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成因在學界有兩種主要的學說，一是資源稟賦論，二是體制決定論。我個人更偏向體制決定論。

中國因為過早的結束了封建割據時代，進入皇權專政社會，過早的意思是社會成熟度與管理手段不匹配。專治社會需要資訊和執行的雙向暢通，而早期的封建社會遠遠達不到這個要求，進入專制社會後，統治者知道不可能及時得到全社會的真實資訊和貫徹領導者的旨意，為了實現良好統治，不得不反向希望透過減少社會的變數來彌補管理上的不足，重農抑商的國策就由此而產生了。

因為中國的可耕地面積與人口的比例是遠遠不足的，重農抑商可以緊密的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為了餬口不得不開發所有的精力和智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細作，客觀上實現了社會的安定和極小的人口流動性，大大減少了社會的管理難度。

這個絕大的好處使得歷代的統治階級都在積極的延續重農抑商這項基本國策，同時還在不斷的系統化和完善重農抑商的支援理論，使得重農抑商的國策得以“深入人心”，以致全華人民都認為離開土地的營生都是不務正業。

新中國建國以後我們基本也接續了這樣的基本國策，知道改革開放才開始放開人口的流動限制。

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核心，就是以農為本。

因為，在生產力並不發達的農業社會早期，吃飽穿暖，是最緊要的。

而這些，都是需要透過農業生產，來自給自足。

商業，只能是調劑物品的有無。

如果涉及人們吃飽穿暖的物品，也需要透過商業來調劑其有無的話，那這個社會，就要崩潰了。

商業調劑的東西，只能是人們不能透過農業生產來自給自足的東西，如鹽、鐵等等。

這也就導致了，商業生產在當時的地位，是補充性的。

但是，商業生產，雖然是補充性的生產，它卻使人們更容易發財。

這也就導致一些人為了發財，會本末倒置，不從事農業生產，反倒去從事那種投機取巧的商業活動。

如果這樣的人多了，那麼，農業生產，就會受到衝擊，社會，將變得不穩定。

這就是宋代以前，歷朝歷代，都要重農抑商的原因。

就是不能讓商業生產，衝擊農業生產。

不能讓人們，對商業活動有所迷戀。

但是，宋朝和其她朝代不同。

宋朝沒有重農抑商，而是農商並舉。

這是因為，工商業生產發展到宋朝，已經碾壓了農業生產，為政府貢獻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稅收。

所以，宋朝政府，無法打壓工商業生產，反倒是要被工商業生產所左右。

這就是宋朝富而不強，一再面對來自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進行妥協，直至最終滅亡的原因。

因為，工商業主們，要賺錢。

他們不想打仗，他們寧可花錢買平安，也不願意打仗。

而到明清兩朝，又實現重農抑商的政策。

這就和宋朝之前重農抑商的目的不同。

明清兩朝重農抑商的原因，就是因為，宋朝滅亡，就是滅亡於工商業生產太發達，搞亂了人們的心智，讓人們見利忘義，不講道德。

所以，明朝和清朝要吸取宋朝的教訓，不能讓工商業生產，再次搞亂人們的心智。

他們就是想透過壓制工商業生產，來讓民眾保持道德，保持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