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深鑽技術，於11世紀中葉發明，大約在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傳入西方，並首先傳入歐洲，成功地鑽出了第一批自流井。李約瑟博土在《中國與西方在科學史上的交往》中述道：“在古代四川，從有些鑽孔湧出的天然氣已被用來煮熬從別的鑽孔抽出或流出的滷水。沒有跡象表明1000年中這項技術傳到其他文化中。後來阿拉伯作家才有一兩處記載，緊接著歐洲12世紀又成功地打出了第一批自流井。……這必然是由阿拉伯海員從海路傳去的。可能是透過摩爾人統治的西班牙傳開的。”
同時李約瑟又在《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一文中明確指出：“毫無疑問，有關這些方法的知識從中國傳出去，導致了1126年在利勒斯附近鑽探第一口自流井。”李約瑟認為，當東半球一項重大科技發明後，便即向東、西擴散，在東半球另外的地方出現，或是在西半球出現。但是，“在人類交往過程中，存在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交往渠道，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
中國鑽井技術早期傳入歐洲，由於歷史久遠，確實存在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交往渠道，但李約瑟提出從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從海路西傳歐洲，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這是可信的。
11世紀末到12世紀初，西方世界(包括歐洲)沒有發明深鈷技術，唯有中國在11世紀中葉發明了卓筒井新工藝。為此，12世紀初歐洲鑽成的第一批自流井，其方法與北宋初發明的卓筒工藝相同，屬於小口(徑)深井之類。並且阿拉伯作家有記載。由此認定，歐洲12世紀初鑽成的第一批自流井，是應用中國傳出去的鑽井方法。
中國鑽井技術有可能由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到阿拉伯地區，再輾轉傳入歐洲。自古以來，阿拉伯地區就是東西貿易交流的紐帶，也是溝通東西科技文化的橋樑。穆斯林的《聖訓》裡有一句話：“學習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阿拉伯《古蘭經》也記載：“為了追求知識，雖遠在中國，也應該去。”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對中國科技文化的嚮往。在漢唐時期，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主要透過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及南方陸上絲綢之路。
到兩宋時期，由於中國曾出現宋、遼兩個對峙政權，戰爭頻繁，西北陸路交通時塞時通，所以，宋朝尤其西南省區對外經濟和文化交流主要依靠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古時稱“蜀身毒道”。“蜀”者即四川；“身毒”，則是古代印度的稱謂。據印度《摩奴法典》記載，早在公元前4世紀，四川瑰麗的絲綢，已銷往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再轉入西亞、北非及歐洲。所謂“蜀國絲綢遠征萬里”正指“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出外有兩條路線，二者都是從四川成都出發的，一條叫靈關道(又稱旄牛道)；另一條叫朱提道(又稱南夷道、五尺道)。
為此四川成都是南方絲之路的起點，商賈貿易和文化交流穿梭其間。宋代，四川發明並普及的鑽井技術，有可能由南方絲路再經海上絲路傳人阿拉伯地區，又轉入歐洲。
海上絲路四通八達。蔚藍色的海洋，國繞我們的國疆，從東北到西南，有連綿的海岸線。中國有幾大條大江大河，從內陸通向海洋。浩瀚的海洋，寬廣遼闊，海洋上的道路四通八達，它像一條條紐帶，聯絡著東方和西方，傳播友誼，交流文化，貿易往來。海上絲綢之路，可與陸上絲綢之路，相互輝映，為人類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某種意義上講，海路對外通商、旅遊及文化交流比陸路更為方便，古人云：“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宋代，由於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造船業的發達，為溝通東西方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兩宋時期，造船業和對外通商的發達，可從下例得以佐證：
例一，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八十歲時曾作《感昔》詩詠：“行年三十憶南遊，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劍南詩稿》卷五九)
詩人“行年三十”，即指他30餘歲時曾在福州寧德縣任主簿，主管財務和簿籍文書。這時，他乘坐了一艘裝滿倉容萬擔米糧的貨船，雖遇到海水波濤洶湧“常憶航巨海，銀山擲濤頭”，但自身卻感到乘坐航船的安全。同時，從詩中反映了南宋時期熟練的航海技術和海上貿易的發達。
例二，據《宋史・虞允文傳》記載：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在白浪滔天的長江瓜州大戰，“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週金山，迴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楊萬里在《海蝤賦》中雲：宋、金這次水戰，南宋出動“海蝤萬艘”，“其速如風，其飛如龍”，所向披靡，大敗金兵。兩宋時期的海船，大的車船長三十六丈，寬四丈一尺(折長約98米，寬11米)，一舟可載數百人乃至千人以上。由此足見，宋時造船業之先進和發達。
當時，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海外貿易繁盛，更是遠遠超過前代。而阿拉伯首都巴格達是國際貿易的中心，所以，中國的科學技術是透過與阿拉伯的交往向世界傳播的。人所共知，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絲織技術、醫學等，就是由阿拉伯人先後傳到歐洲和非洲等地的，對促進西方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總之，兩宋時，政府大力鼓勵海外貿易，加上當時造船業的發達，指南針的使用(指南針用於航海，最早記載見於北宋《萍州可談》，1191年，可能使用時比記載早)，海上交通十分方便，據有關史載中國與外通商就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
因此，鑽井技術有可能由暢通的陸路和海路傳到阿拉伯地區，再輾轉傳入歐洲。
深鑽技術在11世紀中葉發明後，至11世紀末，已在全川普及推廣了。儘管當時受到官家的限制、封閉，但經過私家(卓簡井戶)的鬥爭，終於還是儲存和發展了。到元祐四年(1089年)，經昌陶上奏實況後，朝廷才下令“成都府路見管鹽井一百六十餘，立為定額，不問大井及卓筒，並不禁止。”(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七)從而恢復了卓筒並的合法地位，於是獲得了大的發展，到了12世紀初(南宋紹興年間)，卓筒井的發展達到了鼎盛，四川共有並4900餘眼。
由於卓筒井的推廣和發展，“卓筒井”技術也隨之而普及，熟練和掌握這項專門技能的井匠理應越來越多，“合為幾千、萬人矣。”如果阿拉伯海員不可能訪問四川，那麼，四川的井匠技師或熟知這方面專長技術的人同外交往中，也可以由海上交通帶到阿拉伯或其他地區。如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大唐軍隊在恆邏斯(即《大唐西域記》中之咀邏私)城發生戰事，結果唐軍大敗，大批唐軍官兵被俘，在被俘的人中有一些專門技術人員，其中包括了中國造紙工匠。自此，中國造紙技術傳人阿拉伯後由阿拉伯傳到歐洲。宋時，四川鑽井匠師多至成千上萬人，華人在對外各種交往中，有可能將鈷井技術傳入阿拉伯或其他地區。
總的來講，中國鑽井技術，從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至19世紀以前，先後傳入西方歐美。中世紀初，歐洲人應用中國鑽井技術開發地下水，便成功地開鑿了“第一批自流井”。到古代後期和近代初期，歐美採用中國鑽井技術“打鹽井”及“鑽油井”。美國著名作家兼科技史專家羅伯特・K・G・坦普爾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一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一書中明確述道：“西方的深井鑽探實質上是中國引進。”同書又確認，1859年，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州鑽成的第一口石油井，是用“中國的竹纜（鑽井）方法”。
中國深鑽技術，於11世紀中葉發明，大約在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傳入西方，並首先傳入歐洲，成功地鑽出了第一批自流井。李約瑟博土在《中國與西方在科學史上的交往》中述道：“在古代四川，從有些鑽孔湧出的天然氣已被用來煮熬從別的鑽孔抽出或流出的滷水。沒有跡象表明1000年中這項技術傳到其他文化中。後來阿拉伯作家才有一兩處記載，緊接著歐洲12世紀又成功地打出了第一批自流井。……這必然是由阿拉伯海員從海路傳去的。可能是透過摩爾人統治的西班牙傳開的。”
同時李約瑟又在《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一文中明確指出：“毫無疑問，有關這些方法的知識從中國傳出去，導致了1126年在利勒斯附近鑽探第一口自流井。”李約瑟認為，當東半球一項重大科技發明後，便即向東、西擴散，在東半球另外的地方出現，或是在西半球出現。但是，“在人類交往過程中，存在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交往渠道，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
中國鑽井技術早期傳入歐洲，由於歷史久遠，確實存在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交往渠道，但李約瑟提出從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從海路西傳歐洲，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這是可信的。
一、歐洲12世紀初鑽成的第一批自流井是應用中國的鑽井方法11世紀末到12世紀初，西方世界(包括歐洲)沒有發明深鈷技術，唯有中國在11世紀中葉發明了卓筒井新工藝。為此，12世紀初歐洲鑽成的第一批自流井，其方法與北宋初發明的卓筒工藝相同，屬於小口(徑)深井之類。並且阿拉伯作家有記載。由此認定，歐洲12世紀初鑽成的第一批自流井，是應用中國傳出去的鑽井方法。
二、鑽井技術西傳歐洲的路線中國鑽井技術有可能由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到阿拉伯地區，再輾轉傳入歐洲。自古以來，阿拉伯地區就是東西貿易交流的紐帶，也是溝通東西科技文化的橋樑。穆斯林的《聖訓》裡有一句話：“學習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阿拉伯《古蘭經》也記載：“為了追求知識，雖遠在中國，也應該去。”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對中國科技文化的嚮往。在漢唐時期，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主要透過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及南方陸上絲綢之路。
到兩宋時期，由於中國曾出現宋、遼兩個對峙政權，戰爭頻繁，西北陸路交通時塞時通，所以，宋朝尤其西南省區對外經濟和文化交流主要依靠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古時稱“蜀身毒道”。“蜀”者即四川；“身毒”，則是古代印度的稱謂。據印度《摩奴法典》記載，早在公元前4世紀，四川瑰麗的絲綢，已銷往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再轉入西亞、北非及歐洲。所謂“蜀國絲綢遠征萬里”正指“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出外有兩條路線，二者都是從四川成都出發的，一條叫靈關道(又稱旄牛道)；另一條叫朱提道(又稱南夷道、五尺道)。
為此四川成都是南方絲之路的起點，商賈貿易和文化交流穿梭其間。宋代，四川發明並普及的鑽井技術，有可能由南方絲路再經海上絲路傳人阿拉伯地區，又轉入歐洲。
海上絲路四通八達。蔚藍色的海洋，國繞我們的國疆，從東北到西南，有連綿的海岸線。中國有幾大條大江大河，從內陸通向海洋。浩瀚的海洋，寬廣遼闊，海洋上的道路四通八達，它像一條條紐帶，聯絡著東方和西方，傳播友誼，交流文化，貿易往來。海上絲綢之路，可與陸上絲綢之路，相互輝映，為人類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某種意義上講，海路對外通商、旅遊及文化交流比陸路更為方便，古人云：“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宋代，由於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造船業的發達，為溝通東西方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兩宋時期，造船業和對外通商的發達，可從下例得以佐證：
例一，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八十歲時曾作《感昔》詩詠：“行年三十憶南遊，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劍南詩稿》卷五九)
詩人“行年三十”，即指他30餘歲時曾在福州寧德縣任主簿，主管財務和簿籍文書。這時，他乘坐了一艘裝滿倉容萬擔米糧的貨船，雖遇到海水波濤洶湧“常憶航巨海，銀山擲濤頭”，但自身卻感到乘坐航船的安全。同時，從詩中反映了南宋時期熟練的航海技術和海上貿易的發達。
例二，據《宋史・虞允文傳》記載：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在白浪滔天的長江瓜州大戰，“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週金山，迴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楊萬里在《海蝤賦》中雲：宋、金這次水戰，南宋出動“海蝤萬艘”，“其速如風，其飛如龍”，所向披靡，大敗金兵。兩宋時期的海船，大的車船長三十六丈，寬四丈一尺(折長約98米，寬11米)，一舟可載數百人乃至千人以上。由此足見，宋時造船業之先進和發達。
當時，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海外貿易繁盛，更是遠遠超過前代。而阿拉伯首都巴格達是國際貿易的中心，所以，中國的科學技術是透過與阿拉伯的交往向世界傳播的。人所共知，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絲織技術、醫學等，就是由阿拉伯人先後傳到歐洲和非洲等地的，對促進西方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總之，兩宋時，政府大力鼓勵海外貿易，加上當時造船業的發達，指南針的使用(指南針用於航海，最早記載見於北宋《萍州可談》，1191年，可能使用時比記載早)，海上交通十分方便，據有關史載中國與外通商就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
因此，鑽井技術有可能由暢通的陸路和海路傳到阿拉伯地區，再輾轉傳入歐洲。
三、華人有可能將鑽井術帶到阿拉伯地區深鑽技術在11世紀中葉發明後，至11世紀末，已在全川普及推廣了。儘管當時受到官家的限制、封閉，但經過私家(卓簡井戶)的鬥爭，終於還是儲存和發展了。到元祐四年(1089年)，經昌陶上奏實況後，朝廷才下令“成都府路見管鹽井一百六十餘，立為定額，不問大井及卓筒，並不禁止。”(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七)從而恢復了卓筒並的合法地位，於是獲得了大的發展，到了12世紀初(南宋紹興年間)，卓筒井的發展達到了鼎盛，四川共有並4900餘眼。
由於卓筒井的推廣和發展，“卓筒井”技術也隨之而普及，熟練和掌握這項專門技能的井匠理應越來越多，“合為幾千、萬人矣。”如果阿拉伯海員不可能訪問四川，那麼，四川的井匠技師或熟知這方面專長技術的人同外交往中，也可以由海上交通帶到阿拉伯或其他地區。如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大唐軍隊在恆邏斯(即《大唐西域記》中之咀邏私)城發生戰事，結果唐軍大敗，大批唐軍官兵被俘，在被俘的人中有一些專門技術人員，其中包括了中國造紙工匠。自此，中國造紙技術傳人阿拉伯後由阿拉伯傳到歐洲。宋時，四川鑽井匠師多至成千上萬人，華人在對外各種交往中，有可能將鈷井技術傳入阿拉伯或其他地區。
總的來講，中國鑽井技術，從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至19世紀以前，先後傳入西方歐美。中世紀初，歐洲人應用中國鑽井技術開發地下水，便成功地開鑿了“第一批自流井”。到古代後期和近代初期，歐美採用中國鑽井技術“打鹽井”及“鑽油井”。美國著名作家兼科技史專家羅伯特・K・G・坦普爾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一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一書中明確述道：“西方的深井鑽探實質上是中國引進。”同書又確認，1859年，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州鑽成的第一口石油井，是用“中國的竹纜（鑽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