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國先後頒佈過兩次分戶令，第一次分戶令要求兄弟必須分家，不分家的稅負加倍，其結果不成功。第二次分戶令更加嚴重，如果不分家則其將遭到重刑，妻女還會被貶為奴婢。秦本身就行發家，其刑罰嚴苛令人生畏，為何先後頒佈兩次分戶令，而且一次比一次嚴苛。結合戰國時期和中國傳統習俗，這包含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的考慮。

政治層面——同大宗族爭奪人口控制權

折斷一根筷子總比折斷一捆筷子容易。

一直到民國時期都存在皇權不下鄉的統治格局，鄉村一直是氏族鄉紳的權利範疇。而實際上，鄉村的權利有幾種在當代大宗族族長手裡，這基本由經濟和文化的優越程度來決定。因此，而穩固這種統治的基礎是大宗族的人口優勢所產生的威懾力。

而分戶令則從家庭結構方面上拆解這種大宗族群居的局面，雖然分居無法斬斷血親之間的聯絡，分拆後的小家族會產生利益之間的糾葛，從而將這種血親逐漸淡化，從而瓦解大宗族的統治基礎。

而大宗族的統治類似於遊牧民族的部族制度，大部落統治小部落，部眾忠誠於自己的部落頭領，而不是終於大部落頭領。而在家族中，家族利益用於高於國家利益，這種形態一直到唐末被黃巢的起義軍大肆屠殺後，所謂的五姓七望才逐漸被瓦解，後期的宗族雖然能夠對國家政權造成影響，缺再也無法形成威脅。

所以從國家統治角度來說，家族會影響國家對普通人的直接管理，而國家的勞役和兵役都是以普通人為基礎的，減少的統治環節，更有利於加強國家的管理力度。

經濟層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古代的賦稅支付基本都基於戶，秦不僅僅依據戶來授田，還依據戶來徵收賦稅、勞役和兵役。而在戰國時期，各國不斷的征戰對於兵源和糧草的需求十分迫切。

分戶後，隨著戶數增加授田數量將增加，從而提升耕田的數量，增加糧食的產量。而勞役和兵役也是依據戶數抽取，分戶後無疑可以抽取的兵源和勞役會增加。

因此，分戶令後使秦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政府的政令更加順暢，統治力得到了加強。同時，國家的賦稅基礎的增加，也奠定了秦帝國的走向富強的基礎。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商鞅頒佈的兩次分戶令一次比一次嚴苛。

在古代，全國性的人口統計，不是精確到“口”，而是籠統地計算到“戶”，比如，古代分封的都是“千戶侯、萬戶侯”，沒聽說過“千口侯”。

其根本原因有二：

比如一戶人家，男女各5口，指不定明天出去打獵、耕種的時候，某個男丁就會因為猛獸襲擊、山體滑坡、下河捕魚就喪生了，可是戶不變，除非集體染病身亡。

戶是什麼，是房子，人口可以隨意流動，可是房子、田產等無法跟隨流動，官府徵收錢糧、徵發壯丁，就是按照戶來進行的，一家子有3個兒子，通常，長子是不用服兵役的，目的就是為了保持戶的穩定性。通常服兵役、勞役的都是次子、老么。因為官府也不能輕易幹“絕戶”的事情。

這就給某些人家留有鑽空子的可能了，一戶如果有5-6個成年兒子，徵收稅賦，依舊按照“戶”計算的話，勢必會帶來不公平，隔壁老王家只有一個兒子的，是不是要承擔更高比例的稅賦？

任何時候，都存在地方豪強、官宦人家，佔有大量土地、宅邸，家中童僕無數，還有很多掛靠的佃戶，這些統統都有一個統一的戶口，比如某縣李家，雖然家中奴婢有1000，佃戶800，可他們家只象徵性地繳“一戶”的錢糧作為稅賦，其餘就是私吞。至於打仗的時候徵兵，他們家也只要隨便派個把佃戶的兒子去充數就可以了。

這在歷朝歷代都是令人頭疼的事情，有各種政治名目可以讓達官貴人、地方豪紳規避這種官府行為，比如考取功名、舉孝廉做官、立下軍功封侯等，都可以讓這戶家庭，免去徭役、兵役等義務，這既是對功臣的嘉獎，同時也是給朝廷挖坑。

朝廷承平日久，這樣的大家族越來越多，最後導致朝政日常開支都難以為繼，朝廷連自己的禁衛軍都養不起了，同樣地，基層農戶遭受層層盤剝，基本活不下去了，於是便出現民變、兵變等，直至推翻朝廷。明朝的歷史就是最佳寫照，大明王朝基本上都給諸侯王分光了，可是徵兵、糧餉徵不到這些諸侯王頭上。導致後來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軍可以活躍十幾年，葬送朱家王朝。

這種情況，在春秋戰國的時候，也是家常便飯，國軍的兒子都會裂土分封，那些土地上的農戶，就是土地所有者的私產。

商鞅同學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名數學家。他自身是貴族之後，已經沒落，瞭解底層農民、奴隸的日常生活與貴族的貪得無厭，諸侯國的富國強兵，離不開統計學，像那些公子王孫盡力為自己撈好處，最後掏空諸侯國，是不可取的。

於是，商鞅在變法的過程中，把強制分戶列入其中，無形中讓秦國的“戶口”極大增加了，稅賦、兵員也同時增加，這就是數學的功勞。

多學點統計學，於國於民有利。

商鞅為秦國制定的賦稅制度主要分三類，即田稅、口賦和徭役。

田稅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按照田畝數進行徵收。

口賦就是人頭稅，以丁為單位進行徵收。

徭役就是兵役和各種勞役、雜役。

但無論是徵收哪種賦稅，都是以戶為單位。

簡單說，看一戶有幾畝地，結合土地好壞，收成幾何，折算出一個田稅的數值進行徵收；然後看一戶有多少丁男，即成年男性，然後按人頭徵收口賦；同樣，徭役也是依據每戶丁男的情況酌情徵調。

不過，古代人口普查的能力沒那麼先進，難免會出現人口變動，而官府並沒有掌握的情況出現，所以大戶就會藉機隱匿人口。

而且大戶田多人多，在地方人多勢眾，不好管理，不僅逃稅，還會違法亂紀，影響社會秩序。地方官攝於其勢力，也就睜一眼閉一眼。

所以，商鞅下令拆解這種大家族的權力結構，規定男性子弟一旦成年，就要分戶獨居。而如果被發現沒有分戶，不僅會被勒令分戶，還要再單獨徵收罰賦，更嚴重的還會把家族成員罰為奴婢，甚至直接滅族了事。

一方面，小門小戶更好控制，更好控制，還能盡力避免隱匿人口的情況，方便徵調徭役；另一方面，分出去立戶，就會被授予田土，久而久之被開發的土地多了，田稅也收得多，有助於國家財政增長。

商鞅變法就是責任到戶。

商鞅變法以前人們居住的方式是一個族群，一個族群為一個居住地的。

所以周王朝分封土地的時候，就是一個族群被分封多少土地。從而族長就是諸侯國的國王。

因此周王朝分封土地的時候，就把土地分給某個族的族長。這個族長拿到土地以後，就帶領自己的族群到那個地方去生存了。

到了那個地方以後，族長再把土地分給各個家長。

這個家長，就是五世同堂六世同堂的家族族長。

漢朝以後的所謂的滅九族，指的就是這個家族。

所以當時的家族這個單位包括：祖.太爺.爺.父.本人.子.孫.重孫.玄孫，九代輩的人，以及與他們通婚的家族。

商鞅變法就是把這樣的居住方式，改成夫妻一家一戶的計算方式。現在就是孩子長大了要給孩子蓋房子，讓他們單獨成家立戶，過自己的日子去了。

一個夫妻以及他們的孩子是一戶人家，在稅收方面就擴大了稅收的人群數量，在當兵衝軍的時候，也增加了兵員的數量。

否則9代人以及同他們通婚的人群算是一戶的話，稅收和出兵，就大大縮水了。

商鞅變法推動力就是軍功制，也就是老百姓或者是一個當兵的，立功的是割下敵人左耳朵多少，判定的。立功多了除了升階晉級以外，也用於土地多少的分配。

因此老百姓很擁護踴躍當兵，奮勇殺敵，使秦兵成為虎狼之師。

但是觸動了貴族們的蛋糕，所以各位主們聯合起來，把商鞅給車裂，五馬分屍了。

因為商鞅沒有改革以前，有了功勞記在了貴族身上，有了過錯，記在了老百姓身上。從而功勞獎勵的時候，貴族獲得了；出錯懲罰的時候，懲罰了老百姓。

所以當時的社會有：刑不上大夫一說。

也就是官職達到了大夫，這一級別以後，再犯錯也不受刑法懲處了。

商鞅變法以後，誰割取的敵人的左耳朵多，誰就立功就分多一點的田地，就升的官職高一點。與貴族沒有關係了。

所以商鞅變法時，兄弟之間不能都住在一塊；父子之間，也不能同時住在一塊兒。而是每一個男子達到18歲以後，自己有自己的一個家庭庭院，成為一戶人家。

從而按戶出兵的時候，就都可以真正的按人數出兵了。

作為鼓勵，就是每一戶人家當兵的立了功，功勞歸這家人。不在於他的兄弟或者是他的父親有關係了。

這一制度到現在還是在執行著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包產到戶，也是包產到夫妻一戶人家的。

但是在中國仍然有整個家族居住在一塊兒的。比方說電視劇的大宅門，說的就是北京同仁堂這個大家族。

北京同仁堂所有的收入由掌門人掌握，其他子子孫孫的收入由掌門人分配。所以他偏心眼的話就給的多一點，他不喜歡的就給的少一點。

如果一個夫妻就是一個單位的話，各掙各的錢，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從而就沒有偏心眼不偏心眼的說法了。

事實上，青年人想結婚，就是要脫離父母的管轄管制，過自己的願意過的日子去了。

因此，嚴厲的家長，有的孩子會離家出走，甚至私奔。

可以這樣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商鞅變法，一個家族的每個人的收入要交給自己的爺爺掌管，子孫們需要錢用的時候向爺爺申請領取，爺爺高興的時候多給一點，爺爺不高興的時候少給一點，甚至不給。這樣的日子過著能舒心嗎？

所以現在絕大多數的華人，孩子長大以後，都要給他蓋個房子，讓他自己成立一個家庭單獨居住了。

單獨居住的孩子，再到父母家拿東西就不是白拿了，而是向父母家借。借東西是要還的。

作為父母自己的孩子，單獨居住了以後，除了每個月的孝敬錢以外，讓孩子買什麼東西，必須把錢給孩子，不能讓孩子白買。

這就是一家一戶，各負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