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是一種特殊的符號，它是記錄語言的工具，而語言是交流工具和思維工具。因此，文字是工具的工具，而它的符號性質始終是不改變的。漢字簡化的時候做了好些方面的工作，比如確定常用字範圍、數量；簡省漢字筆畫；合併同音字等等，但這始終都是對符號體系本身的改變，而沒有觸及到語言系統本身。簡化字的性質和優劣姑且不去討論，但作為規則，必然是砝碼在“簡單”和“明確”的天平兩端遊走：過於簡單必然不明確，過於明確必然不簡單。

二、國家當年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初衷是製作一套拼音文字系統，而簡化字只是個過渡形態，最終是要放棄的。但拼音系統依然是用來記錄語言的，也不涉及對語言本身的改變。

三、而不能把白話縮回文言的根本原因在於，語言是人們約定俗成的一套交流系統，它的形成已經有好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曆史了，這種既成事實的力量非常強大，無法改變。

四、雖然唐宋以後直到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文章儘管一直在模擬文言系統，但這不能改變人們口語使用白話的既成事實。實際上，今天台灣地區的官方文書、行政用語，比大陸聽起來要“古”的多，是因為國共兩黨在語言文字問題上固有的態度一直以來就有很大不同。在和群眾交流的時候不考慮實際情況而使用文言或者古白話，群眾聽不懂，那麼被群眾拋棄的風險就很大。

五、“縮”迴文言文的成本太大。簡化文字的時候全國的識字率極低，此時學會書寫簡化字尚且不易，讓幾億人向知識分子一樣用說、寫“文言文”，那是難以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