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業，是金子都會發亮。

工人是每個企業的重要支柱之一，他每天默默無聞，就象旋轉的機器，每天都上演著重複的事情重複做。做工人枯燥無味，休閒時間少，勞動量大，但對於日積月累，掌握了一門技術，何嘗不是一種幸福？而且企業現在也非常人性化，不斷獎勵和提拔老員工，讓每個工人都盡顯發揮崗位上的風采。

其實在工廠做事也有很大的競爭，如果你在一個工廠裡做事不努力學習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那你永遠都不會有上升的空間，只能呆在最底層忍氣吞聲做死工是不會有出路的，不管任何人都要有不怕吃小虧肯幹肯學在工廠這類人還有出路的，當然練習好口才也是必須要的。

工人出路在國家強大，繁榮富強，在我自己的經歷當中，從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國家一步步繁榮富強，不管是工人農民老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大部分家庭從腳踏車都買不起到大部分家庭有私家車

可能要每家住別墅，有游泳池，健身房，私人飛機等怕是不現實

國企一線工人，夕陽產業一混就20年了，等退休吧，哪有什麼出頭之日，就是混個溫飽而已，哎，拖家帶口無特長，根本不敢出去闖了

工人的出路這個要看定位。工人就是工人。思維方式在那裡的。 要是工人換一種思維 那他就不是工人了。再說現在的工人工資多高。三千塊找一個工人幹活。做不到。但是找一個大學生多的很。

工人是最基本出賣體力的勞動者，掙薪水養活自己和老婆孩子。從理論上講工作就是出路，掙錢就是目標。可能有些人在想什麼時候我也風光一把，當一回老闆，過上寶車成隊，情妾滿堂的日子。其實你仔細想一下只要生存，幹什麼也不容易，老闆有老闆的難處，他風光只是做給別人看的，背後他要絞盡腦汁想方設法的的賺錢，每天都要了解經營情況，市場形勢，貸款歸還情況，稍有不慎，就可能破產。所以涗當老闆首先得有那個腦袋。當工人就很簡單了，你只要完成交給你的生產任務就行了，不必操心經營上的事。而且可以靈活擇業。如果你是技術尖子，也可以考工人技師，待遇不次於工程師。常言說得好，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自己得解開自己的疙瘩，自足者常樂吧。

西方發達國家的家長為什麼可以不拼教育，因為知道小孩即使當了工人也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藍領工人工資高，福利也好，和中國的現狀沒法比。

去德國的製造工廠參觀過，工人的各項福利非常到位，開車上班，重工工廠環境有保證，食堂乾淨整潔，車間噪音大還每人發個降噪音耳塞。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白領失業的憂患會遠遠超過工人。現在好多土建工地已經是招個農民工比招個大學生難。農民工還不敢罵，一罵就不幹了，直接撂挑子走人，工資還不能少一分。

出大力的藍領工人的出路非常光明，過十年工作隨你挑，工資隨你要，這個日子不遠了。現在有個電焊工證都可以移民澳洲，所以勸大家能讀個技校職校的趕緊學門技術，將來比讀大學吃香。

工人出路也很多，首先把工人的職業技術提高，再學精，工作的好了，自然就會提高待遇，慢慢的等待機會，自己再包活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吸引著一批又一批農民進城打工。

對於老一輩農民工來說，在城市裡打拼，透支掉自己的青春之後，便會回到農村老家養老。他們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就是城市的過客。

他們的後代絕大多數也都是重複他們的命運，成為城市裡辛苦打拼的新一代農民工。但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的是，新一代的農民工對於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嚮往。他們已經很難再接受農村的生活，甚至也缺乏必要的農業生產的技能。他們不願意回到農村，也回不去農村。

從一些資料中能夠很明顯地看到這一趨勢[i]：1999年清華大學對農民工家庭的一項調查顯示，89.7％的農民工表示將來一定會回到家鄉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鄉定居；而2010年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則表明，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

新一代的工人越來越多地希望在城市定居，享受城市生活帶來的便捷。

沿海工業發展前沿的深圳也打出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標語，吸引著一批一批人來奉獻熱血的青春。

然而，這一批來到城市打工的新工人，真的成為了像“深圳人”這樣的“城裡人”嗎？

物質上：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新工人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但是這些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卻不歸新工人所有，他們只能拿到僅供養家餬口的工資。

2011年，央視曾到富士康的一個廠區進行採訪[ii]，一位員工說道：“每天做的都是高階產品，也許我做的時候見過它，也許之後它出去，我再也見不到它了。”當記者問：“那你心裡會不會有點委屈？”員工回答：“當然會。我自己做的東西，自己都買不起，只能看看，只能摸摸。”

新工人也是城市高樓大廈的建造者，然而，城市裡面的高樓大廈也不屬於他們，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搞建築的新工人只能在建築工地破爛的宿舍中，望著遠處亮堂堂的高樓，一頓惆悵。

古詩有云：“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新工人便是當代的養蠶人。他們締造了城市的富麗堂皇，但是他們卻不能擁有這樣的富麗堂皇。他們總還是會在城市中有一處棲身之所，但這樣的棲身之所卻可能顯得和所謂現代的城市格格不入。他們只能感受到為生活而奔波的艱辛，而無法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

心理上：並沒有被部分“城裡人”接納

新工人已經沒有了昔日老國企時代屬於工人階級的榮光，反而成為了部分“城裡人”鄙夷的物件。坐著新工人開鑿的地鐵的一位“城裡人”，便可能會對工人兄弟們說出：“你們是怎麼爬進來的？你們身上都是細菌，你看你們像人嗎？”

當然，這樣的話語會引起大多數人的憤慨，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城市所代表的是現代化的生活，需要足夠的金錢才能負擔；而新工人經濟條件拮据，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之下，他們難以實現真正的現代城市生活。於是新工人便很容易在心理上被排除在城市之外。

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例如部分商場要求外賣員走員工通道，外賣小哥想進商場卻被保安攔住。有人對這一件事的評價竟然是“誰願意逛商場旁邊都是外賣小哥？別說商場，很多地方都不讓進，比如圖書館，游泳館” 。

在這樣一些人眼中，新工人似乎應該生活在地下。他們應該在建設城市和提供產品、服務的時候從地下鑽出來揮灑汗水，等到建設和生產任務完成之後再鑽回地下，換得所謂“城裡人”的優雅高貴的生活。

城市建設升級時的驅離

新工人為城市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們為了節約生活成本，很多都居住在城中村中。城中村的生活水平較低，房價也較低，也降低了周邊地區的用工成本。

但是在城市進一步升級改造的過程中，城中村遭遇到了被拆除的命運，新工人也不可避免地被驅離。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舊改。2019年7月，深圳白石洲城中村的租戶陸續收到通知，被要求9月中搬離。居住在白石洲的流動兒童上學的問題面臨兩難：如果就近上學，則需要承受城中村外的比原來貴2~3倍的租金；如果舉家搬到更遠的城中村去，那麼孩子上學的路程將大大加長。暱稱為“堅果兄弟”的微博使用者發起了“深圳娃娃行動”，用一個巨型抓娃娃機來模擬白石洲流動兒童被深圳拋棄的命運。

對於這一些帶著流動兒童的新工人來說，原本的白石洲相當於一個保護罩，讓流動兒童能夠隨著父母遷徙，能夠在城市裡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城市建設升級時，這一“保護罩”被突然掀開，新工人希望後代實現階級躍升的可能性愈發渺茫了。

城市白領：逃不脫的相似命運

城市白領的工作條件看起來似乎比體力工人要更好一些，但是從本質上來講，他們也都屬於無產者，逃脫不了和製造業、建築工地等裡面體力工人相似的命運。

白領們一般工作在城市的中心，但是白領的工資卻也不足以負擔起城市中心的房租。因此，城市白領們只能租更遠的房子，以超長的通勤時間換取便宜一些的房租。

這種超長的通勤時間，看起來是降低了白領的生活成本，但是獲利方卻是僱傭這些白領的資本，因為他們可以為這些員工支付更低的工資。而由於通勤時間長而造成的“看不見的花費”，則必須由白領們來承擔了。

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

透過以上幾點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數億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但是卻無法在城市紮根。

物質上，農民工不佔有自己所創造的財富，城市的燈紅酒綠絕大部分和他們無關。第二代農民工中有些人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長大，但他們在住房、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從未獲得與城市人一樣的權利，更未達到與後者一樣的生活狀態。

心理上，農民工在社會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歧視，不被“城裡人”接納為城市居民。

更不用說戶籍等政策性限制。

對於城市白領，雖然工作條件稍微好一些，但是也和體力無產者有著相似的命運。他們為了稍低的房租而租住偏遠房子，造成超長的通勤時間。他們工作所在地和租房所在地呈現完全不同的模樣，有人甚至將去上班稱為“進城”。

在城市建設初期，工業發展，城市擴張，勞動力湧入城市；而當城市資本的增值不再需要他們時，就將他們驅離。

可見，新工人的命運無法由自己決定，而是由資本決定。

新工人由於資本的需要而來到城市，在資本提供的生活條件下生活。

新工人是城市的建設者，但是並不是城市的主人。

新工人的城市化是一個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

勉強構建的身份認同

儘管如此，新工人也會用自己的方法讓自己在城市更有歸屬感。

一種典型的方法便是透過消費來構建自己是城裡人這樣的身份認同。有研究者[iii]採訪了長三角的一些農民工，他們這樣說：“衣服肯定會穿的稍微好一點，畢竟在大城市，穿的太落伍太差會被人笑的。”“在老家大家都去地攤買便宜的衣服穿，也就無所謂了。來蘇州以後比較習慣去專賣店買衣服，穿的稍微正常點不會讓人看不起。”“買衣服會看品牌，鞋子的話比較喜歡背靠背（Kappa）和耐克。”

這是透過消費城市內更為現代化的商品來讓自己感覺成為了城裡人。

這是新工人在現今社會生活得更為舒心的方式，同時也是資本所構建的消費主義的反映。

高階的消費，使得新工人的生活成本大大增高。

這樣構建身份認同的方式也演變出了名媛拼團的現象。

工業區的許多新工人，在嘗試融入城市多次失敗後，逐漸開始形成了一種亞文化——殺馬特。這一些新工人，並不是天生叛逆，他們染奇特的頭髮，是為了尋找一種被認同感。

在工業區流水線工作，還隨時可能被欺壓，一頭奇特的髮型使得他們感覺自己能夠適應這樣的生活，能夠被同齡人認同，能夠找到一種歸屬感。

拍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的導演李一凡這樣說道：“做殺馬特不過是他們身體開啟的自動保護機制而已。我們的社會真的非常不寬容，殺馬特不過是希望透過身體改造來保護自己的一點裝飾，就那麼一點點異質的東西，幾乎成了全社會認為的異端。”

殺馬特的青年也是未能實現實質城市化的一群人，他們創造了一種屬於自己的亞文化，他們也透過這樣的亞文化來構建一種脆弱的身份認同。

綜上所述，中國新工人經歷的是一個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的過程，他們來到城市服務於城市的建設，服務於資本的增值。但是他們卻無法在城市內獲得體面舒適無憂無慮的生活，無法真正在城市紮根。他們所能做的，也僅能透過特定的消費或者殺馬特等亞文化而勉強構建起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然而這樣的身份認同也是脆弱的，容易被摧毀的，甚至其中的部分還帶著虛榮的成分。

這樣的情況在近三四十年一直都存在，雖然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其本質是不變的，即新工人不佔有生產資料，在經濟上處於劣勢，因而在許多方面也都處於劣勢。而這樣情況的改變，也是需要尋求經濟基礎層面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