠不用修了，而是當有機會進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時候，也還是在修身中，只不過是換了另一種形式的修身。這個用王陽明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在“事上煉”，即後面三項的踐行，能為第一項“修身”提供很好的實踐體悟，以完成更圓滿完善的“修身”狀態。

當這種理想照進現實的時候，儒家為弟子所選定的人生最佳道路，那便是《論語》中子夏先生所說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樣看起來，好像儒家教育弟子都要去當一個個的“官兒迷”，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要看選擇去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謀取個人的榮華富貴和貪圖享受？在真正的儒家看來，並不是這樣，而是要將之前所學到的“仁道”布及於天下，讓人人都同歸於心境與處世之“仁”，自覺而後覺他！選擇出仕為官，只是一種手段。

可以試想一下，還有什麼，是能夠比之於藉助國家層面的力量更有效的布及仁道的呢？出仕，這無疑是一個最佳的路徑與選擇，教書育人或者其它，與之相比的話均多有不及。

因藉助國家體系的力量所形成的效果最好，所以欲要“平治天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先進入這個“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選擇“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是儒家面對現實的時候所做出的必然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