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 第四章 說之實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上一章韓非子為我們列出了邪論八說中的後四說：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八說所列之為都是棄集體而私利於自己，一般分為三種，一種徇私為親，為親屬，一種損公為私，為私民，一種背道顯己，為自己。八說之為的前提是損害國家利益，違反國家律法，置國家安危與聖賢精神於不顧，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者。
人總根是國家與社會的組成元素，是世間事物的主體，尤其是位高權重者與學識淵博者，其言行社會影響深遠，自然社會責任就大，這就象現在的社會公眾人物，要注意公共形象一樣。作為公眾人物天然的具有社會責任，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管不顧。
如韓非子所列的“棄官寵交”與“離世遁上”看似是自己的自願，是自己的權力，辭職不做官廣交朋友，躲避世事避開君主悠然自得。但，在韓非子那個時代，能學而有成，成為有影響力的人極少，國家需要這樣的人來治理，實現精英治國，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儒家經典思想，入世思想是聖賢思想的核心。
韓非子所列八說中“棄官寵交”、“離世遁上”、“輕祿重身”都是出世思想，為什麼佛教沒有在中國形成國教或是佛教被儒化，就是這個原因，自古中國聖賢文化都講入世為民，骨子裡就排拆出世為己。中國聖賢文化自古講為公為民，所以“公財分施”、“行惠取眾”的結黨徇私思想不被接受，反而成為批判的物件，再則中國聖賢文化自古講尊道守則，所以對“故人行私”、“枉法曲親”、“交爭逆令”的背道非法的思想無比痛斥。
韓非子講完八說後，對其進行實質的揭露，他認為“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意思是：不遺故舊，官吏就會行奸；做仁愛的人，國家財富就有損失；做君子，民眾就不聽使喚；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壞。
這前四種邪論之說的實質，所謂的君子不棄實質是官吏行奸，為故人行私必會侵害他人權益，否則“私利”從何來？所謂仁愛之人，實質是拿國家財富分施於眾，最終受損的還是國家與民眾；所謂君子之為，實質藐視國家政治，讓民眾不服從現行體制與管理。所謂品行好，實質是徇私枉法，破壞國家律法。
後四說的實質是“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意思是：講俠義，官職就會出現空缺；清高傲世，民眾就不侍奉君主；做剛直好漢，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會遭到孤立。
所謂講俠義實質就是為了私交而放棄官職，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毫無憂國憂民的情懷，與中國聖賢文化背道而馳。所謂清高傲世實質是脫離群體背離現行行政體制，不再為國事君，此種思想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如果人人都背國棄君，國將不國，君將不君。所謂的剛直好漢實質是對國家律法對抗，不接受不服從國家律法的約束與限制，同樣此論的蠱惑性與破壞性很強，人人都背法，國家怎麼管？所謂的得民心實質是聚集私力，孤立君主，與君主對抗，擾亂朝綱，破壞政局。
韓非子的八說之實，切中要害，直擊中心，撕掉了八說的虛假面貌，既揭示了八說的實質，也揭穿了八說者的狹隘與無恥，假借所謂的人情世故與自由清高，實則貪圖私利，沽名吊譽，結黨營私，以出世的名義活在世間，損人利己，禍國殃民，大肆斂財。現實中這樣的騙子太多了，各類大師橫行於世，借傳道之名無惡不作。
【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
我們所有的認知與啟蒙都是從“概念”開始，如果概念錯了，自然以後的認知與思想也就錯了，路走錯了，再努力又有什麼用呢？古代兒童啟蒙從《三字經》《百家姓》開始，先讀再背後理解，正確規範的先賢思想從小就在孩子們的腦子裡紮下了根，這為今後的成長髮展奠定了價值觀基礎。企業文化的價值就在於此。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 第四章 說之實
紅林悟道《韓非子-八說》上一章韓非子為我們列出了邪論八說中的後四說：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八說所列之為都是棄集體而私利於自己，一般分為三種，一種徇私為親，為親屬，一種損公為私，為私民，一種背道顯己，為自己。八說之為的前提是損害國家利益，違反國家律法，置國家安危與聖賢精神於不顧，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者。
人總根是國家與社會的組成元素，是世間事物的主體，尤其是位高權重者與學識淵博者，其言行社會影響深遠，自然社會責任就大，這就象現在的社會公眾人物，要注意公共形象一樣。作為公眾人物天然的具有社會責任，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管不顧。
如韓非子所列的“棄官寵交”與“離世遁上”看似是自己的自願，是自己的權力，辭職不做官廣交朋友，躲避世事避開君主悠然自得。但，在韓非子那個時代，能學而有成，成為有影響力的人極少，國家需要這樣的人來治理，實現精英治國，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儒家經典思想，入世思想是聖賢思想的核心。
韓非子所列八說中“棄官寵交”、“離世遁上”、“輕祿重身”都是出世思想，為什麼佛教沒有在中國形成國教或是佛教被儒化，就是這個原因，自古中國聖賢文化都講入世為民，骨子裡就排拆出世為己。中國聖賢文化自古講為公為民，所以“公財分施”、“行惠取眾”的結黨徇私思想不被接受，反而成為批判的物件，再則中國聖賢文化自古講尊道守則，所以對“故人行私”、“枉法曲親”、“交爭逆令”的背道非法的思想無比痛斥。
韓非子講完八說後，對其進行實質的揭露，他認為“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意思是：不遺故舊，官吏就會行奸；做仁愛的人，國家財富就有損失；做君子，民眾就不聽使喚；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壞。
這前四種邪論之說的實質，所謂的君子不棄實質是官吏行奸，為故人行私必會侵害他人權益，否則“私利”從何來？所謂仁愛之人，實質是拿國家財富分施於眾，最終受損的還是國家與民眾；所謂君子之為，實質藐視國家政治，讓民眾不服從現行體制與管理。所謂品行好，實質是徇私枉法，破壞國家律法。
後四說的實質是“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意思是：講俠義，官職就會出現空缺；清高傲世，民眾就不侍奉君主；做剛直好漢，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會遭到孤立。
所謂講俠義實質就是為了私交而放棄官職，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毫無憂國憂民的情懷，與中國聖賢文化背道而馳。所謂清高傲世實質是脫離群體背離現行行政體制，不再為國事君，此種思想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如果人人都背國棄君，國將不國，君將不君。所謂的剛直好漢實質是對國家律法對抗，不接受不服從國家律法的約束與限制，同樣此論的蠱惑性與破壞性很強，人人都背法，國家怎麼管？所謂的得民心實質是聚集私力，孤立君主，與君主對抗，擾亂朝綱，破壞政局。
韓非子的八說之實，切中要害，直擊中心，撕掉了八說的虛假面貌，既揭示了八說的實質，也揭穿了八說者的狹隘與無恥，假借所謂的人情世故與自由清高，實則貪圖私利，沽名吊譽，結黨營私，以出世的名義活在世間，損人利己，禍國殃民，大肆斂財。現實中這樣的騙子太多了，各類大師橫行於世，借傳道之名無惡不作。
【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
我們所有的認知與啟蒙都是從“概念”開始，如果概念錯了，自然以後的認知與思想也就錯了，路走錯了，再努力又有什麼用呢？古代兒童啟蒙從《三字經》《百家姓》開始，先讀再背後理解，正確規範的先賢思想從小就在孩子們的腦子裡紮下了根，這為今後的成長髮展奠定了價值觀基礎。企業文化的價值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