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來說，商鞅變法比王安石變態最大的高明之處在於，商鞅變態得到了廣大底層老百姓的支援。而王安石變法儘管成功的話也會讓老百姓得到很多實惠，但是他並沒有在輿論上和民意上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儘管他得罪的是貴族階級，但是卻沒有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可以說不得民心。而商鞅變法很好得到了民心，有很大的民意基礎，這讓商鞅變法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其次是秦孝公和宋神宗的支援力度不同。秦孝公對變法是毫不保留低支援。宋神宗儘管也非常支援變法，但是他沒有秦孝公這麼堅定地站在變法者一邊。他對王安石不是百分之兩百的支援。沒有和王安石結成歃血與共的堅固聯盟。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最大因素之一。相反商鞅變法當中，商鞅在秦國就是秦王。他代表的就是秦孝公。而宋神宗沒有給予王安石這種變法者不可違逆的地位。

三是王安石變法中遇到的對手太強大。商鞅變法遇到的對手其實就是一些舊貴族。而王安石遇到的除了貴族還有很多的文臣集團。文臣可以說是最難纏的一種人。不僅會搞事，也會整人，可以說這是文臣最拿手的把戲。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把好事攪黃，把好人抹黑成壞人。可以說王安石遇到的阻力對手是商鞅的好幾倍不止。

四是王安石本人的能力上比和商鞅差了好幾條街。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文人。文人做事情比較迂腐柔弱，也比較理想化和空泛化，紙上談兵頭頭是道，理論可以動手能力有點偏弱。但商鞅是法家出身，做事情雷厲風行，推行變法自然也是大刀闊斧，不達目的不罷休。而且他年輕時就經過整治磨練，瞭解國情民風，瞭解時代需求，自然變法起來就順心順手。能夠成功也不奇怪了。

雖然是同樣得到支援，但猶豫不決的支援跟竭盡全力的支援可是天差地別的。

商鞅和王安石的變法，相當於體制改革，觸犯了上層階級的利益，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時候當權者的支援就很重要了，秦孝公是全力支援商鞅，而宋神宗面對守舊派的抵抗，猶猶豫豫的支援王安石，不失敗了才怪。

商鞅二次變法，一次比一次徹底，其軍功獎勵制度，還有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都徹底觸動了秦國上層貴族的利益，這些貴族恨死了商鞅，但是變法依舊實施下去，並最終成功，是離不開秦孝公的全力支援。

而王安石的變法其實比商鞅變法更人性化，但也觸動了上層階級的利益，上層階級的代表守舊派堅決抵抗，使宋神宗動搖，宋神宗既想變法成功又想不得罪上層階級，因為宋朝是出了名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宋神宗也害怕變法動搖了統治根基，想兩全其美，兩方都不得罪，最終猶豫之間，對變法產生了懷疑，罷了王安石的宰相，後雖王安石再度復相，但上得不到宋神宗的支援，下又面臨著變法派內部的嚴重分裂，最後以失敗告終。

在古代社會中，最高當權者的素質決定了一切，碰上雄才大略之主，堅持到底集合國家之力變法而強很正常，碰上猶豫不決之主，空有再好的人才得不到支援也是浪費了…

首先商鞅變法之前曾遊歷秦國所有地方，對秦國民情有著深刻了解，所以商鞅變法之廣度和深度是後世人無法想象的。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無法比擬的。

王安石一直在廟堂之上，所有構想雖然美好但終屬閉門造車，有很多在實施的過程中都走了調。這也是即使是蘇軾這樣的開明人士都反對的原因。所以王安石變法廣度，深度不如商鞅變法，雖然他也深得宋神宗的大力支援，但最重要的民意支援不夠，而且在變法中人民和國家都沒有得到回報，所以最終失敗。商鞅變法的獎勵農耕是立馬就有收效的，所以可以堅持下去並大獲成功。

犀利點評敬請關注！

不太瞭解王安石變法和商鞅變法的具體內容，但是我說說對它們的大致印象吧。

《羅輯思維》裡面把一個改革分為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然後羅振宇成功地將王安石變法歸為了效率型改革，也就徹底地分析了它的弊端。有興趣可以到優酷看看《一次體制改革的反面標本》。

對商鞅變法我最多的瞭解就是他成功地將一個人所有的財富跟戰功等價了起來，打破了階級固化，使更多的貧寒子弟能夠憑戰功獲得財富以及社會地位。

我想商鞅變法應該也是類似於活力改革吧，他不是告訴國家機構具體要怎麼做，而是告訴了他們可以怎麼做。

補充：最近回頭看《羅輯思維》114期，他把商鞅變的法比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一種改革開放吧。

在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改革，秦國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變法，北宋王安石變法。三次變法頭兩次都成功了，唯獨王安石虎頭蛇尾，而且造成北宋新舊黨爭。種下北宋亡國的種子。

商鞅變法成功的最大便利在於，秦國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沒有所謂的儒家，法家，等等各個階層的阻礙，既得利益者的所受的損失比較小。商鞅再就是變法決心大，奉行到底。義無反顧。商鞅的改革是戰國最徹底的改革，秦國完成了社會性質的轉變，奠定了未來秦統一的基礎。秦孝公的強有力支援也是最大的助力。即便是如此。太子老師甘龍反對變法，也被割了鼻子。可以說。商鞅的變法是殘酷的，血淋淋的。就連商鞅自己都作法自斃。死於自己的新發之下。

王安石的變法三大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變法的寫照。在北宋 中期，儒家思想已經固話，已經是北宋的主流思想和國家主流思想。既得利益的階層已經固話，任何觸及損失的這些利益者的改革都會遭到強烈反抗，在就是王安石用人不當，小人主政，為了升官而變法，不是為了變法而升官。可以說啊。朝臣大都反對變法，致仕元老重臣張方平，韓琦，富弼都反對。身邊沒有可用之人，只好啟用新人，這些人未必支援新法，不過是為了升官發財而已。尤其王安石不妥協，不協商也使得一些中立大臣站在新法對立面。使得王安石在朝堂上沒有一個朋友，拗相公說的是很對的。而宋神宗趙頊一生都在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所以支援王安石變法，但由於兩宮反對和老臣反抗，導致宋神宗搖擺不定。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說明了宋神宗不是一個果敢剛毅的雄主，生性溫和，立場不鑑定。變法遇到舊黨抵制和較大阻力時，神宗就妥協和退縮。他要調整政策，相對平衡地調整的新舊黨兩股勢力。但越是這樣新舊兩黨的抵制越大。最終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宋神宗的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沒有秦孝公的能力。和支援變法到底的勇氣，所以導致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但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沒有受到處分。其他新舊兩黨在政治上也許都有受到過傷害，但至少生命沒有受到任何威脅，這是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也是兩宋善待士大夫的原因。比之商鞅好了許多許多。

商鞅變法與王安石變法，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原因很多。商鞅所的時代，是秦國吞六國，並四海後，剛建立王朝的初期。秦始皇也是第一次，也中華建立王朝的第一次。建立，管理，統治一個大國，是非常困難的。急需國家安定團結，大批才幹來恢復封建經濟。商鞅提出的變法，改革上合朝庭，皇帝之意，下順民眾之心，雖然商鞅的變法，對封建貴族有重大沖擊(後來商鞅因此被車裂)，但是在皇帝的，民眾的支援下，商鞅變法得順利推進推行。對後面的社會發展，以及當時的經濟發展起到巨大貢獻。而王安石的變法，沒有下層支援，沒有群眾基礎，主要還是對宋神宗的貴族的利益帶來巨大沖擊。內容是稅制改革，對貴族很不利，保守派們認為動搖了政權基礎。對民眾也不利，增加稅賦，最後受傷害的是民眾，所以王安石的變法，註定失敗。

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有很多，多數都以失敗告終。戰國時代秦國的商鞅變法是極居質量的成功變法，並且進行的最徹底、最完整、影響最大。隨後有許多變法改革，但大多均以失敗告終且都是區域性性改革或革新。如西漢末年王莽改制（又稱王莽新政）、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改革、清末戊戌變法，除了北魏孝文帝成功，真正意義上的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失敗的原因、因素有很多，不一而論，有內因、外因，也有天時地利。

而商鞅變法能夠成功個人覺得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佔據人和，即秦孝公和商鞅二人絕佳組合，正如一句名言：公如青山，我如松柏。可見其高度默契與信任，這非後人所能期遇的。孝公就是商鞅的靠山，山不倒樹不倒；商鞅是青山之上的長青松柏，松柏使青山更加鬱鬱蔥蔥。二人互為知己，惺惺相惜，遠遠勝於一般的君臣關係。故而，舊貴族勢力要處死商鞅，便要等秦孝公駕崩之後，謂之“棟樑拆”，此二人死一個之後這個組合就解散了也就分而治之了。

後世變法中，一是沒有如此堅定的帝王（君主）如相信自己般相信變法者，如此堅定不移的推行變法者；二是很難有如此集政才、帥才等多種智慧於一身的大才主持變法，無論王安石、張居正還是康梁等人都無法可比，所以秦孝公與商鞅說千古奇遇也毫不誇張過分，也只有他們二人才做出瞭如此偉大的壯舉，澤被後世。

一

兩者的背景不同。

商鞅變法前，魏國在吳起變法後，快速崛起，秦國的河西之地被魏國佔領。也就是說秦國門戶向魏國大開，只要魏國加快侵略秦國的步伐隨時有可能滅亡秦國，秦國君臣上下都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外來壓力。秦國國力太弱，秦軍雖然善戰，每次作戰一開局基本都能勝利，但隨著戰爭的發展，最終往往因為缺糧草被迫退兵，要麼退回關中，要麼被敵軍追擊，最後失地，外加傷亡慘重。再不興起變法，秦國的滅亡絕對不是一個笑話，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因此變法成為了秦國上下各方的共識，阻力並不大。

王安石變法前，宋朝的危機雖然的所顯現，但並不是特別嚴重。宋朝上下君臣並沒有危機感，因此對改革也不是特別上心。宋朝的改革目的是為了強國整軍，與官僚集團的利益並沒有多大的好處，也就無法取得官僚集團的支援。單純依靠的皇帝的支援，是沒有辦法推行下去的。

二

兩者的反對勢力強弱不同。

由於秦國在變法前，是七國中間最弱的國家，沒有之一。並且秦國從春秋到戰國，都是七國中國最沒有文化的國家，也沒有之一。這就決定了秦國只是一個軍事國家，貴族的力量在秦國並不強大。雖然商鞅變法嚴重侵犯了貴族的權益，在秦孝公的堅定支援下，改革還是推行了下去。也正因為秦國貴族力量的弱小，商鞅變法時，可以讓秦國貴族靠邊站，不讓他們參與到變法當中來。儘管有貴族出來搞破壞，都被秦孝公和商鞅堅決鎮壓，沒有形成大的氣候和影響力。

而王安石變法時則不同。宋朝推行的是科舉制度，也就是說想當官就只能走科舉路線，而真正的窮人和小地主很難培養自己的孩子去讀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階層固化。宋朝的官僚集團不僅僅控制了政治局勢，還控制了宋朝的經濟和文化。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得到官僚集團的支援和認可，這股重要力量時終在與王安石和作鬥爭，導致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措施根本沒有辦法在基層推行下去，甚至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最後在舉國的反對浪潮中走向了失敗。

三

兩個人在變法中的策略不同。

商鞅變法前，也曾遊歷各國，對當時天下的政治局勢非常瞭解。他明白，靠秦孝公和他本人是沒有辦法把變法推行下去的。於是商鞅最大限度的爭取秦國中上層官員的支援，尤其是秦國王族成員。因為秦國其它貴族力量的弱小，秦國權力主要集中在秦國王族手中，只要爭取王族貴族的支援，就基本能保證變法能推行下去。

王安石變法時，由於王安石的大局觀有問題。在當時的政治精英中，反對變法的並不多，只是對如何變法、怎樣變法有爭議。而王安石則一杆子全部打倒，最終把這些人推向了變法的對立面。由於得罪了大量的政治精英，就得罪了政治精英的學生們，改革就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去實施，只好任用一些人品低下的人，這些人在變法中以公謀私，對改革的實施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壞作用。此消彼長，改革團隊力量弱，就代表反對力量強，最終改革失敗就成了大機率事件，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自己犯了大錯，如果王安石能與政治政治精英集團團結起來，就改革問題最大限度的達成共識，邀請他們進來推行改革實施，王安石變法成功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商鞅說了：刑九賞一者王。刑五賞五者亡。

變革頒佈的內容，1分鐘內就能給老百姓講的清楚，執行起來簡單明瞭（賞一）。這才能成功。

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雖然手法非常超前（青苗法其實就是現在的套期保值），有宏觀調控的感覺。但是操作過於複雜，遠遠的架空於人民，這導致權利尋租現象橫行。適得其反。

易者，不易、變易、簡易。王安石不可得之。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主持秦國變法。商鞅先學習吳起，導演了一場“南門徙木，立信於民”的戲碼，命人在南城門立了一根木頭，承諾如果有人將此木搬到北城門，就賞賜十金。搬一根木頭有如此重賞，人們認為這肯定又是“忽悠”，沒人相信。商鞅又下令將賞金加至五十金。此時有人將信將疑把木頭搬到北城門，商鞅馬上派人兌現賞金。百姓認為官府守信，相信商鞅說話算數，便擁護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順利實施。商鞅在秦國進行了兩次變法。主要是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獎勵耕戰，發展農業，這是他變法的總原則。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鼓勵老百姓積極種糧，糧食種的好，還可以拿多餘的糧食買個官做，一時間，秦華人個個都是種糧大戶，人人都是農業專家。第二是打擊工商業，讓老百姓不要老想著做生意賺錢，老老實實回家種地。第三是鼓勵軍功，發展軍備。老百姓在戰場上殺掉一個敵人，爵位提升一級，增加九畝土地和房子；殺掉五個，就能當上管理五家農戶的村民小組長，以此類推。秦華人本來就彪悍，這樣的政策一出，個個就像冷血殺手無人能敵。第四是限制舊貴族特權。百姓們殺的敵人多了，官職不夠用，商鞅就限制那些舊貴族的特權，貴族們如果沒有新功，一律取消貴族待遇。反正要想重新恢復待遇，提人頭來見。第五是建立連坐法，用嚴厲的法治統治人民。商鞅規定，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老百姓互相監視，一家犯法，別家告發就能進爵升官，不告發的話攔腰砍斷。第六是遷都咸陽，做好進攻東方各國的準備。第七是普及縣制，國君的親戚朋友不再搞分封了，而是將全國基層單位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的統治，這極大地強化了中央集權，為秦國實現統一六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改革家的下場總是令人唏噓不已。秦國從一個吃不上飯、別人看不起的“矮矬窮”，一下子成為諸侯國中的“高富帥”，成為戰鬥力爆表的著名打手，商鞅居功至偉。但他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再加上為人冷酷，酷到一個朋友都沒有。秦孝公去世後，商鞅被誣之以謀反的罪名。商鞅在逃亡的途中，想住個酒店都不行，因為沒有身份證，好心人怕別人告發被腰斬，也不敢收留他。商鞅想逃到魏國去，魏國不要，因為商鞅在秦國的時候，曾經用陰謀詭計坑了魏國一把。最後為了表達對秦國的忠心，商鞅率領部隊去攻打鄭國，結果還是被抓回來，施以車裂之刑，全族被滅。

從熙寧二年開始，王安石密集實行了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原來為民謀利的新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含義，從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無數百姓生靈塗炭，這是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所沒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義者只關心整體，不關心區域性，只關心如何將改革進行到底，而不顧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義是終極的目標，而不去關心手段是否正義。因此，儘管王安石承受著來自朝野上下的壓力，他決心排除萬難把改革進行到底，縱然前路漫漫，但他將“雖千萬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驚人，但情商實在不咋地。有一個理論，一個人的成功，智商佔20%，情商佔80%。這未必科學。但我們知道，智商決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則決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是個特別簡單的人，就像大熊貓永遠拍不成彩照一樣，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價值判斷只有好和壞，是典型的直線思維。他和他的改革團隊是正義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義的一方。在這種“非黑即白”思維的指導下，王安石秉承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反對派及中立派實施殘酷打擊，從而開啟了宋代腥風血雨的黨爭的序幕，北宋朝廷成為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決鬥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之後，和王安石同樣執拗的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至宋徽宗時期，以蔡京為首的一幫宵小又打著變法的旗號，盡廢舊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線，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線一直搖擺，政策朝令夕改，在無休止的內鬥中耗盡了北宋的元氣，以至於“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過河”。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固有很多因素，但其性格上的缺陷，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裡，我想到了“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兩個嫌疑犯作案後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裡接受審訊。警察告訴每個人，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回家過年”，抵賴的判十年去“新疆搬磚”。於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顯然，最優的結果是兩個都抵賴，但每個囚徒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都選擇坦白，最終導致最差的一種結局，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它所反映出的深刻問題是，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也就是說，“囚徒困境”的核心理念是博弈全輸，合作雙贏。

假如王安石能夠跨出“囚徒困境”的陷阱，改變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性格，傾聽輿論的回聲，打撈“沉默的聲音”，從而逐步修正自己的改革政策；而如果反對派能夠摒棄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決定都是無稽之談，凡是改革的新措施都是禍國殃民的“兩個凡是”的理念，中國的歷史將會重寫。當然，歷史不容假設，王權至上的超穩定系統也不可能出現兩黨執政或是民主協商，所以，王安石逃不掉變法失敗的命運。

李亞平先生在其《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實錄•都是王安石惹的禍》一文中說，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是，天還沒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確實如此，王安石就像一個摸黑趕路的孤獨先行者，雖不辭萬難決然前行，像個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猛士，但他性格中的種種缺點，直接導致了他失敗的命運，可見，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冥冥中在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