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 第三十章 仁暴亡國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上一章韓非子為我們論述了“不忍、好與、憎心見、妄誅”。這是仁愛治國的另一面，“仁愛”不只是慈惠，還暴戾，慈惠表現在不忍與好與，而暴戾表現在憎心見與妄誅。
不忍，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惻隱之心，而是基於“禮教”思想上的不忍心，下不了狠心，其目的是貪圖美名，面對罪有應得的壞人不忍心去依法處罰。不忍心處罰就會寬宥赦免，這有悖於社會管理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人情”，更不要說違背依法治國的精神了。好與，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樂善好施，而是指沒有標準與依據的隨意分賞，這是對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體系的破壞，更是對社會根基的摧殘。
“不忍”的思想是對依法治國國策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軟性攻擊，具有很大的社會煽動性與蠱惑性，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它充分利用了人性好喜厭惡的特點，從個體利益出發，而無視集體利益。“好與”同樣利用了人性不勞而獲的懶惰心態，以滿足個人貪慾，來損害國家利益。“不忍”和“好與”，看似充滿了人文關懷，實則是禍國殃民，以個人利益代替國家利益，既無大局觀，也無全域性意識。“不忍”和“好與”，可以用來育人，但不能用來治國。
關於“憎心見”與“妄誅”這是典型的亡國之為。為君之道在於“藏己”，如“道”一般，無形無相，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君主是社會平臺與國家組織的建立者與管理者，不是舞臺上的表演者。不能如表演者一樣顯露自己的喜怒哀樂，更不能輕易表露自己的思想與主見。否則，就會被臣子所利用，為臣所劫。濫殺無辜，不管從民情講，還是從依法治國講，都是亡國之兆，這是人類最不文明的表現，視生命如草芥。
韓非子講完“仁暴”之患後，總結道“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意思是：以仁人處在君位上，臣下就會胡作非為而輕易犯法，以僥倖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處在君位上，法令就會妄行，君臣就會離心離德，民眾就會怨聲載道而產生叛亂心理。
韓非子將“仁暴”的實際表現一一列出。仁者在位，因其“不忍”和“好與”的特性，必然會讓臣子徇私枉法，因為沒有嚴格的律法與刑法，只要討得君主的歡心就能獲得賞賜。人性的陰暗面在沒有嚴格的法規約束下就會無限放大，關於這一點，韓非子專門立章論述過。而暴者在位，個人意志凌駕於國法，個人暴行代替刑法，個人喜好強加於人，無德無法。君臣離心離德，不能形成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國家力量，百姓怨聲載道百不堪言，國家陷入了亡國的危機之中。
最後韓非子說“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意思是：所以說：仁愛和殘暴，二者都能導致國家滅亡。從韓非子的本身思想看，他並不是說儒家的仁愛與禮教不好，而是在說其在治國層面上的弱點與不足。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治國方略，周朝時期實行的是分封制，儒家的禮教思想與禮制方略適應了那個時代的特質與需求。
周朝分封制時代就像一個家庭生育了幾十個孩子，家長用禮教和家法管理著每個孩子。後來每個孩子都長大成人，離開了父母到各地發展，孩子成家立業後這個大家庭分家了，家長成了名義上的一家之長，孩子們各過各的生活，時不時想起父母了就去朝拜一下。隨著孩子們個個強大起來開始互相爭鬥，而父母的能力漸漸衰落，管不了他們。家長制顯然無法管理天下，這時的仁愛就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社會急需要一種思想與方略來統一天下，終止戰亂，天下歸於和平，法家隨世而出。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當人類社會脫離食物採集發展到農耕與工業文明時代，中央集權制國家形成，儒家的“仁愛”與“禮教”更加適合於教化育人，而依法治國更加適合治理國家，這是時代的要求，也社會發展的必然。在未來的資訊AI時代，依法治國的思想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改變，大膽地設想一下，有可能是依“數”治國，按中央計算機所存貯的資料為依據來治國社會管理國家。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 第三十章 仁暴亡國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上一章韓非子為我們論述了“不忍、好與、憎心見、妄誅”。這是仁愛治國的另一面，“仁愛”不只是慈惠，還暴戾，慈惠表現在不忍與好與，而暴戾表現在憎心見與妄誅。
不忍，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惻隱之心，而是基於“禮教”思想上的不忍心，下不了狠心，其目的是貪圖美名，面對罪有應得的壞人不忍心去依法處罰。不忍心處罰就會寬宥赦免，這有悖於社會管理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人情”，更不要說違背依法治國的精神了。好與，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樂善好施，而是指沒有標準與依據的隨意分賞，這是對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體系的破壞，更是對社會根基的摧殘。
“不忍”的思想是對依法治國國策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軟性攻擊，具有很大的社會煽動性與蠱惑性，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它充分利用了人性好喜厭惡的特點，從個體利益出發，而無視集體利益。“好與”同樣利用了人性不勞而獲的懶惰心態，以滿足個人貪慾，來損害國家利益。“不忍”和“好與”，看似充滿了人文關懷，實則是禍國殃民，以個人利益代替國家利益，既無大局觀，也無全域性意識。“不忍”和“好與”，可以用來育人，但不能用來治國。
關於“憎心見”與“妄誅”這是典型的亡國之為。為君之道在於“藏己”，如“道”一般，無形無相，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君主是社會平臺與國家組織的建立者與管理者，不是舞臺上的表演者。不能如表演者一樣顯露自己的喜怒哀樂，更不能輕易表露自己的思想與主見。否則，就會被臣子所利用，為臣所劫。濫殺無辜，不管從民情講，還是從依法治國講，都是亡國之兆，這是人類最不文明的表現，視生命如草芥。
韓非子講完“仁暴”之患後，總結道“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意思是：以仁人處在君位上，臣下就會胡作非為而輕易犯法，以僥倖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處在君位上，法令就會妄行，君臣就會離心離德，民眾就會怨聲載道而產生叛亂心理。
韓非子將“仁暴”的實際表現一一列出。仁者在位，因其“不忍”和“好與”的特性，必然會讓臣子徇私枉法，因為沒有嚴格的律法與刑法，只要討得君主的歡心就能獲得賞賜。人性的陰暗面在沒有嚴格的法規約束下就會無限放大，關於這一點，韓非子專門立章論述過。而暴者在位，個人意志凌駕於國法，個人暴行代替刑法，個人喜好強加於人，無德無法。君臣離心離德，不能形成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國家力量，百姓怨聲載道百不堪言，國家陷入了亡國的危機之中。
最後韓非子說“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意思是：所以說：仁愛和殘暴，二者都能導致國家滅亡。從韓非子的本身思想看，他並不是說儒家的仁愛與禮教不好，而是在說其在治國層面上的弱點與不足。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治國方略，周朝時期實行的是分封制，儒家的禮教思想與禮制方略適應了那個時代的特質與需求。
周朝分封制時代就像一個家庭生育了幾十個孩子，家長用禮教和家法管理著每個孩子。後來每個孩子都長大成人，離開了父母到各地發展，孩子成家立業後這個大家庭分家了，家長成了名義上的一家之長，孩子們各過各的生活，時不時想起父母了就去朝拜一下。隨著孩子們個個強大起來開始互相爭鬥，而父母的能力漸漸衰落，管不了他們。家長制顯然無法管理天下，這時的仁愛就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社會急需要一種思想與方略來統一天下，終止戰亂，天下歸於和平，法家隨世而出。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當人類社會脫離食物採集發展到農耕與工業文明時代，中央集權制國家形成，儒家的“仁愛”與“禮教”更加適合於教化育人，而依法治國更加適合治理國家，這是時代的要求，也社會發展的必然。在未來的資訊AI時代，依法治國的思想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改變，大膽地設想一下，有可能是依“數”治國，按中央計算機所存貯的資料為依據來治國社會管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