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星煜先生，作家、戲曲史(理)論家、有名學者、有名戲曲史家、《西廂記》研究大家、有名的中國戲曲史專家、文化學者、當代戲曲研究的泰斗。
他自己生活上面一個特點呢，就是對任何事情都感覺興趣。外事原則，他言:“自己有一個原則，不開心的事情，當時不開心，忘記掉，不要受這個影響，一輩子不開心自尋苦吃，犯不著”。最開心的事情，他說“就是這些古書，我想讀到什麼、我在上海圖書館能夠找得到，這是最開心的。”
戲曲理論家蔣星煜從1942年開始發表作品，有關《西廂記》的專著就有7個版本，分別出版於北京、上海、中國臺北與日本，他還著有《以戲代藥》、《中國戲曲史鉤沉》等十部專著，歷史人物傳記有《海瑞》、《況鍾》，歷史小說集及散文隨筆集《海瑞的故事》、《文壇藝林見知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等。在戲曲上面，他覺得自己做得比較滿意的，既然到了戲曲工作崗位上面呢，自己把主要的工作沒有放在他們說的一般人做的行政工作上面，他把重點就放在古典名著的改編上面了。1920年，蔣星煜出生在江蘇省南部的一個小縣城裡，外祖父是晚清的秀才，他是蔣星煜的啟蒙老師。父親在銀行工作，家境富裕。這張照片是蔣星煜他六歲的時候他在照相館裡拍的，當時他的父親在哈爾濱銀行裡面工作，照片拍了之後，他帶在身邊，自己是獨子，想念家裡的時候拿出來看看。幼小的蔣星煜剛學會走路，外祖父就牽起他的小手泡茶館並試茗，一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館是當時溧陽城裡最高階的茶館。茶館是這樣子的，他外公呢、他很喜歡自己，帶自己去，茶館裡面有什麼聽的呢，這個茶館和一般的茶館不同，這個茶館裡面等於本來清朝的秀才還有後來的民國時候做過縣長的這些人都在，他們談的東西就是說從國家大事到瑣事都談，有時候警察局長、教育局長有時候也來坐坐，和大家交交朋友。蔣星煜他在這樣的環境裡比別的兒童心理上要早熟一點，因為不是和小孩接觸，都是聽大人在說。給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有人談談書法、有人談談下棋，或者有人談談篆刻，有人談談古董，唐詩宋詞，這些東西比學校裡讀到的東西印象要深。從小受到外祖父的影響，蔣星煜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上世紀30年代末在同父親商榷後，蔣星煜考進了復旦大學英文會計專業。這本書(《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是他二十二歲寫的，因為當時自己感覺到生活已經像個隱士了，所以對中國古代的隱士就發生了興趣、就寫出了這本書。寫出這本書以後發生了一個大笑話，中華書局的一個編輯找到他的時候，以為他是作者的兒子或者是弟弟，他看見一個二十二歲的小青年在打籃球，找到自己之後，他問，好像你哥哥在哪裡，他說、就是我自己寫的呀。他大為驚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星煜離開了上海輾轉來到了大後方重慶。他從上海到重慶去的時候，因為一個堂兄在重慶，根本不知道去做什麼，安排自己的工作是中央政治學校，這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味道很厲害，他們安排來、安排去，對自己倒蠻看得起，他們說，聽你說對上海話劇的情況很熟悉，這裡沒有導演，他說、你來做導演好不好，這時候、他只有二十歲，他說、這不行的，我普通話說不來的，後來他們一再研究後來自己都不同意，自己想到這個地方繼續讀讀書，他就進了圖書館。蔣星煜遠離塵囂，一頭扎進故紙堆裡，他通讀了《二十四史》，同時還對經濟、考古、宗教、書法等進行研究。它這個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不同，它有一個小房間專門放馬列主義的書，是給那些御用之人寫反共文章時看的，自己除了看古書以外，自己也經常去看看，後來感覺到自己雖然在現實社會中自己好像變成一個隱士，與政治無關、只是看書，因此他對古代的隱士開始感興趣了，所以就寫了一系列隱士的文章，就是出版了一本《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因為自己感覺到已經像個隱士一樣，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覺興趣了。《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出版兩年後，蔣星煜離開圖書館來到中華教育電影廠做了一名編輯，隨後又進入南京中央通訊社當了一名記者。
解放以後，上海成立了軍管會文藝處，他們急需要人，因為剛解放不久他寫過幾篇劇評，他們看了以後說，我們現在最需要這種人才。因為當時上海的劇團有一百多個，硬是拉郎配，我不要看戲，他們說現在的戲絕大部分都是歷史題材，你對歷史蠻熟悉，他們說，我們正需要這種人，就硬要他做。做了之後，自己不安心，他們對他說，這是一個過渡，將來過幾年，你要做什麼，我們另外安排。他們說，現在全中國還沒有解放，你要去搞考古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樣就做了，他們說了一聲之後、後來根本就不調他了，一直做下去了。上海的戲劇素有中國的半壁江山之稱，建國後的戲曲繁榮因整改而龐大複雜，有著做不完的工作。自從演出了《十五貫》以後，他們文化局的局長叫李太成，他說、老蔣，你研究研究還有什麼清官題材可以弄的，自己說、歷史上的清官很多，除了況鍾之外，一個宋朝的包公、明朝有個海瑞、叫海公，他說、好，你就把海瑞的題材研究一下，我們將來說不定可以編一部戲比《十五貫》還要成功，自己就去收集海瑞的題材，在1957年就寫了一本《海瑞》的傳紀，裡面有很多題材可以編戲的，這本《海瑞》傳紀出版實際上就是一個現在不能解釋的事情，為啥呢，當時正是“反右”高潮，很多人的文章稍微有一點看起來不是怎樣平穩的都劃成右派了，出了一本《海瑞》等於是和皇帝對著幹的，這肯定要劃成右派的。反右運動蔣星煜沒有受到牽連，但他不曾想到的是更大的一場暴風雨正悄悄來臨。他寫這本書是1957年，後來毛主席提倡海瑞已經是1959年了，後來別人把他《海瑞》裡面寫的東西上綱上線，他說我在過去未來的事情我怎麼會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的，但是直接的導火線是什麼，是周揚到上海來、他要宣傳，他說現在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這時候已經是1959年了，叫《解放日報》、《文匯報》都要發海瑞的文章，結果他們沒有人可以找，他們說你出版過《海瑞》的書，都來叫他弄，他在《解放日報》寫的一篇海瑞的歷史故事，後來周信芳就拿去編了《海瑞上疏》，後來就撞到槍口上去了，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又沒有向他們推薦。
京劇《海瑞上疏》以海瑞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史實為主線，宣揚其“剛正不阿、大公無私、敢於鬥爭、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許思言執筆、周信芳導演兼主演的海瑞，初名《天下第一事》，後改為《海瑞上疏》。京劇《海瑞上疏》成為文革期間最早被說成大毒草的劇目之一。1963年，《解放日報》他們說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大家要學習魏徵精神，就派一個記者來叫他寫，他說我對明朝的事情比較熟悉，對唐朝呢不是最熟悉，他們說反正都是歷史小說，上海寫歷史小說的人也不多，我們報館決定請你寫，你隨便寫多少長、我們幫你連載。逼了他兩個月，他們絕對不放鬆，所以自己就寫了，一發表之後結果就出事情了，海瑞的事情是隔了很多年才出的，當時就出問題。文革一開始，蔣星煜所發表的《李世民與魏徵》和《南包公海瑞》兩篇文章立刻就被打成了大毒草，批判聲一片。這兩篇文章自己始終不知道內幕的，不知道《解放日報》一定要叫自己寫，他思想非常複雜，黨報一再叫我寫，我不寫、好像我也變成犯錯誤了。黨報叫你寫，你不寫，你和它對抗啊，自己也只好寫了，所以自己也提出來過，你們叫我寫、說寫得蠻好，我不是立了功嘛，後來怎麼會變成“大毒草”。
《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是元代著名雜劇作家王實甫的代表作，在歷史上願普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美好的願望不知成為文學作品的主題，《西廂記》便是描繪這主題最成功的戲劇，這個劇一上舞臺就驚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愛，被譽為“西廂記天下奪魁”。
最早是在1952年，在那時候叫華東大區、華東戲曲研究院，先是袁雪芬、徐玉蘭她們演《西廂記》，後來她們領導考慮得蠻周到，等於現在說起來再要弄一個青春版，叫金採風、呂瑞英重新搭一個青年班子演出，在開排之前，叫蔣星煜他去上一節課，說上一節課也就說了一個半小時，說說《西廂記》的歷史背景、唐朝的一些風俗習慣以及《西廂記》這部劇本最早怎麼由小說演變成說唱、演變成劇本這個過程，說一下。當時有一個底稿的，就是說了之後有一個稿子留下來的。“文革"一結束，他就想好了，海瑞的事情弄出這麼大的毛病出來，再會了，搞《西廂記》可以太平一點，他自己主觀上面也向《西廂記》傾斜了，但是自己這份提綱抄家抄掉了，後來到戲劇學院再去找，結果在戲劇學院表演系的支部書記她這裡收藏了一份，自己拿她那份提綱回來又繼續不斷的豐富，內容就越來越多。
蔣星煜先生，作家、戲曲史(理)論家、有名學者、有名戲曲史家、《西廂記》研究大家、有名的中國戲曲史專家、文化學者、當代戲曲研究的泰斗。
他自己生活上面一個特點呢，就是對任何事情都感覺興趣。外事原則，他言:“自己有一個原則，不開心的事情，當時不開心，忘記掉，不要受這個影響，一輩子不開心自尋苦吃，犯不著”。最開心的事情，他說“就是這些古書，我想讀到什麼、我在上海圖書館能夠找得到，這是最開心的。”
戲曲理論家蔣星煜從1942年開始發表作品，有關《西廂記》的專著就有7個版本，分別出版於北京、上海、中國臺北與日本，他還著有《以戲代藥》、《中國戲曲史鉤沉》等十部專著，歷史人物傳記有《海瑞》、《況鍾》，歷史小說集及散文隨筆集《海瑞的故事》、《文壇藝林見知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等。在戲曲上面，他覺得自己做得比較滿意的，既然到了戲曲工作崗位上面呢，自己把主要的工作沒有放在他們說的一般人做的行政工作上面，他把重點就放在古典名著的改編上面了。1920年，蔣星煜出生在江蘇省南部的一個小縣城裡，外祖父是晚清的秀才，他是蔣星煜的啟蒙老師。父親在銀行工作，家境富裕。這張照片是蔣星煜他六歲的時候他在照相館裡拍的，當時他的父親在哈爾濱銀行裡面工作，照片拍了之後，他帶在身邊，自己是獨子，想念家裡的時候拿出來看看。幼小的蔣星煜剛學會走路，外祖父就牽起他的小手泡茶館並試茗，一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館是當時溧陽城裡最高階的茶館。茶館是這樣子的，他外公呢、他很喜歡自己，帶自己去，茶館裡面有什麼聽的呢，這個茶館和一般的茶館不同，這個茶館裡面等於本來清朝的秀才還有後來的民國時候做過縣長的這些人都在，他們談的東西就是說從國家大事到瑣事都談，有時候警察局長、教育局長有時候也來坐坐，和大家交交朋友。蔣星煜他在這樣的環境裡比別的兒童心理上要早熟一點，因為不是和小孩接觸，都是聽大人在說。給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有人談談書法、有人談談下棋，或者有人談談篆刻，有人談談古董，唐詩宋詞，這些東西比學校裡讀到的東西印象要深。從小受到外祖父的影響，蔣星煜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上世紀30年代末在同父親商榷後，蔣星煜考進了復旦大學英文會計專業。這本書(《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是他二十二歲寫的，因為當時自己感覺到生活已經像個隱士了，所以對中國古代的隱士就發生了興趣、就寫出了這本書。寫出這本書以後發生了一個大笑話，中華書局的一個編輯找到他的時候，以為他是作者的兒子或者是弟弟，他看見一個二十二歲的小青年在打籃球，找到自己之後，他問，好像你哥哥在哪裡，他說、就是我自己寫的呀。他大為驚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星煜離開了上海輾轉來到了大後方重慶。他從上海到重慶去的時候，因為一個堂兄在重慶，根本不知道去做什麼，安排自己的工作是中央政治學校，這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味道很厲害，他們安排來、安排去，對自己倒蠻看得起，他們說，聽你說對上海話劇的情況很熟悉，這裡沒有導演，他說、你來做導演好不好，這時候、他只有二十歲，他說、這不行的，我普通話說不來的，後來他們一再研究後來自己都不同意，自己想到這個地方繼續讀讀書，他就進了圖書館。蔣星煜遠離塵囂，一頭扎進故紙堆裡，他通讀了《二十四史》，同時還對經濟、考古、宗教、書法等進行研究。它這個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不同，它有一個小房間專門放馬列主義的書，是給那些御用之人寫反共文章時看的，自己除了看古書以外，自己也經常去看看，後來感覺到自己雖然在現實社會中自己好像變成一個隱士，與政治無關、只是看書，因此他對古代的隱士開始感興趣了，所以就寫了一系列隱士的文章，就是出版了一本《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因為自己感覺到已經像個隱士一樣，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覺興趣了。《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出版兩年後，蔣星煜離開圖書館來到中華教育電影廠做了一名編輯，隨後又進入南京中央通訊社當了一名記者。
解放以後，上海成立了軍管會文藝處，他們急需要人，因為剛解放不久他寫過幾篇劇評，他們看了以後說，我們現在最需要這種人才。因為當時上海的劇團有一百多個，硬是拉郎配，我不要看戲，他們說現在的戲絕大部分都是歷史題材，你對歷史蠻熟悉，他們說，我們正需要這種人，就硬要他做。做了之後，自己不安心，他們對他說，這是一個過渡，將來過幾年，你要做什麼，我們另外安排。他們說，現在全中國還沒有解放，你要去搞考古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樣就做了，他們說了一聲之後、後來根本就不調他了，一直做下去了。上海的戲劇素有中國的半壁江山之稱，建國後的戲曲繁榮因整改而龐大複雜，有著做不完的工作。自從演出了《十五貫》以後，他們文化局的局長叫李太成，他說、老蔣，你研究研究還有什麼清官題材可以弄的，自己說、歷史上的清官很多，除了況鍾之外，一個宋朝的包公、明朝有個海瑞、叫海公，他說、好，你就把海瑞的題材研究一下，我們將來說不定可以編一部戲比《十五貫》還要成功，自己就去收集海瑞的題材，在1957年就寫了一本《海瑞》的傳紀，裡面有很多題材可以編戲的，這本《海瑞》傳紀出版實際上就是一個現在不能解釋的事情，為啥呢，當時正是“反右”高潮，很多人的文章稍微有一點看起來不是怎樣平穩的都劃成右派了，出了一本《海瑞》等於是和皇帝對著幹的，這肯定要劃成右派的。反右運動蔣星煜沒有受到牽連，但他不曾想到的是更大的一場暴風雨正悄悄來臨。他寫這本書是1957年，後來毛主席提倡海瑞已經是1959年了，後來別人把他《海瑞》裡面寫的東西上綱上線，他說我在過去未來的事情我怎麼會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的，但是直接的導火線是什麼，是周揚到上海來、他要宣傳，他說現在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這時候已經是1959年了，叫《解放日報》、《文匯報》都要發海瑞的文章，結果他們沒有人可以找，他們說你出版過《海瑞》的書，都來叫他弄，他在《解放日報》寫的一篇海瑞的歷史故事，後來周信芳就拿去編了《海瑞上疏》，後來就撞到槍口上去了，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又沒有向他們推薦。
京劇《海瑞上疏》以海瑞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史實為主線，宣揚其“剛正不阿、大公無私、敢於鬥爭、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許思言執筆、周信芳導演兼主演的海瑞，初名《天下第一事》，後改為《海瑞上疏》。京劇《海瑞上疏》成為文革期間最早被說成大毒草的劇目之一。1963年，《解放日報》他們說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大家要學習魏徵精神，就派一個記者來叫他寫，他說我對明朝的事情比較熟悉，對唐朝呢不是最熟悉，他們說反正都是歷史小說，上海寫歷史小說的人也不多，我們報館決定請你寫，你隨便寫多少長、我們幫你連載。逼了他兩個月，他們絕對不放鬆，所以自己就寫了，一發表之後結果就出事情了，海瑞的事情是隔了很多年才出的，當時就出問題。文革一開始，蔣星煜所發表的《李世民與魏徵》和《南包公海瑞》兩篇文章立刻就被打成了大毒草，批判聲一片。這兩篇文章自己始終不知道內幕的，不知道《解放日報》一定要叫自己寫，他思想非常複雜，黨報一再叫我寫，我不寫、好像我也變成犯錯誤了。黨報叫你寫，你不寫，你和它對抗啊，自己也只好寫了，所以自己也提出來過，你們叫我寫、說寫得蠻好，我不是立了功嘛，後來怎麼會變成“大毒草”。
《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是元代著名雜劇作家王實甫的代表作，在歷史上願普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美好的願望不知成為文學作品的主題，《西廂記》便是描繪這主題最成功的戲劇，這個劇一上舞臺就驚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愛，被譽為“西廂記天下奪魁”。
最早是在1952年，在那時候叫華東大區、華東戲曲研究院，先是袁雪芬、徐玉蘭她們演《西廂記》，後來她們領導考慮得蠻周到，等於現在說起來再要弄一個青春版，叫金採風、呂瑞英重新搭一個青年班子演出，在開排之前，叫蔣星煜他去上一節課，說上一節課也就說了一個半小時，說說《西廂記》的歷史背景、唐朝的一些風俗習慣以及《西廂記》這部劇本最早怎麼由小說演變成說唱、演變成劇本這個過程，說一下。當時有一個底稿的，就是說了之後有一個稿子留下來的。“文革"一結束，他就想好了，海瑞的事情弄出這麼大的毛病出來，再會了，搞《西廂記》可以太平一點，他自己主觀上面也向《西廂記》傾斜了，但是自己這份提綱抄家抄掉了，後來到戲劇學院再去找，結果在戲劇學院表演系的支部書記她這裡收藏了一份，自己拿她那份提綱回來又繼續不斷的豐富，內容就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