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商鞅--車裂而死，並滅其族。 張居正---被抄家、滅族、鞭屍。原因：商鞅--商鞅變法促動了大地主和舊貴族的利益。 張居正----一條鞭法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 總之，他們都是觸碰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認識：1.改革必然會遭到舊勢力的阻撓，不可能一帆風順，要充分考慮到改革的複雜性和艱鉅性。 2.改革要順應歷史發展潮流。 3.改革者要有足夠的魄力和手段，要有為改革流血的準備。 4.改革要針對具體實際，用人得當。 5.改革結果的成敗，不以改革者個人的結局為轉移。

相比較而言，張居正的下場比吳起和商鞅要好，他的死沒有疼，只是死後受辱。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三大”——理想大、成就大、自信大。

三個人，吳起與商鞅有更多相似點。吳起的主要成就在楚國，商鞅的成就在秦國，對楚國和秦國而言，吳起和商鞅都是“外華人”。這種人主持變法有個優勢——沒有既得利益，改革起來沒有那麼多顧忌，可以大刀闊斧，執行力特別強。比如，由於楚國南部不發達，沒人願意去開發，非常浪費，吳起就強令貴族帶頭移民，搞“南部大開發”，這力度不是一般大。商鞅搞“軍功爵制”，更是讓一些靠裙帶關係上位的人失去了機會，這也得罪了很多人。

吳起和商鞅還都非常自信，自信到什麼程度？楚悼王死後，以你我的智商都知道該離開了，因為沒保護傘了，吳起更懂得這個道理。但是，他沒有走。結果，他在出席國王葬禮的時候被貴族圍殺了，死後還被“肢解”。商鞅也是自信得過了頭。好友趙良曾提醒商鞅：你變法得罪了太多人，他們都想殺你，所以你出門保鏢成群；現在有秦孝公罩著你，如果他死了你怎麼辦？商鞅沒聽。吳起和商鞅都覺得自己一個“外人”，不遠千里到另一個國家貢獻智慧，把這個國家變得如此強大，這個國家應該感恩，而且國家要繼續發展壯大離不開自己。所以，他們都沒有在國王死前功成身退，沒有離開，最後……

張居正同樣是個超級自信的人，自信到把萬曆小皇帝欺負得對一個大臣感到恐懼。皇帝不僅經常被張老師訓斥，還擔心自己被廢。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行政效率，同時藉機厚植自己的“張系人馬”（如戚繼光等）。前一點，萬曆皇帝是歡迎的，後一點就不喜歡了。因此，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先是厚葬厚待，然後開始收拾戚繼光（被迫提前退休，最後窮病而死）等張居正的舊勢力，時機成熟了再把張老師掘墓鞭屍，徹底搞臭……

當一個人權力無邊，自覺對國家功勞無限的時候，很容易被權力慾和成就感矇蔽雙眼，對危險視而不見。說這些，可能有些對改革家們不敬，但卻是冰冷的事實。

中國曆來多仁人志士，為國家而激流勇進，為功業而以身殉道。吳起、商鞅、張居正三賢正是為國家立制，為萬民立法的法家卓著人物。三賢雖死猶生，為後人所懷念追悼！

一、吳起與商鞅為變法殉身

吳起是儒兵法三家皆通的磐磐大才，任何一國重用吳起，都可以由弱變強，都可以稱霸一時。吳起這樣的大才，真是百年難得一遇，吳起的兵家天賦此處不說，單說他在楚國的變法大志。

吳起從魏國出逃後，直接去了楚國。而當時的楚悼王立刻重用吳起，封吳起為令伊（相當於丞相）主持楚國變法強軍。吳起在楚國變法九年，又訓練出了一支新軍，然後與列國交戰數場，使楚國一時聲威顯赫。當是變法總是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於是在楚悼王死後，楚國老世族秘密在葬禮上將吳起亂箭射殺。吳起智慧過人，知必死無疑然則亦當復仇，於是抱著楚悼王的屍體接受了萬箭之攻，生生把自已與王屍釘在一起。後來新楚王繼位後，將吳起與父親同葬，並以“毀壞王屍”的罪名把參與謀殺的老世族全部斬殺，吳起也算復仇成功。

商鞅隻身入秦，以王道、無為、霸道三說秦公，最終認定秦公真心變法。於是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歷二十又三年，秦國大治，國富兵強。商鞅是法家巨才，也是百年難得一遇變法權臣，他的變法是歷史上最深徹，最完整的變法。行法不避民眾，渭水決刑一次斬殺庶民七百餘人；行法不避權貴，太子犯法後刑治了秦國公室元老太子傅嬴虔。

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是翻天覆地的一次變法，秦國老世族紛紛受損受刑，國中儒生疲民亦對商鞅仇恨至深。秦孝公去逝後，在新君嬴駟的默許下，老世族車裂了商鞅，並夷其三族。然則唯一例外的是商鞅身死法存，秦國曆代遵守商君之法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商鞅生前為聖，死後成神，真是雖死猶生也！

二、張居正的改革

張居正五歲識字，七歲能通六經大義，十二歲考中秀才，十三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十六歲中舉人，二十三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可以說張居正是一代天才，真正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法則。

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1582年（萬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

張居正死後若干年後，萬曆皇帝將張居正從墳中扒出，鞭屍並挫骨揚灰，狠狠羞辱了張居正。明代黨爭嚴重，張居正在位時得罪了不少權貴，不想死後被清算報復，實在是明朝君臣私心過重，此乃萬曆皇帝之過也。

什麼造善而獲厄命，真是太無語了。他們這些人的確各個有能力，有抱負，吳起是軍事能力強，還能變法；商鞅就更不用說了，如果說他古今變法第二，估計沒人敢說自己第一；張居正對大明覆興也有巨大功勞。這些人，個個都有能力，也都是為國為民，但是這和他們最終的命運沒有任何關係。

換句話說，報復吳起、商鞅、張居正的人，難道個個都是庸才，個個都是賣國害民之人麼？顯然不是，以吳起變法為例，你看看他變法的內容：

凡封君的貴族，已傳三代的取消爵祿；停止對疏遠貴族的按例供給，將國內貴族充實到地廣人稀的偏遠之處。淘汰並裁減無關緊要的官員，削減官吏俸祿，將節約的財富用於強兵。糾正楚國官場損公肥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使楚國群臣不顧個人榮辱一心為國家效力。統一楚國風俗，禁止私人請託。

不說別的，假如你是楚國的貴族，你什麼過錯都沒有，突然就因為他變法而失去爵位，而且還沒有供給，最後還被派到邊境去了。用現在話說，你本來是個xx，一生衣食無憂，擁有好幾億財富，突然被沒收了，然後被送到西部去支援建設去了。你怎麼想，你會不會恨吳起？推廣到每個人，如果把大家一年的工資全給國家，支援祖國建設，好不好？

吳起，商鞅，張居正這些人乾的基本上就是這個事情，他們就是實現了利益的再分配，這樣的確是能夠讓國家強大。但是，變法過程中傷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如果你是楚國的貴族，或者是秦國的老世族，明朝的大地主，你願不願意？任何事情都是要推己及人的。任何人都是希望自己國家強大，人人富足，但是每個人都是要生活的。

當初看大秦帝國的時候，你看看那些老世族，難道他們沒有為秦國立過功勞麼，沒有為秦國流過血麼，不希望國家好麼？商鞅這樣變法，的確可以讓國家強大。但是，那些老世族呢？還有就是商鞅強制推行自己的法律，這些法律總體是好的，但是總有一些問題吧！強行推行，多少無辜的人會遭到傷害？

這些人都是才華橫溢，都是他們同時代的精英，腦袋夠聰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弱點，都是為建立或維持集權專制竭盡全力，才在一定時期內撈到了很多利益，顯示了中國文化光榮的一面。但他們不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是不知如何保百姓（包括自己）的權力。這個文化是君權文化，他們使這個文化一次次走向成功，又一次次殺害這個文化的創道者。這又是這個文化悲哀的一面。

三代英才都成為了人性自私的犧牲品。

古代舊制為剝削層立建築。那些貴族把民脂刮盡為己享樂，卻讓皇帝實受剝削之名，最為可惡。法家三賢狠擊敗類，挽弱為強，扭轉乾坤，樹了人間浩然正氣。

正邪不兩立。吳商張三英身後被邪黨惡毒摧殘，是邪壓正的真實反映。

放於現在，有些人也是抱著“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的救命草，掩飾自己那被掀露得已經無法藏掖的資本家思想，攻擊法家三賢為一人愚忠而不知明哲保身。這些人，當二把手就常常中飽私囊，遇難題，只冷笑著看一把手的笑話。當一把手，就把“天下者我接觸的眾人的天下”的思想兌付於現實，凡事混混濁濁，假裝仁義，實際親近而忽遠，得輕而失重，集團利益不久則垮。

當代新中國，也是要有新型的吳起，商君，張居正出世，正氣才會重播人間，中華才可以重振而不被外邦圍堵！吳商張都是國際型卻命不逢時的人才。

吳起、商鞅和張居正都是中國歷史上取得過巨大成功的著名改革家，按成就大小來說，商鞅的功業最大，商鞅使秦國由弱變強、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並最終統一中華；吳起和張居正也是成功的改革家，但功業稍遜，他們兩人的改革都沒有鞏固持續，沒有使國家發生本質的變化。他們三人都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下場都不太好，本文主要點評一下這三個歷史人物失敗的一面。吳起吳起（前440年－前381年），衛國左氏人。中國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通曉兵法儒三家思想，在內政、軍事上都有極高的成就。其成就主要在魏、楚兩國。吳起在魏國的成就主要是強兵，訓練出了“魏武卒”，魏武卒是精銳重甲步兵，吳起率領魏武卒南征北戰，創下了“大戰七十二，全勝六十四，其餘不分勝負”的奇功偉績。一舉佔領秦國河西之地，壓制秦國百年之久！吳起在楚國的成就是“吳起變法”，使楚國在一段時間內富國強兵，但是吳起變法得罪了舊貴族，重用他的楚悼王死後，吳起被舊貴族亂箭射死，吳起死前一把抱住楚悼王的屍體，亂箭將吳起與王屍釘在一起，後來繼位的新楚王以毀壞王屍之罪將參與謀殺的七十多家舊貴族全部宰殺，也算是成功地死後復仇，可見吳起智商非常之高。但是相比其高智商，吳起的情商、性格、心智有嚴重的問題或者缺陷。吳起一生在魯、魏、楚三國做過官，都沒有好的結果，除了外因，有沒有他自身的原因呢？有！就是太過貪圖功名，本來好男兒渴望建功立業是好事，是滿滿的正能量，但是不擇手段就會演變成“喪心病狂”，吳起就是這樣。他家本來是富裕的，但吳起在家鄉為了求官，弄得傾家蕩產也沒如願，被同村人嘲笑，他居然一氣之下殺了同村的三十多人，然後出去闖蕩江湖。後來其母親去世，也沒有回去奔喪，他的眼裡只有“功名”二字。吳起後來在魯國做官，齊魯交戰，吳起的政治對手誣陷吳起的妻子（齊華人）是間諜，吳起為了獲得魯王信任，殺死了自己的妻子，這就是著名的吳起“殺妻求將”典故，吳起求官真是不擇手段，可見吳起人品和心智有嚴重問題，心智稍微健全的人，必然會掂量兩個關鍵問題：其一，這樣毫無證據隨便懷疑人的君王值不值得效勞？事實也證明，昏君庸才使魯國早早地泯滅在戰國紛爭的大潮之中。其二，滅絕人倫是否會有好結果？魯王是跟他同樣思維的奇葩嗎？當時的戰國特別是齊魯大地，是深受孔儒思想薰陶的，可見吳起連起碼的“政治覺悟”都沒有。吳起“殺妻求將”依然沒有得到魯國的重用，於是跑到了魏國。在魏國，吳起的政治對手魏國宰相公叔也看清了其性格的弱點，特此針對性地設計了一個圈套：宰相公叔先報告國君說： ‘吳起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可是我們魏國是個小國， 恐怕留不住他。 留住他的唯一方法，只有許配給他一位公主，使他成為魏國的女婿。 如果他志不在魏國，非投奔其他大國不可，必定拒絕這項婚姻。’ 然後，宰相公叔在家宴請吳起，公叔的老婆是魏國公主，在宴席上極盡所能地羞辱公叔，吳起發現公主那麼兇悍， 不把平民出身的丈夫當成人， 於是向魏王表示不敢娶魏國的公主。魏王霎時間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吳起這才發覺他中了暗箭，然而為時已遲，無法挽救，恐怕魏王翻臉無情，於是吳起逃亡，投奔楚國。可見吳起的智商也是有點問題的，但是這種智商缺陷實際上是情商缺陷造成的。只要吳起稍微沉穩冷靜一點，就不難分辨，同是公主的姐妹，姐姐刁蠻，妹妹不一定刁蠻啊，每個人的性格肯定不一樣啊。雖然如此，吳起也算得上是戰國時期傑出的改革先驅。商鞅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後裔。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基礎，沒有商鞅變法就沒有秦國持續幾代人的國力增長，就不會有秦始皇統一中國。商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改革家！商鞅的功績就不多說了，這裡分析一下商鞅悲劇的原因。堅持絕對往往會走入誤區，商鞅是堅持絕對的法治，卻忘了法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去執行的，人無完人，那麼在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環節就有可能出問題。商鞅的悲劇有2個主要原因：1）沒有處理好太子犯法這個案件：太子傅贏虔本來是變法的支持者，卻因太子犯法遭到株連，贏虔是未成年太子的監護人，受到一點責罰也是應該的，問題是商鞅制定的株連法律太不人道了，將贏虔處以劓刑(割掉鼻子)，人都要臉面，華人尤其好面子，這對人是多大的侮辱！難道打30大板不可以？就太子犯法這件事來說，商鞅沒有深究太子犯法的原因，沒有考慮到，這會不會是反對變法的人故意製造的陷阱？如果商鞅及時意識到這種可能性，就可以鎖定真正的幕後兇手，而避免後續的錯誤處罰。但是案發當時正是變法初期，商鞅明白變法要成功需要國民的信任，為此商鞅還特地搞了個“徙木立信”,商鞅急於獲取國民信任、急於彰顯“法治決心、一視同仁”，匆忙處罰了本身並沒有犯法的贏虔。商鞅自己把本是支援變法的重要力量變成了敵人。2）對罪魁禍首守株待兔：明明知道反對變法的罪魁禍首是哪些人，卻迂腐地、僵化地執行“法治”，要等他們親自犯法了，有確鑿證據才去辦他們；就算堅持法治，一定要拿到證據，可他也並沒有主動出擊，而是守株待兔、坐等他們親自“犯法”，可人家是傻瓜麼？那些罪魁禍首都是位高權重的人，一般都是操控指使別人犯法。商鞅對那些罪魁禍首堅持法治，難道是希望那些人再次當權後對商鞅本人也堅持法治精神？指望那些妖魔鬼怪依法辦事，公平公正地對待他？所以法律，對99%的大多數嚴格適用就是法治，對1%的關鍵少數要靈活運用。不是說刑不上大夫，也不是說要搞“莫須有”，而是刑罰的輕重、方式方法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要靈活運用。張居正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湖北江陵人（今湖北荊州）。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在財稅和吏治兩方面。財稅改革採用“一條鞭法”，吏治改革採用“考成法”。因為張居正的改革，萬曆才有能力打贏“萬曆三大徵”，解決明朝的內憂外患。明朝在種種弊病之下還能延續近五十年，張居正的改革可謂功不可沒。但是其改革措施在張居正死後沒多久便被荒廢了。張居正這個角色是有爭議的，他是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是一個貪圖奢華的人；人無完人，評論其功過是非，我最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是，張居正有機會、有條件，但是中國在他的手上錯過了現代政治體制變革。張居正那個時代，無論是商業形式還是思想領域，明朝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王陽明心學的發展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張居正焚燬書院、竭力打壓不同政見者、打壓了民主的萌芽；而同時期的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民主和君主立憲制，張完全有條件實行類似君主立憲制的制度，但是張心安理得墨守成規地當了幾十年的事實上的太上皇。萬曆年幼的時候，實際上是張居正在主持國事，當時的明朝政事實際上就是交給他這種職業“經理人”在打理，但他就沒有想到如何將皇權虛化的事實固定和傳承下去，他就沒有想到將這種“國家職業經理人”的形式固化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果明朝在張居正手上實現了“君主立憲制”：靠血脈傳承的皇權只享有榮譽，但國家的具體管理交給那些透過“科舉制”、“民主選舉”選拔出來的專業人才，中國近代史就大大地不同了，張居正也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其個人品德也有較大缺陷，張居正跟李斯比較像，比商鞅還是差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