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內積水
汛期如約而至，這年頭，比汛期更有信用的東西還真不多。不同的是，今年值班的龍王脾氣有點古怪，做事全憑心情，忘記了恩澤廣佈，雨露均霑是一位龍王應有的品行，竟然隨心所欲地把幾座城市給泡了。
前兩天受傷比較重的是武漢：列車停運，街道行船，汽車爬窩，地鐵觀瀑。緊接著龍恩浩蕩，一路北移，安陽、邯鄲、石家莊、北京等城市先後中招。
當然，人們也開始反思自己，俗話講“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埋怨完沒節操的龍王，也要找找自身的不是——是植被太少太裸露？還是把錢都花在了臉上，沒錢配防狼噴劑？還是防護服以次充好，經不起老龍王拉拉扯扯？
在眾多反思聲中，終於有一個理性的聲音發出質疑：過度的開發，比如武漢的填湖造城運動與洪災的形成有無關係？
我評價這個聲音有理性，是因為它跳出了從挪用防洪經費、堤壩質量這些反腐、技術層面解決問題的思路，直奔要害：人類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是否應當對大自然給予足夠的尊重？
不釐清這個問題，防洪堤壩修多結實都沒卵用。
所以我們看看古人是怎麼治水的，從中複習一下人與自然相處的正確方式——其實老祖宗做事有些時候比我們看得更長遠。
故事的主角既不是安定九州的大禹，也不是設計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而是中國治（黃）河史上的著名雙子星——西漢末年的賈讓和東漢初年的王景，他倆繼承了大禹和李冰尊重自然的治水理念，功在千秋。
這兩個名字不僅應當被牢牢記住，更應當時時提起。記住他們是為了懷念曾經的福澤，提起他們是為了正告世人，該以一種什麼樣的理念來尊重自然。
黃河之殤：娘是親孃，脾氣太差
黃河，是哺育華夏民族成長的母親河。娘倒是親孃，但她老人家脾氣那叫一個差。
沒文字記載那些年咱就不提了，單單有記載的這幾千年，黃河就決口氾濫1593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號稱"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
要命的是，黃河的改道不是小打小鬧那種，而是動作幅度相當大，一言不合就破門砸窗，不再回頭。歷史上黃河最北邊經海河入渤海，最南邊經淮河入黃海，它的下游就像一隻不安分的尾巴，從北向南，又自南向北來回橫掃著整個華北平原和江淮平原。
黃河氾濫
黃河不安分，自然的原因有兩條：
一是泥沙含量大，漢朝時期就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而六鬥泥”之說，唐宋以後，隨著植被砍伐日益嚴重，河水泥沙含量有增無減。隨著河水到下游後流速放緩，大量泥沙便會沉積，不斷抬升河床，形成“地上懸河”，造成周期性決口；
二是黃河與其它河流不同，古代沒有固定的河道和堤壩，處於漫遊加散養的狀態，幾乎每年都會隨心所欲走不同路線。《禹貢》中“九河”，就是指大禹為黃河疏浚的九條入海的通道。其中最北邊一條“徒駭河”，是因為工程量浩大，讓徒眾感到驚駭而得名。
直到戰國時期，趙、魏與齊國以河為界，為防水災，各自離河25裡修築了大堤，黃河才算暫時消停下來。
黃河歷史改道圖示
當孃的脾氣孬，有些兒孫也不爭氣，因戰爭需要或別的因素，人為扒口子放水造成黃河改道。最著名的有兩次，一是南宋初年，宋將杜充為阻金軍南下，決開黃河，讓黃河經泗水奪淮河入黃海，這是黃河入海口歷史上第一次由渤海變成黃海，南泛入淮近８００年，一直持續到清朝咸豐年間，才又改回到渤海；另一次是1938年，國民政府為阻日軍西進，在鄭州花園口炸開河堤，千里沃野變成荒涼的“黃泛區”，直到抗戰勝利後1947年才堵住決口，恢復原道。
黃河決口改道所造成的危害，即使在國家層面也是難以承受的。黃河尾巴掃過之處，正是中原農耕文明的核心地域，濁浪翻滾而來，田舍、人畜為之一空；水退沙留，大面積的土壤鹽鹼化，稼禾難長。幾乎每一次黃災，都伴隨著飢餓、瘟疫和動亂，成為百姓的噩夢。
賈讓治河三策：首倡讓地與水
前面提到，從戰國時期趙魏齊三國修築５０裡寬的河堤後，黃河老實了近３００年。但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它又開始不安分，幾乎年年都有潰堤事件。
按說５０裡寬的大堤足夠黃河折騰了，但一來秦漢統一以後，沿河老百姓發現堤內河灘地水草豐美，面積又大，就紛紛開墾農田，建造房屋，為防洪水侵襲，又在原來大堤內修築了許多曲折的小堤壩，造成河堤彎曲狹窄；二來黃河泥沙太多，不斷沉積抬升河床，３００年的時光將這段河堤抬到高於地面數丈，成了“懸河”。
漢武帝打匈奴成績挺風光，但同時也弄得國貧民困，面對黃河一次次決口，無力應對，就這麼修修補補湊合著過。一直到了漢哀帝劉欣主政，才一度動了心思要根治黃河，下詔天下賢能之人出主意想辦法。
默默無聞的賈讓因此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他提出了治理黃河的“上、中、下三策”，至今被認為最富遠見、最高明的治河策略。
賈讓畫像
上策的核心思想是“不與水爭地”，具體思路是從黎陽遮害亭（今河南浚縣）起，讓黃河改道北行，左邊依靠太行山東麓高地自然形成堤壩，右邊以石料修築３００里長的堅固“金堤”收束河水，同時遷走冀州（今河北中部）部分地區人口，形成以大陸澤（已湮沒，今邯鄲、邢臺東部窪地）等一連串湖澱窪地為自然滯（蓄）洪區，如此一來可從根本上解決黃河水患。
這個策略的代價是要大量移民，放棄部分城鎮田舍。但賈讓算了一筆大帳：每年政府用於修河堤的費用數以億計，加上決口後損失更是難以估量，只要拿出數年的維護費用，就足以完成修堤移民。
在這個策略中，賈讓將河流比喻為大地的呼吸道，將堵塞河道，與水爭地的行為比喻是捂住嬰兒的口鼻，將其憋死。他說出了一句最有爭議，卻振聾發聵的話：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但短視的人們往往就不肯放手這咫尺之地，而且有各種堂皇的理由。賈讓深知棄地讓水這條策略難以得到眾人的認同，他又提出了“中策”：
開闢分洪渠道，沿途多立“水門”（閘門），一是減弱水勢，二可灌溉航運，三可改良土壤，提高農作物產量。這套方案只需拿出一年的修堤費用就夠，可維持數百年，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黃河的泥沙最終會導致再次改道。
至於下策，那就是“嚴防死守”，沿途多設守堤官吏，年年汛期來臨時敲鑼打鼓，召集民工做好沙包，晝夜值班，增高河堤，哪裡決口堵哪裡，衝了哪縣救哪縣。勞民傷財，且危險重重，一旦決堤，就是滅頂之災。
由於西漢末年政治的腐敗，賈讓的治河三策最終未能實行，但他的策略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普遍讚賞，並被班固全文記載到《漢書·溝洫志》中。
需要說明的是，賈讓的治河論文可不是坐在辦公室想出來的，他實地考察了冀州一帶的地勢，並對黃河水文有深入的瞭解。最重要的是，他的治水理念繼承了大禹、李冰等中國先賢尊重自然、順勢而為的思想，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思路，十分難得。
王景：分渠立閘見功效
治理黃河這事一拖就從西漢末年拖到了東漢初年。當然，中間大家也沒閒著——人忙著打仗，改朝換代；黃河忙著決口，自由遊蕩。
其實，這真不能怪政府。治河可不是件小事，人力物力消耗極大，沒有安定團結的盛世底子，一般人還真不敢動這個心思。東漢立國後，劉秀就曾想動員民工整治黃河，後來一估算成本，覺得老百姓剛安定下來，折騰不起，就放棄了。到了他兒子漢明帝時期，國力恢復，治黃事宜才再一次提上日程。
這次治河的主角是王景。之所以選王景，是因為他此前有過一次成功的疏浚水渠經驗。漢明帝對他呈送的治河方略非常讚賞，特意送給他《山海經》、《禹貢圖》等上古治水著作，徵發數十萬民工，讓他主持這次浩大的工程。
王景治水
王景的方略概括地說，就是在賈讓中策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現狀大膽創新和發揮。因為當時黃河、汴河同時決口，兩股水攪到了一處，王景就將治理黃河巧妙與汴河修整結合起來，一方面修築加固從滎陽（今鄭州北）到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境內）的千里黃河大堤，同時充分吸收了賈讓分渠立閘的思路，透過設定閘門引黃河水入汴渠，既分減了黃河洪峰，又讓汴河實現通航，溝通了黃、淮兩大水系和交通。汴渠上“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便於控制水勢，通航灌溉。
整個工程一年後完成，雖然王景很注意節約，仍花費了１００多億錢。但自從這次整修後，黃河８００多年間沒有大的改道，決溢次數也不多見，這個巨大的福利一直免費享受到唐朝末年，終因泥沙堆積抬升河床，無以為繼。
王景的治河成效，是古往今來治理黃河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沒有之一。從本質上說，他驗證了賈讓中策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賈讓的上策，也許只能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
在賈讓和王景之前之後，有數不清的人跟黃河叫板，都沒取得長治久安的功效。如何應對自然災害，對今天的我們仍然是個嚴峻的課題。
其實，在“不惜一切代價”、“人在堤在”等口號喊過之後，我們也不妨冷靜下來，回顧一下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財富和發展理念，研究探索與大自然打交道的正確方式，設計一整套科學長久的應對措施，不能得過且過，年年損失一批人員物資，年年生產一堆豪言壯語。
北京故宮內積水
汛期如約而至，這年頭，比汛期更有信用的東西還真不多。不同的是，今年值班的龍王脾氣有點古怪，做事全憑心情，忘記了恩澤廣佈，雨露均霑是一位龍王應有的品行，竟然隨心所欲地把幾座城市給泡了。
前兩天受傷比較重的是武漢：列車停運，街道行船，汽車爬窩，地鐵觀瀑。緊接著龍恩浩蕩，一路北移，安陽、邯鄲、石家莊、北京等城市先後中招。
當然，人們也開始反思自己，俗話講“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埋怨完沒節操的龍王，也要找找自身的不是——是植被太少太裸露？還是把錢都花在了臉上，沒錢配防狼噴劑？還是防護服以次充好，經不起老龍王拉拉扯扯？
在眾多反思聲中，終於有一個理性的聲音發出質疑：過度的開發，比如武漢的填湖造城運動與洪災的形成有無關係？
我評價這個聲音有理性，是因為它跳出了從挪用防洪經費、堤壩質量這些反腐、技術層面解決問題的思路，直奔要害：人類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是否應當對大自然給予足夠的尊重？
不釐清這個問題，防洪堤壩修多結實都沒卵用。
所以我們看看古人是怎麼治水的，從中複習一下人與自然相處的正確方式——其實老祖宗做事有些時候比我們看得更長遠。
故事的主角既不是安定九州的大禹，也不是設計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而是中國治（黃）河史上的著名雙子星——西漢末年的賈讓和東漢初年的王景，他倆繼承了大禹和李冰尊重自然的治水理念，功在千秋。
這兩個名字不僅應當被牢牢記住，更應當時時提起。記住他們是為了懷念曾經的福澤，提起他們是為了正告世人，該以一種什麼樣的理念來尊重自然。
黃河之殤：娘是親孃，脾氣太差
黃河，是哺育華夏民族成長的母親河。娘倒是親孃，但她老人家脾氣那叫一個差。
沒文字記載那些年咱就不提了，單單有記載的這幾千年，黃河就決口氾濫1593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號稱"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
要命的是，黃河的改道不是小打小鬧那種，而是動作幅度相當大，一言不合就破門砸窗，不再回頭。歷史上黃河最北邊經海河入渤海，最南邊經淮河入黃海，它的下游就像一隻不安分的尾巴，從北向南，又自南向北來回橫掃著整個華北平原和江淮平原。
黃河氾濫
黃河不安分，自然的原因有兩條：
一是泥沙含量大，漢朝時期就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而六鬥泥”之說，唐宋以後，隨著植被砍伐日益嚴重，河水泥沙含量有增無減。隨著河水到下游後流速放緩，大量泥沙便會沉積，不斷抬升河床，形成“地上懸河”，造成周期性決口；
二是黃河與其它河流不同，古代沒有固定的河道和堤壩，處於漫遊加散養的狀態，幾乎每年都會隨心所欲走不同路線。《禹貢》中“九河”，就是指大禹為黃河疏浚的九條入海的通道。其中最北邊一條“徒駭河”，是因為工程量浩大，讓徒眾感到驚駭而得名。
直到戰國時期，趙、魏與齊國以河為界，為防水災，各自離河25裡修築了大堤，黃河才算暫時消停下來。
黃河歷史改道圖示
當孃的脾氣孬，有些兒孫也不爭氣，因戰爭需要或別的因素，人為扒口子放水造成黃河改道。最著名的有兩次，一是南宋初年，宋將杜充為阻金軍南下，決開黃河，讓黃河經泗水奪淮河入黃海，這是黃河入海口歷史上第一次由渤海變成黃海，南泛入淮近８００年，一直持續到清朝咸豐年間，才又改回到渤海；另一次是1938年，國民政府為阻日軍西進，在鄭州花園口炸開河堤，千里沃野變成荒涼的“黃泛區”，直到抗戰勝利後1947年才堵住決口，恢復原道。
黃河決口改道所造成的危害，即使在國家層面也是難以承受的。黃河尾巴掃過之處，正是中原農耕文明的核心地域，濁浪翻滾而來，田舍、人畜為之一空；水退沙留，大面積的土壤鹽鹼化，稼禾難長。幾乎每一次黃災，都伴隨著飢餓、瘟疫和動亂，成為百姓的噩夢。
賈讓治河三策：首倡讓地與水
前面提到，從戰國時期趙魏齊三國修築５０裡寬的河堤後，黃河老實了近３００年。但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它又開始不安分，幾乎年年都有潰堤事件。
按說５０裡寬的大堤足夠黃河折騰了，但一來秦漢統一以後，沿河老百姓發現堤內河灘地水草豐美，面積又大，就紛紛開墾農田，建造房屋，為防洪水侵襲，又在原來大堤內修築了許多曲折的小堤壩，造成河堤彎曲狹窄；二來黃河泥沙太多，不斷沉積抬升河床，３００年的時光將這段河堤抬到高於地面數丈，成了“懸河”。
漢武帝打匈奴成績挺風光，但同時也弄得國貧民困，面對黃河一次次決口，無力應對，就這麼修修補補湊合著過。一直到了漢哀帝劉欣主政，才一度動了心思要根治黃河，下詔天下賢能之人出主意想辦法。
默默無聞的賈讓因此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他提出了治理黃河的“上、中、下三策”，至今被認為最富遠見、最高明的治河策略。
賈讓畫像
上策的核心思想是“不與水爭地”，具體思路是從黎陽遮害亭（今河南浚縣）起，讓黃河改道北行，左邊依靠太行山東麓高地自然形成堤壩，右邊以石料修築３００里長的堅固“金堤”收束河水，同時遷走冀州（今河北中部）部分地區人口，形成以大陸澤（已湮沒，今邯鄲、邢臺東部窪地）等一連串湖澱窪地為自然滯（蓄）洪區，如此一來可從根本上解決黃河水患。
這個策略的代價是要大量移民，放棄部分城鎮田舍。但賈讓算了一筆大帳：每年政府用於修河堤的費用數以億計，加上決口後損失更是難以估量，只要拿出數年的維護費用，就足以完成修堤移民。
在這個策略中，賈讓將河流比喻為大地的呼吸道，將堵塞河道，與水爭地的行為比喻是捂住嬰兒的口鼻，將其憋死。他說出了一句最有爭議，卻振聾發聵的話：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但短視的人們往往就不肯放手這咫尺之地，而且有各種堂皇的理由。賈讓深知棄地讓水這條策略難以得到眾人的認同，他又提出了“中策”：
開闢分洪渠道，沿途多立“水門”（閘門），一是減弱水勢，二可灌溉航運，三可改良土壤，提高農作物產量。這套方案只需拿出一年的修堤費用就夠，可維持數百年，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黃河的泥沙最終會導致再次改道。
至於下策，那就是“嚴防死守”，沿途多設守堤官吏，年年汛期來臨時敲鑼打鼓，召集民工做好沙包，晝夜值班，增高河堤，哪裡決口堵哪裡，衝了哪縣救哪縣。勞民傷財，且危險重重，一旦決堤，就是滅頂之災。
由於西漢末年政治的腐敗，賈讓的治河三策最終未能實行，但他的策略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普遍讚賞，並被班固全文記載到《漢書·溝洫志》中。
需要說明的是，賈讓的治河論文可不是坐在辦公室想出來的，他實地考察了冀州一帶的地勢，並對黃河水文有深入的瞭解。最重要的是，他的治水理念繼承了大禹、李冰等中國先賢尊重自然、順勢而為的思想，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思路，十分難得。
王景：分渠立閘見功效
治理黃河這事一拖就從西漢末年拖到了東漢初年。當然，中間大家也沒閒著——人忙著打仗，改朝換代；黃河忙著決口，自由遊蕩。
其實，這真不能怪政府。治河可不是件小事，人力物力消耗極大，沒有安定團結的盛世底子，一般人還真不敢動這個心思。東漢立國後，劉秀就曾想動員民工整治黃河，後來一估算成本，覺得老百姓剛安定下來，折騰不起，就放棄了。到了他兒子漢明帝時期，國力恢復，治黃事宜才再一次提上日程。
這次治河的主角是王景。之所以選王景，是因為他此前有過一次成功的疏浚水渠經驗。漢明帝對他呈送的治河方略非常讚賞，特意送給他《山海經》、《禹貢圖》等上古治水著作，徵發數十萬民工，讓他主持這次浩大的工程。
王景治水
王景的方略概括地說，就是在賈讓中策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現狀大膽創新和發揮。因為當時黃河、汴河同時決口，兩股水攪到了一處，王景就將治理黃河巧妙與汴河修整結合起來，一方面修築加固從滎陽（今鄭州北）到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境內）的千里黃河大堤，同時充分吸收了賈讓分渠立閘的思路，透過設定閘門引黃河水入汴渠，既分減了黃河洪峰，又讓汴河實現通航，溝通了黃、淮兩大水系和交通。汴渠上“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便於控制水勢，通航灌溉。
整個工程一年後完成，雖然王景很注意節約，仍花費了１００多億錢。但自從這次整修後，黃河８００多年間沒有大的改道，決溢次數也不多見，這個巨大的福利一直免費享受到唐朝末年，終因泥沙堆積抬升河床，無以為繼。
王景的治河成效，是古往今來治理黃河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沒有之一。從本質上說，他驗證了賈讓中策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賈讓的上策，也許只能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
在賈讓和王景之前之後，有數不清的人跟黃河叫板，都沒取得長治久安的功效。如何應對自然災害，對今天的我們仍然是個嚴峻的課題。
其實，在“不惜一切代價”、“人在堤在”等口號喊過之後，我們也不妨冷靜下來，回顧一下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財富和發展理念，研究探索與大自然打交道的正確方式，設計一整套科學長久的應對措施，不能得過且過，年年損失一批人員物資，年年生產一堆豪言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