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出現了不守規矩的人，後世謀權篡位的一看壞榜樣學的自然快，因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沒有風險，也不需要防範。這個演變不能不提到兩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是劉裕，就是劉寄奴，公元420年，劉裕讓晉恭帝司馬德文“禪讓”給他，國號宋，史稱宋武帝。一年之後劉裕派人殺死了司馬德文。可笑的是，僅僅60年後，他的後代也被迫“禪位”然後被殺。

還有一個故事就更有意思了，東魏彭城王元韶說了句腦殘至極的話。說話不過腦子的後果，有時不止是傷人，還有降臨到自己身上的滅頂之災。東魏被北齊取代後，元韶成為前朝遺老，爵位從郡王降為縣公，是為彭城公。北齊皇帝高澄非常欣賞元韶，有時甚至和他商量軍國大政，討論歷代興亡。

北齊文宣帝天保十年，公元559年五月的一天，高澄和元韶談論歷史，問元韶，“漢光武何故中興”？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為什麼能幹掉篡黨奪權的王莽那廝，實現劉家事業偉大復興的大漢夢呢？元韶當即不假思索的回答，“為誅諸劉不盡”，因為沒把姓劉的殺乾淨。

這話是沒問題，但是他忘記了自己才是前朝餘孽，一句話引來了滅族之禍後果很嚴重，“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元韶自己也被弄死了。

所以後世謀權篡位的乾脆把前朝皇帝殺掉，以絕後患。

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俺慢慢道來：

三國時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血流成河悲慘的年代。血腥味太重！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的《蒿里行》一點也沒誇大其詞，真實的再現了當時的歷史事件。怎一個“慘”字了得！

東漢王朝自光武帝劉秀之後，就沒讓歷史省心過，小皇帝層出不窮，前赴後繼。漢帝國趕走了虎，又迎來了狼。先是外戚專權，後是宦官專政。無論何人執掌乾坤？受苦受難的最終還是無辜可憐的百姓！

鉅鹿人張角“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抱著“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決心，以漢帝國的“老祖宗”劉邦為榜樣，紛紛揭竿而起，他們頭扎黃巾，手持鋤頭和釘耙，向帝國的官僚地主發動了猛烈攻擊。平息叛亂中，各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趁機擴充自己的勢力，樂此不彼。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相互爭鬥。漢帝國的皇帝雖然猶存，但名存實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大軍閥董卓的出現，加速了帝國的混亂。

事實證明，“亂世出英雄”！此話一點不假。曹操、劉備、孫權這三人最終笑到最後，相繼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開始“稱孤道寡”。

“合久必分”！在所謂的英雄也好，奸雄也罷的血雨腥風般的殺戮中，“三國”橫空出世，步入中國歷史的大舞臺。

董卓強權而立的皇帝劉協，奇蹟般地得以在這亂世中生存，馬不停蹄地寄人籬下，淪為曹操的“木偶”。

曹丕接過老爹的“接力棒”，但很快毫不留情地拋棄了手中的“玩物”——皇帝劉協，毫不猶豫地取而代之，改朝換代。

鑑於劉協“幾十年如一日”的“逆來順受”和“乖乖娃”的表現；鑑於劉協還是自己的姐夫兼妹夫（姐曹憲，漢獻帝貴人，妹曹節，漢獻帝皇后，妹曹華，漢獻帝貴人）；鑑於劉協根本不值一提的政治影響力，早已構不成對新興魏帝國的威脅，曹丕思前想後，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終還是放過了劉協，劉協僥倖地得以生存，安享晚年。

早已自立為“漢中王”的劉備，沒有，甚至根本沒做任何調查，就單方面宣佈廢帝劉協已死，在給其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後，就迫不及待地宣佈繼承漢帝國的事業，登上了皇帝之位。劉備的所作所為，俺最看不起，睜著眼睛說瞎話不說，還差點將劉協再次陷於危險之地。

若干年後，江東的孫權也不甘寂寞地宣佈稱帝。

“分久必合”！歷史果然再次論證了這一鐵定規律。一個新的王朝——“晉”，在代“魏”滅“蜀”亡“吳”的金戈鐵馬中，完成了大一統。

擺在面前晉帝國開國皇帝司馬炎面前的棘手問題先後出現了：

怎麼處置劉禪、孫皓這兩個投降的“皇帝”？

劉禪的“此間樂不思蜀”，不管是劉禪的真心告白，還是“大智若愚”，反正“樂不思蜀”的成語問世，讓司馬炎非常地看不起，哈哈大笑中，繞了他的性命。

至於孫皓？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名聲實在太臭！早已在江東喪失了民心，根本就掀不起什麼大風大浪。何不饒了這小子？

順便交待一下：

234年，魏山陽公、前漢帝國皇帝劉協去世，時年五十四歲。

271年，晉安樂公、前蜀漢皇帝劉禪在洛陽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284年，晉帝國歸命侯、前東吳皇帝孫皓在洛陽去世，時年四十二歲。

中國古代亡國之君比比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在退位後都被殺，但漢末的漢獻帝和三國時代的諸多亡國之君幾乎都得到了善終，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可能會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

在三國之前沒有殺亡國之君的先例。在三國之前人們往往受到禮法的影響比較大，雙方之前雖然相互攻殺，但彼此之前還能保持一定的體面，由其是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在政治上開始占主導地位，而儒家所講的“仁”的思想對當時無論是上層高官還是下層的普通百姓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因此就算是改朝換代這樣的大事，大家對前朝君主基本上都是比較寬容，不太會出現弒殺前朝君主的情況。

後朝皇帝殺死朝朝末帝的先例首次出現在宋武帝劉裕身上，在此之前亡國君主幾乎都是善終，但自劉裕首開殺亡國之君的惡例之後，後世亡國之主幾乎無一例善終，因此在三國那個禮法至上的時代，人們通常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殺死一個君王，哪怕他只是個亡國之君。但在五胡十六國期間，道德淪喪，天下大亂，民族融合，統治合法性成了當時唯一的判斷標準，因此殺死前朝君主讓自己儘快擁有政權的合法性就成了關鍵，也就在此時殺死亡國之君似乎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在歷史上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們一般都不喜歡讓自己背上惡名，尤其是弒君這種大事。因為如果首開殺前朝君主之例，那麼自己就將會終身揹負此名，這方面可以參考劉裕。而且自從他開了此例之後，劉宋的最後一位皇帝在禪讓之後自己也被殺了。劉裕開的惡例最後讓自己的子孫自食惡果。

通常來說凡事有一就有二，自從劉裕開了此例之後殺死前朝亡國之君已經是屢次不鮮，特別是到了北宋趙匡義時代，他先後毒殺了孟昶，李煜等等這些亡國之君，這在宋朝那樣的環境下是非常罕見的。宋朝向來以文弱示人，但趙匡義在這方面卻是做得比較狠的，糾其原因主要是在於殺了他們一是可以斷絕他們復國的想法，二是徹底征服他們的百姓，殺伐絕斷毫不留情。

三國時代儘管戰爭頻繁，但主體只在於三個國家，而後世特別是亂世時國家分裂為十幾個國家，如果在征服他們之後還把他們的皇帝留下，那麼就會給自己留下一個隱患，因此說殺了們他們就是最好的選擇。

東漢末年本來帝國有三根支柱，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和宦官同歸於盡，最後只剩下士族，什麼是士族呢，就是依靠讀書獲取了知識的人才，最終走向了官場，然後這些士族掌控了知識，並且傳承子孫後代，就變成了士族門閥。

自從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漢王朝就宣稱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天下，忠君愛國就是基本原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誰弒君就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惡人，連君父都殺，簡直就不是人了，何以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天下，就是不配擁有天下，德不配位。

因此漢獻帝死不了，到了西晉就越來越虛偽了，因為天下皆知，司馬家是亂臣賊子，既然你可以叛逆奪天下，我們也可以，你可以殺皇帝，我們也一樣可以，當時人人皆虛偽，到了五胡亂華就更是了，長安，洛陽，兩京淪陷，簡直是禮崩樂壞，儒家已名存實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了，只要你有實力，就可以奪取天下，就可以取皇帝而代之。

到了唐朝就更開明瞭，連史書都可以改，如此殺皇帝就更從容了，反正可以隨便編寫死因，也就是宋朝挽救了一段時間，可惜重文輕武的下場就是亡國，此後依舊是槍桿子說了算，因此風水輪流轉，今日到我家，皇帝亦可殺，只要你有實力，你就是皇帝。

這和他們遇到的人有關。漢獻帝遇到的是曹操，而蜀主劉禪和吳主孫皓面對的則是司馬昭和司馬炎，儘管動機不同，但三個人最後都得到了善終。

先來說說漢獻帝。這位老兄是董卓擁立的，董卓死後，他沒被廢除已經算是萬幸，當然這和大家都不想做董卓第二有關，董卓的例子告訴大家廢立皇帝這件事可不是那麼好乾的，搞不好就會身首異處身敗名裂，董卓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西涼軍如此強大，最後還是迅速敗亡。因此漢獻帝沒有步哥哥的後塵，而是被曹操保護起來，曹操還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漢獻帝，而自己成為了大漢丞相，實現了年少時“治世之能臣”的夙願。

漢獻帝很清楚，自己這個皇帝就是個傀儡，誰做權臣都無所謂，只要對自己好一點就行。從這一點上來說，國舅董承還不如曹操，李傕郭汜之亂時，作為西涼軍一員的董承還搶過漢獻帝的糧食，並且殺死了伏皇后的侍從，鮮血都濺在了伏皇后的衣服上。說董承是“忠臣”的老兄們，還是醒醒吧，他不過是想把曹操取而代之，由他來掌控天下罷了。

董承搞衣帶詔的事情敗露了，董承和同謀者被殺，董妃也被處死，但曹操並沒有對漢獻帝怎麼樣，他和漢獻帝都明白，這件事漢獻帝做不了主，更多的是有人利用漢獻帝的名義，來發動針對曹操的奪權行動罷了。曹操想做治世之能臣，但是他發現他做不到，當諸侯們面對董卓舉步不前的時候，曹操就已經知道豎子不足與謀！既然天下已不可挽救，我就把他砸碎，創造一個太平的天下。

接下來說說劉禪和孫皓的問題。他們所面對的是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昭，按道理他們生還的機會不大，畢竟司馬昭可是連魏主曹髦都給殺死了，更何況是劉禪和孫皓這兩個亡國之君呢？但是沒有人想到的是司馬昭並沒有處死劉禪，還封他為安樂公，而和他對著幹的孫皓，也沒有被殺死，在這件事上司馬昭表現的很大度。

實際上劉禪不死，和他識時務通事故有很大關係，劉禪剛到魏地時，司馬昭沒給他面子，指著劉禪的鼻子說：“你這個廢柴，諸葛亮活著的時候輔佐不了，更何況是姜維呢？所以你才敗亡。”劉禪沒有發怒，而是面露驚慌之色，連聲說：“司馬公說的對呀！”不久司馬昭又問劉禪，“足下感覺這裡怎麼樣呀？”劉禪“不加思考”的說道：“這裡很好，很不錯！”司馬昭繼續問道：“那麼你還思念蜀國故地嗎？”劉禪心不在焉的說：“不思蜀，不思蜀。”司馬昭看著劉禪，不僅開心的笑了起來，徹底打消了殺死劉禪的念頭。

至於孫皓。這個傢伙和劉禪不同，他是個窮兇極惡的傢伙，在東吳殺了不少人，如今做了階下囚，從心底裡不舒服，看著司馬炎還吹鬍子瞪眼。司馬炎也學父親司馬昭寬大為懷，不和孫皓一般見識。我是要做皇帝的人，父親可以容得下劉禪，難道我還容不下個孫皓嗎？因此，孫皓也沒有被殺死。

因此，末代皇帝殺與不殺，要看政治上的需要。曹操、司馬昭和司馬炎都選擇不殺，是從鞏固自己統治、收買人心來考慮的。

漢獻帝和三國末代君主亡國後能夠善終，得益於上古時期的一個傳統“滅國不絕其祀”，《論語》裡有一段話：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也就是說，把人家的國家滅了，但不能絕人家的後代，要使這些國家的遺民能夠繼續生活下去，這就是“仁義”。

因此在先秦時代，上古人們講究“滅人國者，不斷祭祀”。所以，周武王滅商後，仍然把黃帝、炎帝、堯、舜、禹的後代都找出來封為諸侯，還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而且還都是封為公國。即使武庚叛亂被殺後，周公仍將紂王的庶長兄微子啟封到宋國，繼續奉養殷商遺民。

到了春秋戰國時也是如此，諸侯國之間即使開展滅國大戰，但都不會把諸侯王的後代趕盡殺絕，最多貶為庶人。秦始皇統一六國時，也沒把六國的亡國之君及貴族殺掉，而是遷到咸陽，這是後來秦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項羽太恨秦始皇了，將已經投降的子嬰再揪出來殺掉。

到了漢朝，這一傳統仍然不變，趕盡殺絕的事很少。因此來說，三國時期曹丕雖然滅了東漢，但仍把漢獻帝封為山陽公，司馬昭滅蜀、司馬炎滅魏、滅吳，都能夠善待蜀、魏、吳的未代君主劉禪、曹奐、孫皓。另一方面，漢獻帝等能夠善終還在於他們已經沒有對新王朝的威脅性，漢獻帝是禪讓天下，劉禪是裝瘋賣傻，孫皓被抓到了洛陽，三個人都徹底沒有威脅性。

但是兩漢興盛四百年，劉姓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所以劉秀能夠復興，劉備也能高興匡復漢室的旗幟建立蜀國。包括後來的匈奴人劉淵也能打著復漢旗幟建立漢趙。

到了劉宋以後開始變了，劉宋的開國皇帝是劉裕，劉裕出身於庶族，完全一路打拼爭得了戰功，才取得顯赫的地位，最後發動政變當上了皇帝。

自從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實施"九品中正制”後，朝廷的任何權力和資源都掌握在大士族手中，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的斷裂局面，庶族沒有任何機會擠進上層社會。

劉裕能夠當上皇帝完全是靠軍隊，由他在北府軍中威望極高，受到軍隊的絕對忠誠。但是庶族出身的他得不到大士族的擁護，士族們仍然看不起他這個庶族出身。為了防止東晉這些大士族們打司馬家皇族的旗號進行復闢反叛，劉裕將司馬家皇族趕盡殺絕。

自劉裕開了這個頭後，後代滅國者都將前一代皇族殺掉，而且越殺面越大，牽涉的人越廣。剛開始是隻殺皇帝的直系，後來到宗室，到了滿清時是整個姓朱的，只要你是朱元璋家的根，全部殺掉，防止人們借看朱家子孫的名義搞反清復明。

三國末代君主亡國善終主要得益於上古遺風“滅其國不絕其祀”。

比如周朝滅了商，但沒有將商整個消滅，宋國就是商的後代，允許宋國延續商的祭祀，秦滅周之後，漢繼秦之後，漢武帝以三十里地封周朝後人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也就是讓周子南君奉周朝的祭祀。

曹丕代漢之後，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允許他在封地裡按天子的禮儀，漢獻帝死後也是按天子禮儀下葬，晉朝代魏朝之後，也給漢獻帝的後人相應的待遇。曹魏的後代在晉朝也得到保護並且給了一定的待遇。

劉禪投降之後也有待遇，包括他的子孫。孫皓投降得最晚，只封了歸命侯。劉禪被封為安樂公，公和侯等級還是有相差的，所以孫皓的子孫似乎在晉朝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待遇。

西晉失去天下，南遷成立東晉，東晉最後大權到了劉裕手中。劉裕稱皇帝之後，他就想毒殺晉恭帝司馬德文。幸好當時由褚皇后親自動手，所以劉裕沒有找到機會，但又不能公開做。

後來劉裕派琅琊侍中張偉攜毒酒一瓶去殺司馬德文。張偉覺得不能這樣做，在半路自己喝毒酒死了，這讓劉裕十分惱火，就讓皇后的兄弟褚淡之去毒殺。當時皇后聽到兄弟來了，出門去接。此時劉裕的親兵翻牆入內逼司馬德文喝毒酒。司馬德文不喝，最終被這群士兵用被子蒙死了。

死後劉裕帶領百官親自送葬，這層遮羞布得留著。

後朝皇帝殺前朝皇帝的風氣是從劉裕開始的。劉裕的子孫也受到如此待遇，他的子孫劉準禪位給蕭道成。表面上蕭道成給了劉準特權，封劉準為汝陰王，不行君臣之禮，上書不稱為上表，答表不稱為下詔。但沒有多久就將其殺害，這孩子死時才十三歲。

這個最終成了約定俗成的慣例。比如李淵立隋煬帝之孫楊侑為帝，177天之後就禪位給李淵。楊侑成了酅國公閒居長安，不久就病死了。楊侑死時才15歲。雖然是被害的還是真病死成了懸案，但細細品品裡面很多值得回味。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因為劉裕是寒族+武將奪得皇帝位，他大量重用寒族，打擊世家大族這幫貴族。從劉裕的內心來講他是不安的。他總怕晉朝皇帝的威望大於自己會影響自己的統治，包括張偉奉命去殺司馬德文時自殺。這些舉措讓他感到很不安。

另一方面自從秦始皇創立皇帝制度以來，皇帝的權力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越來越走向獨裁，而不是最初的與天下共享，變成家天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此時任何對前朝的忠都會被視作是對皇帝的不忠成了一種習慣性思維。此時前朝的皇帝的存在就成了一種不穩定因素，正因為這樣上古遺風“滅其國不絕其祀”就不見了。這些末代皇帝大多無法善終，不過有例外，清朝的末代皇代溥儀是善終的，因為皇帝制度已經被推翻，自然就不需要有什麼擔心其成為不穩定因素。

這一切都是政治需要。

皇帝是一種政治制度，是之前的貴族的家族治理機構變成了國家公器。皇帝們之間的關係，如果去除掉國家的因素，他們還都是家族之間的關係。

對於家族之間的關係來說，貴族他們有貴族的辦法，就像春秋戰國時期打仗講究“不捉二毛”一樣，都有著約定俗成的習慣。如果貴族破壞了這些規矩，會被人們認為是野蠻人，不是華夏貴胄。這對貴族的政治生命是很大的打擊，因為野蠻人是無法染指神州重器的。

在當時，國家、貴族之間有很多講究，其中就有一條，滅人國不絕其祀。貴族們這麼做，其實也是為自己留一個後路。做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家族會永遠興旺發達，佔據著中央神器，如果哪天從巔峰衰落，有這樣的習慣法保護，至少不會落得亡國滅種的下場。

給人機會，就是給自己機會。

可是，這種情形到了南朝之後就發生了改變。劉裕建立南朝宋前後，立刻對晉朝的司馬宗室大開殺戒，由此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以後的皇帝們有樣學樣，在自己開國之後，紛紛誅殺前朝餘孽。

劉裕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劉裕首先不是貴族，他的當權雖然也有部分貴族支援，但是更多的還是軍功家族。對當時的貴族來說，這些手握兵權的“寒人”誰當皇帝都無所謂，他們沒有絕對的忠誠，劉裕是沒有辦法透過拉攏他們形成自己的統治基礎的。

也就是說，即便當了皇帝，這些貴族也不會把劉裕當自己人，這些貴族隨時都有可能復辟。一直融不進貴族圈子的劉裕，只好優先摧毀貴族復辟可能打起來的旗幟，儘量防範這種風險。

司馬氏是前朝宗室，王朝統治的慣性使得他們天然就具備復辟的旗幟的特點，所以劉裕痛下殺手。如果有可能，劉裕還想把所有的貴族都一併剷除了。可是他不敢，因為他還要依靠貴族去統治那麼龐大的國家，他只能打擊一批，拉攏一批。

這些貴族一直到唐朝科舉制之後，才最終歸於落寞。此時，出於對貴族的拉攏和打擊形成的政治需求已經形成了新的政治倫理——除惡務盡。所以，越往後來，皇帝們之間殺的越是厲害，概是因為中國的統治階層發生了變化，大家都不是貴族，自然也不必受貴族那些老黃曆的約束。

血腥味兒，自此一直瀰漫在宮廷之內，少了中國古典政治的溫情。

長喜，簡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道迴圈之理。

西周四百年基業，八百諸侯共一王，建立的就是八方六合的仁德天下，正是因為信義才使得國固人心堅牢。東周中期仍然因為統一的祖宗社稷“宗祀”觀念，守姓親氏，所以“尊王攘夷”，但是後來就象“黔之驢”的喻言形容的那樣，在每次“諸候會盟”的背後都表現出了“蕩、倚、衝、冒的醜態，直至戰國秦國滅周王室並且殺周王，乃至於秦二世而亡諸公子與公主被殺於市的報應。此後，未有敢弒帝奪權者，唯恐不能坐天子之位，又恐獲罪於“天”不能久長。況且自古龍脈相承必有先皇封號，乃有後朝國號，正謂“龍鳳呈祥”的傳承思想，而且，必有秦始皇所用“傳國玉璽，‘奉天承運，既壽永昌’，作為臣子又以下犯上，安敢不奉先“天子”耶？！到司馬昭時，成濟將軍受賈充蒙弊，妄殺天子，而被族誅，又使司馬氏累至被劉裕所滅。茫茫天數，羅網恢恢如此。

在五胡十六國時期皇帝走馬燈的輪轉，正是因為他們弒君殺帝，無德而滅的狂暴荼毒的真實反映。外敵給華夏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同時他們的相互撕咬也負出了悲痛欲絕的代價和懊悔，此後，整飭戰亂，迴歸華夏，再造仁德就成為了他們奉佛歸宗、歸心的真實反應。所以，龍脈相承帝位，猶如父母之生後生，至大清敗亡，未有弒君殺帝而久長者。

因此，以下犯上無道德、不仁義者必敗，忠、孝、敬、悌、義勇者必然走在光明大道之上生龍活虎。

因為晉之前所有中國所有帝王可能發家的地域不同，但還都算是中華文化圈的原生民族，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

而中華文化在傳統上是不輕易斬殺敵方君主的。從法理上講大家都是天子，雖失德丟國，但畢竟曾經是天子，不當皇帝了，也該給個富家翁代遇。從現實上講，你能這麼幹，別人也可以，你不希望幾百年後自己的子孫被斬草除根吧？所以，改朝換代，一般不殺皇帝。要點面子的甚至還會搞點虛假的禪讓儀式來確認新政權合法性。

而晉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文化上南轅北轍的異族入侵開始出現。這時改朝換代就出現了民族性，國內戰爭變成了民族戰爭，這就沒有虛情假義可言了。異族是爭奪生存空間來的，必須斬盡殺絕。也是從那時起，中國歷史上帝王被殺就成了很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