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好多史學家都說滿清實亡於乾隆，就象說明亡於萬曆一樣，清朝的統治須不及漢唐盛世，但也不至於太慘，在乾隆之後，滿清還維持了一百多年，在乾隆治下，繼承了康乾盛世，老百姓的生活事實上是有提高的。

乾隆皇帝的享樂之風確實開了個很不好的先例，掏空了滿清國庫，但乾隆之後還是幾位皇帝，也不都是乾隆之過，當然在乾隆年間，政治以日漸腐敗，農村人口爆增和土地兼併嚴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文字獄達到頂峰，階級矛盾極化，乾隆晚期奸臣和珅當道，民變四起。

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一生風流快活，在政期間，六下江南，能體恤民間疾苦，在位期間得到了紀曉嵐，劉墉等名臣的輔佐，1736年登基，1796年讓位給自己的兒子嘉慶，又當了三年有實權的太上皇。

其實現在飽受史學家詬病的文字獄，並不是乾隆皇帝的首創，在順治時期就以興起，當時清兵剛剛入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了從思想上控制漢人，防止知識分子反抗滿清而推行的政策，只不過乾隆皇帝為了鞏固統治，防止民變而嚴厲了點。

任何事情盛極必衰，滿清從康熙皇帝開始，到乾隆王朝的康乾盛世，在乾隆手上達到頂峰，滿清後世帝王無人能及，只能說滿清乾隆之後無一帝王能力能超越他，西漢時期在透過文景之治後，到漢武大帝時也達到頂峰，但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民不聊生，至使國力衰竭，但在他之後若不是出了宣帝，元帝等幾位有作為的皇帝，挽救了西漢，那漢武帝恐怕也會落下同乾隆皇帝一樣的名聲。

呂思勉先生說的完全沒有錯。清朝確實是在乾隆的末期衰弱的，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乾隆的後期，由於乾隆倦勤，漸漸的清朝國勢走向衰退。尤其是在乾隆四十五年，採納和珅的建議，將“議罪銀”制度鋪開，局面愈發的不可收拾。在這個時候乾隆也改變了以往銳意進取的態度，變得喜諛惡直，聽不進忠良之言了。

就比如說在官場腐敗問題上，自從“議罪銀”制度鋪開以後，在乾隆的四十六年到乾隆的四十九年，就查出五起腐敗大案，尤其是甘肅的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縣級以上的官僚一網打盡，搞得甘肅省政府全部癱瘓，乾隆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紅線，就是這樣前後被殺的官員仍然達到五十六名之多。

而乾隆晚年也不再像年輕時候一樣聰察，變得愛享受，愛聽好話了，自欺欺人了。就比如說在乾隆的五十五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丁父憂結束回朝，一路上所見所聞真是不忍直視，懷著對君父的一片忠愛之心，決定將實情反應給乾隆，他在奏疏中說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可是乾隆不僅不查，反而對其一頓強詞奪理，大加申斥，指責尹壯圖“不過欲藉此奏見長，或幸邀錄用”。在事情的最後尹壯圖只得賠禮道歉了事。這個事例反應出乾隆晚年閉目塞聽到什麼程度。

就在他這樣寬縱和不察之下整個清朝廷達到了“通體皆爛”，吏治不能挽回的程度。

吏治的腐敗又造成了大規模的民變。苗亂和白蓮教之亂就敲響了乾隆盛世的喪鐘，而這兩次變亂也暴露出了清軍戰鬥力一片糜爛的事實，還是在嘉慶九年靠著鄉勇才把白蓮教起義鎮壓下去。

上述兩次變亂，暴露了乾隆晚期的軍事、政治情況到達了慘不忍睹的地步，所以包括呂思勉在內的史學家都認為乾隆晚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此時的清朝處在落後的經濟，腐敗的政治，廢馳的軍事，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而清朝統治者也失去了原來早期銳利進取精神，而是保守和僵化，使清朝由鼎盛轉為衰弱。

184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列強入侵中國，主權領土嚴重喪失。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內部開始了洋務運動，開始進行近代化的探索。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清朝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後的清王朝更是處於衰弱之勢，崩潰之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