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不解決，就會，當時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甲午中日戰爭失敗，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狂潮開始，維新派即使掌權，估計也是妥協多過鬥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慈禧太后等等，感覺就沒維新派什麼事，太難。還有階級矛盾，義和拳，袁世凱等等。可能還不如民國前期，沒有北伐之前的的正史。

不會。高興了吧！應該大力慶祝，總算保住了大清，保住了皇帝。要知道，這可是無數人的夢想，大清萬萬世，想想都激動。更別說，大清國土面積古之少有，倘若不亡，那是什麼光景？簡直，不可思議，天天上熱搜。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我們也是有追求的，期待有一天能夠入主中原，過上好日子。這不？數百年後，公元1644年，甲申之難，我們入關了，到了北京城。哇塞！不愧是天子居所，真是金碧輝煌，值得擁有。

此後，上天助我，滿清八旗鐵騎，橫掃天下，無敵手。很快，便統一了中原，實現了一定意義的長治久安。與蒙元相比，甩他幾條街，不帶理他的。因為，蒙古成了大清的重要一部分，不管是漠南，還是漠北，通通不例外。又與漢唐相較而言，我們有康乾盛世，厲害了不知多少倍。所以，我們不該亡呀！沒有我們，哪裡有後來的領土面積。換言之，清粉存在，無可厚非。

也因此，美化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絲毫不奇怪。甚至，慈禧都是女強人，應該向她學習，如何治理天下，使滿清成功步入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像明朝，丟兒郎當的，誤了中華，何止數百年？即使有過“隆慶開關”之舉，也是遲了。歸根到底，亡了嘛！還得後人接力。顯然，大清做的真不錯，與西方列強有來有回，持續了七十年。但可惜，終究免不了一亡，為之奈何？還不是“戊戌變法”失敗了。由此，又回到了開頭，如果成功了，豈不是可以避免朝代週期律？

（張蔭桓）

戊戌變法一直有明暗兩手。

表面上是康有為等小年輕搞的變法，實際暗地裡是光緒帝真正信任的禮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日本人悄悄在談的“清日英三國同盟”。

其實戊戌變法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是當時清朝禮部左侍郎張蔭桓。

他才是光緒帝真正的心腹。

他有多本事？

他本人是當時清朝三品以上高官裡唯一會說流利英文的，也是唯一當過駐美大使的。

康有為甚至都是他一手捧起來的。是他把康有為推薦給翁同龢的，也是他把康有為推薦給光緒帝的。

張蔭桓在日記裡還點評康有為說，他雖然有一腔愛國之心，但是他根本沒出過國，也懂英文，對外國的事情也就知道一個皮毛。

我很難相信，像這樣一個去過美國，精通英文的從二品高官會被康有為胡說八道給折服了。

事實上張蔭桓之所以把康有為推出來，一來是滿足光緒帝急躁的攬權慾望，二來也是把康有為推到第一線吸引火力。

他則在暗處悄悄搞“清日英三國同盟”。

我們假設張蔭桓成功了，那麼清朝就真正的成了英帝國主義的狗了，英華人對於狗還是很願意喂幾根骨頭的。

在實際歷史中，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就準備直接派遣至少兩個師團在天津登陸，打著幫清廷平叛的名義攝取更大的權益，但是被英華人叫停了，英華人覺得袁世凱足夠保證英華人的利益，沒必要再支援清廷。

但是要是清日英三國正式簽署了同盟條約就不一樣了，出於條約義務，不僅日本會派兵，英國也會派兵支援，有日本與英國兩國在背後支援，同盟會打得過嗎？打不過啊。

一個由少數M族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家，其軍事實力必然是軟弱的，是必然要被欺負。被欺負的國家，無論其是否現代化，都是要落後的，會激起民憤的。這樣的國家，必然被人民推翻。

不會。就看康有為那點德行，戊戌變法也不可能成功。就算僥倖成功了，大機率也不會徹底，就連辛亥革命也不能說完全成功。

1、中國的帝國專制獨裁製度發展到清朝已經登峰造極，連太平天國那樣的變亂都沒搞倒它，如果沒有西方列強打進來，大機率清朝會超過300年。

2、正因為清朝的專制制度發展到了極端，無藥可救，改良是沒戲的，甚至辛亥革命都不能夠成功。最終埋葬它的只能是更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

戊戍變法如果清朝皇室能夠選擇像英國君主立憲那種模式，可能不會有辛亥革命了。他們如果選擇像日本那種模式則很難說，因為慈禧太后和光緒比日本的明治天皇差遠了。而且日本是單一民族，而當時清朝內部民族矛盾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會有，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變革宜緩不宜驟。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舊模式是百年積累的問題，而戊戌變法和後來的清末新政卻想在幾年內徹底改變，變革太操之過急了，模式驟變，步子太大，原有的機制根本無法承受。不僅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對，更進一步激化了整個社會的矛盾。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條約》後，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諮政院、諮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結果十年新政不僅沒有挽救清王朝，反而加速了其滅亡。

1910年8月，有個署名“長輿”的人在《國風報》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今日之新政，固速亂之導線也。十年以來，中國朝野上下莫不奮袂攘臂，囂然舉行新政。興學堂也，辦實業也，治警察也，行徵兵也，兼營並舉，日不暇給。然而多舉一新政，即多增一亂端，事變益以紛，國勢益以搶攘。夫中國今日所謀之新政，固行之東西文明諸國，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於中國，則反以速亡而召亂。”（見熊月之《清末新政何以成“潰政”》，載《社會觀察》2011年8月號特稿）

關於新政中經濟類的變革，在吏治腐敗，積重難返下的清末時期，經濟方面的新政策往往成了盤剝的新手段，搜刮反而變本加厲。這是“新經濟政策”的實際效果。

新政實施過程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編練新軍，讓年輕人接觸、學習新知識、新思想、新文化，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成為新政所需要的人才，但是，這些人學習了新知識、新思想、新文化以後，反觀清政府所作所為，左右不順眼，相當一些人而反成為清政府的異己力量，站到了革命一邊。

新政實施過程中，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最為賣力，成效最大，辦巡警，辦實業，辦教育，樣樣出色。特別是在編練新軍方面，全國督撫無出其右。他編練的北洋六鎮，裝備精良，訓練正規，最有戰鬥力。但是，他在練兵過程中，透過種種手段，培植親信，讓他們成為掌握軍隊實權的指揮員與各鎮統制，如徐世昌、劉永慶、馮國璋、王士珍等人，使得這支以國家名義、用國家經費訓練出來的新式軍隊，變成只聽命於袁世凱個人的軍隊。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疑忌。這也是慈禧與其後的載灃等人千方百計削弱、打擊袁世凱，乃至將他趕回河南老家的根本原因。最高統治者的疑忌、打擊，加大了袁世凱對皇室的離心力，最終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編練新軍本是為了雪恥自強，沒想到結局是養虎遺患，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慈禧太后、載灃或袁世凱的個人素質問題，而是專制體制、滿漢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等多重矛盾糾結演化的結果。

對於清末新政，有一種看法認為，假如不是辛亥革命的發生，打斷了新政的程序，中國有可能避免日後的混亂，會比較順利地實現近代轉型。這是不是與今天這個戊戌變法成功的設想很類似。這是一種切斷歷史內在聯絡的想當然，是不顧歷史事實的假設。辛亥革命的發生，清廷的覆滅，不完全是由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新政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帶來新的危機有關。慈禧太后對新政既支援又限制，清政府對民族工商業既獎勵又盤剝，廢科舉、興學校、派留學、練新軍對青年人的雙重影響，袁世凱在新政中既成功又遭忌，這些都是新政運作的實際矛盾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