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歷史上被黑的最慘的王朝之一，許多皇帝都被說成昏庸誤國，不務正業，吃喝玩樂的昏君。但是為什麼這樣一個被罵的“體無完膚”的王朝，為什麼能夠延續將近三百年的歷史!這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是明朝的開創了新的政府機構——內閣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分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權利都集中於皇帝一人手中，但是全國需要處理的政務實在太多，明太祖朱元璋雖然盡心盡責，但是長久以往也難以承受，於是朱元璋設定了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餘詮、張長年等人擔任，授予其正五品，實際上就是協助皇帝的秘書機構。這編是內閣的雛形。

明成祖朱棣奪取帝位後，雖有其父親一樣的雄才偉略，但是常年的御駕親征讓他不得不需要有人幫他處理一大堆待處理的國家事務，於是朱棣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與政務，內閣正式形成!明朝內閣大堂

但是“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這就是說內閣其實沒有實際的權力，權力還把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但是到了中期，皇帝就慢慢的把權力交與了內閣，全國大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票擬，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最後由六部校對執行。

中後期皇帝基本就很少再過問內閣，國家事務基本全由內閣處理，而批紅又司禮監代之，而皇帝也漸漸的退居幕後。

很多明粉說明朝的內閣制類似於英國內閣，的確，二者之間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

明朝閣員和英國閣員雖然名義上都是由皇帝來任命的,但是其皇帝的任命只不過是一種形式，明朝內閣成員實際上是由“廷推”產生,朝廷根據官員的資歷來確定閣員,皇帝雖有否決權但實際上很少使用。

到了後期明朝內閣與英國內閣,都對皇權起到了制約作用，明朝內閣早期確立的票擬製度,和中期司禮監的批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權力,皇帝漸漸退居幕後，依靠錦衣衛，東西廠來與強大的文官集團抗衡。等到天啟、崇禎年間,首輔寫好的票擬，皇帝基本不會去更改已經成為了習慣。

英國議會頒佈的《權利法案》同樣也對君權不斷的加以限制，英國國王原本有召開內閣會議的權利，結果因為個人原因，導致財政大臣沃波爾上臺，掌握了內閣大權，英國國王完全被架空!我相信明朝經過發展，一定也會實現!

明朝的內閣制，讓皇帝辦公更加的輕鬆，也讓皇帝擁有更多的娛樂時間，皇帝再昏庸，自要不去幹預內閣處理事情，基本對國家是沒有危害的，這種系統化的操作流程，讓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國家依然平穩發展，並在後期先後取得平倭，平叛的三大徵勝利!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蹟，可以說明朝的皇帝是最幸福，最輕鬆的!中國許多皇帝玩物喪志，喪國，如： 南唐後主李煜，精通書畫和鑑賞，結果亡國，成為宋朝的俘虜。書畫皇帝宋徽宗趙佶，結果這位獨創瘦金體的書法皇帝成為了金華人的俘虜，北宋因此滅亡!

讓我們看看明朝皇帝，嘉靖皇帝愛好煉丹。正德皇帝愛好給自己封官，喜歡帶兵打仗，甚至在宮廷裡做生意。熹宗皇帝愛好做木匠，而且其做的木工在當時就已經價值千百兩白銀。先不說是不是滿清篡改臆造的，明朝皇帝可惡的把自己的興趣愛好發展到極致，結果國家依然沒有滅亡，而是正常發展。

可以說明朝的皇帝已經到了多餘的地步，一個內閣就足以撐起明朝的江山!可見明朝內閣制的先進之處。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修改《明史》。過程中對明朝的皇帝和人事進行了改編和醜化，更刻意貶低了對明朝皇帝的評價。比如，原《明史本紀》中的“英宗贊”稱英宗“前後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經改修後的“英宗贊”則這樣評價英宗說：“前後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賞僭濫，失亦多矣，或臚舉盛德，以為無甚稗政，豈為篤論哉？”再如，原本評價明世宗為“中才之主”，而修改後的評價則變為：“且倚任權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獨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庫”本《明史》對比校讀，我們就會發現，在明朝十幾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憲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紀中，對傳主的評語都有了顯著的修改。經過這樣的修改，明朝皇帝給後人的印象就在總體上就更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點。

再看看明朝的科技:

隨著西學東漸，中晚明的科學技術出現了新的進步,處於中西方科技密切交融的黃金時代， 中晚明科學著作眾多，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翻譯的《幾何原本》、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程大位的《演算法統宗》、吳有性的《瘟疫論》、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朱橚的《救荒本草》這些明朝科學家幾乎都是明朝有功名計程車子。而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現代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衝擊空氣而產生的，並透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與現代理論非常相似。方以智則在《物理小識》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中正確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1613年，李之藻根據歐洲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與中國程大位的《演算法統宗》重著，並完成《同文算指》。可以說明朝的科技發展已經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明朝翻譯的書目中有（包括譯者或作者）：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1607年 《表度說》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啟，1612年 《幾何原本》利馬竇和徐光啟，1613年 《同文算指》利馬竇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 《圓容較義》利馬竇和李之藻，1614年 《天問略》陽馬諾，1615年 《職外方紀》艾儒略，1623年 《遠鏡說》湯若望，1626年 《寰有詮》傅泛際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傅泛際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圖說》鄧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徵》湯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王豐肅，1637年 《五緯歷指》羅雅谷，1637年 《性學粗述》艾儒略，1637年 《建築十書》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 《數學札記》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 《礦冶全書(共12卷)》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 《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義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字) 科隆版 《測量全義》羅雅各 《天體執行論》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開普勒 《地中海航海術》羅馬版 《比例規解》羅雅谷 《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 《宇宙儀》雅克·貝松 《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制造與用法》 《磁石測量法》紀堯姆·德諾噸涅 《神功催吐藥》薩拉·安吉魯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克洛德·舉雷 當時創作和翻譯的還有《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西奇器圖說》、《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七千餘冊。

文化方面：

四大名著的出現《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在這裡我要說一下《金瓶梅》，《金瓶梅》如同西方文藝復興事情喬萬尼·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談》。其中都譴責禁慾主義，無情暴露和鞭撻封建貴族的墮落和腐敗，體現了人文主義思想。體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早期思想!

在經濟發展方面：

明朝可以說是當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江南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原始資本僱傭關係，一個大的手工工場主擁有織布機數百臺，工人千人!可以說規模比同時期歐洲任何一家手工工場都要大。

明朝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南北貨物流通頻繁!

有人說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明朝雖名義上禁海達200年之久，但真正禁海的只有明初和嘉靖年間，真正實行海禁的時間不過70年左右。許多商人依然往返於南亞各國進行貿易，海稅依然佔到明朝稅收的較大部分!

看看明朝的航海：

鄭和下西洋就不比多說，是華人應該都知道!出訪亞非三十於國，有些西方學者甚至說鄭和船隊繞過好望角到達美洲，這便不可而知了!

但是明朝依然是中國古代船舶和航海發展到了最高峰，一直以來，鄭和寶船大小尺寸有爭議。所以我們來看看明朝中後期的福船。

“大福船面闊三丈，共十五隻。本船木料橫樑：中艙長四丈五尺，頭艙長三丈二尺，尾艙長二丈。”（俞大猷：《洗海近事》）

雖然沒有直接說明船的長度，但寬三丈，前中後艙的橫樑就長達近十丈，可見船的長度很可能在十五丈以上。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層於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豎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士兵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事之處也，其前後備設木碇，系以棕纜，下碇起碇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為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旁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彼海戰之利器也。”（《武備志》，《中國古代海軍史》第157——158頁。）

福船的缺點是機動效能不好，“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闊大洋，在裡海則易膠淺，須跟哨船接濟”。（《續文獻通考》，《中國古代海軍史》第158頁。）

可以說明朝的福船在規模，大小方面都超過了清朝所以的舊式戰船!明朝前期的海船總量可以說是西方船隻的總和，東南沿海基本都種植有為船隻提供油料的桐油樹!

明軍在露梁海戰中，戰艦使用量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的3倍，海軍人數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的2倍，各種火炮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的1.5倍。而且這次援朝戰爭，明軍出動的戰艦並不是全部。其全國水師戰艦數量應該更加龐大。 俞大猷《洗海近事》: 　　　　“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海浪，底尖上闊，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樓三重，帆桅三根，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炮床 1598年，明朝海軍出動500艘戰艦，開赴朝 鮮露梁與日本交戰，此戰一舉擊沉日本戰船450艘。若按照明朝海軍的常規編制（不含一號福船），每營水師編2哨，共510人，配大、中、小戰船10艘，按照每營共計裝備艦首炮4門，佛郎機炮40門，碗口銃30門計算，50營為500艘（其中二號福船100艘），火炮共計50 X 74=3700門，船上水師25500人（不含陸軍） 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共有船艦130艘：20艘四桅大船、44艘武裝商船、23艘圓船、22艘差船、13艘輕帆船、4艘中船和4艘長船（其中真正的戰艦約60至70艘），總噸位57868噸，各種火炮共計2431門，海員8051人。船上共載陸軍19000人，總計27051

最讓明粉們自豪的便是明朝的火器：

明朝繼承了宋元的火器，其早期軍隊裝備的最多的便是火銃～火門槍。

許多人調侃火門槍百發而無一中，而火門槍～（三眼銃或者單眼銃）其的威力是在於齊射而並非單兵射擊，而且因其壁管厚，可以作為打擊兵器，非常實用，而且製造簡單，便於大規模生產!所以明朝一直都大規模裝備這種火器。明朝這時位於冷熱兵器交替的重要階段，冷兵器可以彌補火器的不足 火銃的射程大約八九十米，明代一步約合今1.2米，與歐洲的一碼0.9米差不多，也就是八十步約等於九十碼。三眼銃的最佳射程為三十步，也就是36米，破重鎧,五十步（60米）之外能重創不披甲目標，百步（120米）之外就沒有殺傷力了。Kuga銃的火藥鉛彈重量與銃管長度與三眼槍相同，《神器譜》說他“用之於百步之內為宜。步下：五六十步方能透甲。馬上：二三十步方能命中。”射程折半計算就是三十步之內方能破甲。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的《兵錄》中談到：「鳥嘴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嘴必用手擊，常易為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藥信已先吹去；用輾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嘴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杆三銃，每銃可著鉛子二、三個，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炮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銃也。 南方倭苗多系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急、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溼，三放之後以布溼銃，可以常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杆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御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之利也。」

接著就是神機箭，我們從《武備志》可以看出明代軍事家對火箭的態度就是“功不在鳥銃之下”“夫火箭亦水陸利器”也就是說火箭的綜合殺傷力以及其實用性不下於鳥銃，而且火箭的射速較快，最重要的是:若神槍鉛子所擊中只一人，不見其至，則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後行無處也。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避，使敵未測所向也。也就是其對人馬的震撼力之大，而且“水戰能燔舟蓬，陸戰則可以毀巢穴”，其火攻能力也是可見一斑的，而從“大隊齊衝之，賊中者皆倒，不獨穿而已”從這可以看出火箭的威力之大，而像這類火箭通常都是三種火箭用長6尺的堅硬荊木製作，箭鏃長5寸，分別製成刀、槍、劍形鋒刃，能穿透鎧甲。箭鏃後部綁附長7至8寸、粗二寸的火藥筒。也就是大型火箭，是火箭中真正具有威力的種類，也可以說是火箭中的主力，火箭一般都是“凡有枝椏之物皆可放而去矣”，雖說如此，但是假如用了不當的發射器射擊威力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而在戚繼光軍營裡，通常都是用鏜鈀發射的。而不論是哪種火箭大都塗有毒藥，因此中毒者必死。

在中後期，明朝引進並仿造，裝備了大量火繩槍，據《籌海圖編》記載，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收復日人、葡人佔據的雙嶼繳獲大量葡萄牙火繩槍，俘獲大量西方善於製造火繩槍的工匠。

《明會典》記載,嘉靖三十七年（1558）一年之中即造鳥嘴銃1萬支。戚繼光《練兵實紀》 （1571年刊行）記載，戚家軍步營有2699人，裝備鳥銃1080支，約佔40%。《神器譜》這樣形容鳥銃為：“後有照門，前有照星，機發彈出，兩手不動，對準毫釐，命中方寸，兼之筒長氣聚，更能致遠摧堅。”

後期明朝官員趙士楨經過改進土耳其火繩槍，發明了魯嘧銃，最遠射程超過四百米，在《武備志》中評價魯嘧銃最遠最毒。

明末歐洲火炮開始傳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朗機銃和紅夷炮。

佛朗機銃約在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從葡萄牙傳入中國，它有一母銃和若干子銃，母銃身管細長，口徑較小，銃身鑄有準星、照門，可瞄準射擊。銃身後有“巨腹”，腹上開有長孔，用以裝填子銃。子銃類似一小火銃，一般備有5～9個，可預先裝好彈藥，戰時輪流發射，提高了火炮射速。

在明朝趙士楨編撰的《神器譜》卷二中 ，記錄並配圖介紹了一種叫做鷹楊炮的重型火繩槍，需要前面一名士兵託舉，鷹揚炮是一種機動性好，殺傷力大的大型火銃。有三門子銃，一人發射，一人裝彈 鷹揚炮：筒前小後大，鑽用二樣。後鑽如子銃一般大，平其首。先鑽前半節，小者鑽完，然後用木一根，削圓入前口，直貫膛內，出後門三四寸許，周圍比定分寸，如子銃大。磋圓吊線，再鑽前半節，膛內必須與子銃膛口一般，毫無參差，方便出彈。稍有掛礙，火氣後走不便。若制茲炮，孟浪鹵莽之徒，專尚口吻，不宜輕易妄使以致紊事。 中國水陸神器有戰具、攻具、守具，倭奴專精鳥銃，百步之外，嚕蜜諸器足先制賊，紙甲軟牌儘可自衛，鳥銃雖精，遽難迫我。但近聞對馬島大鳥銃有佛郎機之烈，更能命中，則又出常技之上，似非牌甲可御。不惟後日患之，前時二三驍將間為所困。緣是畢慮竭愚，用長筒加厚，仍著照門、照星，納子銃於筒後，不令敞口洩氣，有佛郎機之便而準則過之，有大鳥銃之準而便則過。對壘之際，敵一舉放，我已三四發彈，是以便勝之也。若置輕車之上，有車數兩，陸續衝擊，猛烈之勢足埒“大將軍”，而離合縱橫，進退俯仰，較“大將軍”殊為輕便。倭即以鳥名銃，茲器奮擊飛揚，可以制之，名曰“鷹揚”。趙士禎參合倭器，創制鷹揚炮，尊之日“神器”。每車鷹揚炮二位，放銃手二名，裝銃手二名，司車二名，車長一名，司火，水箱二個，噴壺一把，擠筒一個，鐵鐮一把，钁頭一把，斧頭一把，油袱一條，渾脫二具，若虎蹲炮或大佛郎機（裝在虎頭車上，發射散彈）諸炮帶得一位更妙，信炮（布鐵蒺藜於車外）多多益善，拒馬傘一把。戚繼光的車營

在明朝趙士楨編撰的《神器譜》有許多中西方火器的介紹，我就不一一的說了。

徐州出土的明代火繩槍

在1690年前的歐洲國家，依然是大規模裝備火繩，但是複雜的射擊過程，使火繩槍成了一種射速遲鈍，並很不準確的武器。緩慢燃燒的火繩會在潮溼的氣候下帶來很大的問題，並且會因火繩的亮光，使射手在夜晚成了對方很好的射擊靶子。要使用火繩槍，需經過多次繁瑣的裝填的步驟，才能完成一次射擊，其射速約一分鐘一發。從理論上說，火繩槍的射擊距離約225m ，但因其嚴重的不準確性，所以在實戰中，它的有效射程不會超過50m（這和明朝的鳥銃相比並沒有明顯的優勢）。

歐洲在十七世紀下半葉，長槍仍舊被當作防禦敵方騎兵的突擊，保護步兵的主要力量而受到重視。在 1600年，通常是5個長槍兵配1個火槍兵；到1640 年，就成了1個長槍兵配2個火槍兵。所以說明朝末期，火器裝備量依然領先!

戚繼光像

《練兵實紀》記載，戚繼光1575年在薊遼建有車營10個，緇重營兩個，其弗朗機數量超過3000門，使炮隊獨立，比瑞典國王即軍事改革家古斯塔夫二世建立獨立炮隊要早七十年。 戚繼光每個車營裝備火炮256門，六十多年後的西方布雷頓福德會戰·呂岑會戰，火炮使用數量不及戚繼光一個車營的火炮數量。 戚繼光的車營大約12人裝備一門弗朗機，而60年後的瑞典國王即軍事改革家古斯塔夫二世編練的炮兵僅僅為90人一個火炮。明朝火炮配備比率高出7.5倍 戚繼光建立了的長城空心敵臺，每個敵臺裝備8門弗朗機火炮，一共裝備了1.5萬門。可以說中國在十六世紀中後期已經成為弗朗機大國，十七世紀中期，弗朗機火炮才被西方淘汰。此時明朝引進了英國紅夷火炮

戚繼光的車營模擬圖

咱們按同時期來說話：明朝戚家軍的火器比率： 車營火器比為 43.60%，馬營火器比為 42.57%，步營火器比為 48.02%，輜重營火器比為 58.70%，其中以輜重營火器比最高。戚繼光薊州練兵編組的部隊火器數量及比例是同一時期全世界；「最多量也是最高比的火器部隊」，同一時期的歐洲正流行西班牙大方陣，單一大方陣規模相當於明朝的「營」，單一規模的西班牙大方陣配付的火器比為22.38%（不含炮兵）。日本戰國大名是以「備」為基本戰術單位，也是相當於明朝的「營」，一個戰國大名的「備」（百萬石大名本陣備例外）火器比為20.98%。此時的全世界只有奧斯曼帝國的新軍（就是近衛軍）火器比約在30%以上還有得一比。

明朝關於火器方面的著作很多，如《神器譜》《火龍經》《火攻罕要》等!

其實真正首創車營的是明朝將領俞大猷，他曾經率領步騎三千，戰車百輛打敗安銀堡的數萬韃靼。是世界上第一個騎兵， 步兵，炮兵協同作戰並取得勝利的第一人。著有《大同鎮兵車操法》。兵法中所謂的“車勝騎、騎勝步”， 是指步兵無法抵抗騎兵的踐踏，而戰車能阻擋騎兵的踐踏，又能發揮火器優勢。俞將軍像

焦竑《國朝獻徵録》：《徵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樹以侯公來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夕歡議其契無論。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輪以人推輓可以上下山塹。揮指如意而無庸滯之患。強弩神銃擊堅及還簟笰龍盾。而虜之弓矢不能及也。葢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從騎最胃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輛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眾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衂。同野公以其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葢自公始也。

領土方面：

明朝在領土方面可以和西漢王朝媲美。西漢控制西域越一百五十年，而明朝控制東北也將近一百餘年!

明朝在東北設奴爾幹都司及衛所。西北設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瑞、哈密等六衛。在西藏設烏斯藏、朵甘衛都指揮使司、隴答衛指揮使司及招討司。

思想方面：

明朝民主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反對君主專制獨裁,提倡“人民為主”.黃宗羲認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專制,強調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標準應當是看廣大百姓快樂與否。

明朝思想家顧炎武也激烈反對君主專制,主張限制君權,提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認為,保衛一家一姓的國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衛天下是所有人的事,這段話後來被後人提煉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鼓勵人民關心國家大事。

明朝思想家王夫之認為天下的土地不能被君主一人所有,而應當是從事農業的老百姓都有份.二、經濟上,重視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強調經世致用.黃宗羲駁斥輕視工商業的傳統思想,指出工商業和農業一樣,都是“民生之本”,應該受到保護。

而且王夫之批判理學先前宣揚的“天命論”和“生知論”,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義體系。

李贄也是明朝的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以批判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反對理學的禁慾主義，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自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

可以說，明朝社會當時處於一個轉型階段，民間思想活躍，拜金主義思想盛行！對於外來事物，明朝老百姓並不排斥，據記載，明朝末期流入中國的外來書籍都多大7000餘本。而且許多士大夫階層都樂於研究西學，例如徐光啟（加入天主教）等一批官員翻譯了一大批西方科學著作，而且明朝官僚和澳門的葡萄牙人交往甚為緊密。甚至出現了中西混合槍炮隊，明朝還聘請荷蘭和葡萄牙工匠製造槍炮。可以說明朝當時已經與西方接軌，被拉入世界一體化的程序，提前開始了洋務運動。江南出現了一大批民間手工大工場，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早期僱傭關係，出現了早期工人階級和資本家。有的資本家甚至擁有幾百臺織布機，幾百名工人。和西方一樣，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也是從棉紡織業開始發展的。而且誕生了一批早期民主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李贄，王夫之。雖然他們受到封建勢力的打壓，但這也是正常的，畢竟在西方，也有許多思想者被教會或者封建勢力屠殺，絞死！思想是不斷完善的過程，更是一個曲折的過程，難道就因為其間有人被打壓，就去否定他們的價值嗎？像這麼說，當初李大釗的死就毫無價值了！

要知道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尚未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尚處孩提階段，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隱居荷蘭。而同時的明朝已經進入了西學東漸的高峰，學術環境開放，政府支援，士大夫階層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譯西學著作，共有七千多種西方圖書進入中國

而且王夫之批判理學先前宣揚的“天命論”和“生知論”,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義體系。

李贄也是明朝的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以批判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反對理學的禁慾主義，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自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

民生方面:

明朝清官海瑞

明人凌濛初作《拍案驚奇》的書前序中所說：“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質的滿足，必定催熟精神的豐收。這就是萬曆年間，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費之如飢似渴，經濟動力推波助瀾，上層建築風生水起。

樊樹志在《晚明史》中的論斷：“萬曆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正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發生密切關係的時代，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鉅變的時代。”正是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給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標榜自我，張揚個性，突出多元，追求佚樂的特性。於是，在中國歷史上，被褒之曰“繁榮昌盛”

晚明的百姓服飾趨於平等化，奢靡化，多元化，許多學者將這種平民力圖透過服飾改變自己社會身份的舉動稱之為“世變”，可以說平民服的變革至明代後期，已形成了一股持續不斷、日新月異、愈演愈烈的波山浪谷。究其源頭，這種所謂“世變”，亦即百姓衣服的變化，是明代中期商品經濟興旺發達的必然結果，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才使明代中後期平民百姓的衣著質地一流，服飾求異出新有了可能。

出生於萬曆二十八年的文人丁耀亢在清康熙八年（69歲）寫《古井臼歌》長詩，其中有這麼一句： “神宗在位多豐歲，鬥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 是說神宗在位期間，百姓豐衣足食，物價低廉，罕有稅吏上門催收錢糧賦稅，百姓可以放心的睡懶覺，四十八年裡的生活讓人沉醉不願醒。 一個清代的人用得著拍前朝皇帝的馬屁？

對外戰爭方面：

明朝對蒙古，安南，日本用兵不用再提，這已經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下面提一下明朝中後期與西方的戰爭!

韋麻郎帶領千人架著三艘鉅艦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抵達澎湖。因為當時明軍守衛澎湖分春、冬二汛，這時正好是春汛之後，冬汛之前，明軍已經撤回大陸，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強行佔領了澎湖馬公島，並役使當地人民“伐木築舍，為久居計”。施德政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羅衛所集結了五十艘戰船，並做好了火攻的準備。福建政府又下了嚴令：“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斷了荷蘭人的妄想。韋麻郎審時度勢，只好於十月二十五日離開了澎湖。當時荷蘭的戰艦“舟長二十餘丈、高數丈，雙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錮之。四桅，桅三接”，“左右兩檣列銃，銃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丸，重數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戰能力十分強。而這時這隻福建水師戰艦雖有五十艘之多，但多是小船，未必穩操勝券。所以沈有容能諭退荷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韋麻郎離開之前，特別找了畫師為沈有容畫像，並用銅銃及銃彈與一些特產贈送，以示敬仰。沈有容只收下了銅銃及銃彈，可能已經有師夷長技的思想了。韋麻郎離開後，但澎湖的百姓們沒有忘記沈有容的大功，為其樹“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的碑刻，是公認的“澎湖第一碑”。

沈有容當初聽說荷蘭強佔澎湖，要求通市時，就說：“夷意豈在市？不過懸重賂餌我，幸而售，將鼾睡臥側，踵香山澳故事，睥睨中土爾。”力主不可通市。受命之後，沈有容認為對待荷蘭這件事“剿而得勝，徒殺無罪，不足明中國廣大；不勝，則輕罷百姓力，貽朝廷羞。”然後架一艘小船直接去了澎湖。沈有容見到韋麻郎後，說：“天朝體統甚肅，上有撫、按二臺，中有藩、臬諸司，外有將領、郡邑百執事，綱紀相承，凡事非商定不敢以聞。若欲求互市於閩，互市事至鉅，孰敢主之？若等皆良商，獨不識此乎？”韋麻郎說：“來者俱言市成，將軍言不成，何也？”並說高宷的使者已經來了。沈有容又說：“堂堂中國，豈乏金錢鉅萬萬；爾為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韋麻郎歎服，“從來不聞此言。”但他的一個手下卻在這時拔出戰刀來說：“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

沈有容厲聲說道：“中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為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鬥，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睹天朝兵威耶？”荷蘭人語塞。

韋麻郎一方面答應說馬上回去，並招待沈有容留下；另一方面將給與周之範的錢財索回，只讓他帶給高宷玻璃器具等物，讓高宷將乞市文書帶奏，天子准許後再說三萬金的事。但沈有容等了幾天，韋麻郎依舊沒有走的意思。於是沈有容假意說要離開，韋麻郎立刻趕來相留。

沈有容厲聲對他說道：“郎不去，恃汝舟大與？壑可藏、力可負、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聞沈將軍破倭奴東海上，海水盡赤？吾不忍若頸之續其後，故諭而歸，汝郎不從吾言，吾去矣，郎請後勿見我，毋貽空自悔也！”林玉也在一旁幫忙勸說。在這時，施德政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羅衛所集結了五十艘戰船，並做好了火攻的準備。

1521年爆發的明軍與葡萄牙軍的戰爭，1523年明軍勝利。正德年間的一場明葡戰爭，雖然明朝獲勝，但還是為明朝統治者和士大夫敲響了警鐘，開始大力發展火器事業，增加軍事實力。這次戰役繳獲葡萄牙大量的弗朗機火炮，和製造火炮的工匠，明軍開始大量仿製弗朗機火炮。1622年(天啟二年)4月10日，荷蘭艦隊司令雷也山率領八艘戰艦離開巴達維亞，向中國沿海進發。其中一艘戰艦的船長邦特庫(W. Y. Bontekoe)寫了著名的《東印度航海記》，曾描述了中荷此次交涉的情況。 　

　當荷蘭艦隊在6月22日航抵澳門時已集結了十五艘戰艦，包括大船和單桅帆船，其中兩艘是英國船。荷軍攻擊澳門失利，撤回船上時已喪失了130人。雷也山並沒有在澳門水域逗留，艦隊繼續北上，他們的目的地是福建外海的澎湖 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1624年2月20日)正式誓師出戰，巡撫南居益親自浮海至金門，下令渡海出擊澎湖。四十艘運兵船攜帶2000明軍在澎湖搶灘登陸，《明熹宗實錄》記載："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在得到新來的火銃部隊支援後，明軍誓師總攻，一直打到風櫃仔的紅毛城下，然後又成僵持狀態。荷蘭新司令官孫克在8月3日抵達澎湖，他發現中荷危機正在擴大，形勢已十分嚴峻。據《巴達維亞日記》記載："白沙島駐有中國軍約四千人與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後兵數逐漸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萬，進出澎湖島。荷蘭人雖將臺窩灣之砦破壞，調回其守備兵，然白人不過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屬不少，到底難以對抗。" 當時明軍堅持戰鬥的決心已使孫克對局勢有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明軍擁有10：1的人力優勢！他承認"華人不但擁有一萬人及包括戰船、擊沉船、火船等合計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國對我方有令人難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準備，蓋戰爭系奉中國國王之特命所行；"所以，孫克認為荷蘭方面沒有派來支援力量，自己部隊再繼續戰鬥下去已沒有希望了，必須談判解決這場衝突。 　　七月初三日(8月16日)，明軍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蘭人不得不同意撤離，懷抱屈辱離開佔領了二年的澎湖。

身披戰甲，內穿飛魚服的明軍統帥

明朝末期，1633年的料羅灣海戰，明朝戰勝荷蘭侵略者，荷蘭每年必須嚮明朝支付12萬法郎，明朝海軍才能保證荷蘭商船在遠東海域的安全!明朝末年依然控制著從日本海到南海的全部東南亞制海權!

1637年，明朝末期的明英海戰，中國海軍成功驅逐英國侵略者，英國在廣州答應中國的要求，賠償白銀2800兩。30日，威德爾向中國官員提交了一份保證書，對虎門事件表示歉意，並保證完成貿易後即行離去。

有些人說明朝和英華人打仗只是和商人的戰爭，這是不對的。

1635年，威廉·考亭爵士(William Courteen)、托馬斯·基納斯頓(Thomas Kynaston)、塞繆爾·邦內爾(Samuel Bonnell)及其他倫敦商人等，透過波特(Endymion Porter)的幫助，獲得英王查理一世的特許狀，組建考亭聯合會(Courteen Association)。 1635年12月6日，英王查理一世也同意投資一萬英鎊“加入Joynte股金”。12月，查理一世頒發皇家委任令，以前皇家海軍軍官船長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任指揮官，以納撒尼爾·蒙特尼(Nathaniel Mountney)為私商首席代表。同日，頒發給威德爾和蒙特尼訓令一件，頒發給威德爾執行軍法令；12月19日，又頒發給威德爾收穫戰利品令。

12月，查理一世釋出皇家委任令，以前皇家海軍軍官船長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任指揮官，以納撒尼爾·蒙特尼(Nathaniel Mountney)為私商首席代表。同日，頒發給威德爾和蒙特尼訓令一件，頒發給威德爾執行軍法令；12月19日，又頒發給威德爾收穫戰利品令。

考亭聯合會(Courteen Association)立即組建由“龍號”(Dragon)、“太陽”號(Sunne)、“凱瑟琳”號(Catherine)、殖民者(Planter)等四艘，“安妮”號(Anne)、“發現”號(Discovery)等兩艘輕帆船在內的威德爾船隊。

船隊由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和納撒尼爾·蒙特尼(Nathaniel Mountney)率領。蒙特尼的弟弟約翰·蒙特尼(John Mountney)、歷史學家皮特·芒迪作為船隊航海日記的記錄者、精通葡萄牙語的托馬斯·魯濱遜(Thomas Robinson)也裝成商人隨威德爾船隊一同來華。

1636年2月20日，發交英王致尼德蘭東方聯合東印度公司代理人的推薦函一件，發交分致果阿葡萄牙總督和澳門總督函各一件。

哈佛大學的（H.B.Morse）是這樣說（1910年《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當時英華人的船隊的： 帶頭的是英國海軍大佐，有五艘船的艦隊裝備齊全，並且成功地壓制了炮臺的火力。可見，當時英華人的船隊不是簡簡單單的幾艘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而是全副武裝的真傢伙，並對當時中國的虛實，存心作了一番試探的

可以說這次英國對明朝的戰爭並非普通的貿易爭端，而是一次帶有軍事目的的試探。

明朝後期早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北有蒙古，女真入侵，西有張獻忠，李自成之流，南有西方殖民勢力，可以說任何一方都能壓垮明朝，但是明朝並沒有屈服，依然敢於與外部勢力抗爭。

我喜歡盛唐。

《貞觀政要》寫道：“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治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自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資治通鑑》續寫道：到了貞觀四年，“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不閉戶，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同年，大唐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大唐疆土遼闊，物阜民豐，和諧安定，儒家所崇尚的正氣、道家所崇尚的清氣、釋家所崇尚的和氣，充溢在盛唐的天空。

唐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華人民，大多數以成華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王國維的《讀史》詩：“南海商船來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遠人都有如歸樂，此是唐家全盛時。”可為大規模文化交流和經貿繁盛的寫照。開放與流動，促進了大唐日益強盛，以至於漫長的封建社會結束後若干年的中國仍自愧弗如。

盛唐，諸國臣服的威儀，海納百川的氣度，國家至上的觀念，獨領風騷的文藝，美輪美奐的長安，色澤豔麗的彩陶，溫潤細膩的白玉，沉香氤氳的茶莊，沸反盈天的酒肆，晨鐘暮鼓的古剎，闊氣端莊的唐裝，豐腴富態的麗人，安逸和諧的生活，讓慕名而來的外華人感嘆道：“死也要死在唐朝！”這些外華人對唐太宗更有著深厚的感情，公元649年7月唐太宗逝世，聞此噩耗，四方各部族在朝做官及來朝進貢的幾百人，都失聲痛哭，剪頭髮、刀劃臉、割耳朵等，血流滿地。

“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正因為盛唐的帝王們有如此博大的胸懷、洞察世事的睿智，唐代文化，不僅在詩歌，而且在書畫、音樂、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達到發展的高峰，極一時之盛，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國家生活也發生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深刻變化。唐代文化奔放恢弘、敦厚豐腴而富麗堂皇，唐之後中國本位文化日趨強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一個缺少鮮活因子注入而氣度日益狹小的文化，難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精神動力和物質力量。

大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著名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在與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興致勃勃談論華夏文明時，突發奇想，問湯因比：“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回答道：“若是會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池田大作又代湯因比說道：“你首選的居住地，必定是長安了。”魯迅為了創作長篇小說《楊貴妃》，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的天空，結果失望而歸，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因為“到那一看，想不到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了”，沒找到一點兒感覺。湯因比之願和魯迅之舉，告訴人們：一個秩序良好而又充滿活力的社會，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社會。

我個人比較喜歡“元朝”，首先我個人崇拜成吉思汗鐵木真，其次源於我對蒙元文化的認知！

好像現在的人一聽到“元朝”和“清朝”就破口大罵，十分不友好，好像自己的祖宗並不是從這兩個朝代經過一樣。這些無知的傢伙應該感謝這兩個朝代，感謝他們沒有殺你祖宗，要不哪有你廢話的份兒。另外自隋唐後，民族進行過幾次大融合，什麼大漢血統其實早就不存在了，連楊堅和李淵都有鮮卑族血統，何況你這些小民。

元朝雖然是外來統治政權，但是針對百姓的殘暴和苛刻並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特別是忽必烈汗時期，民族進行大融合，對貿易開放，歡迎外國客商到中原貿易，並且對各宗教信仰進行保護。不論是佛教還是中國本土的道教或西方任何教派，在元朝都不受限制，而且對待道人比較優待，這源於成吉思汗時期，全真道長丘處機與鐵木真的交情。

元朝的經濟和開放是遠勝宋朝的，元朝的執政者致力於放開國門，不會像其它朝代一樣閉關鎖國，而是極力引進外來資源和銷售本土貿易品，不但在本土經濟發達，而且在海外同樣貿易發達。因為元朝結束了自唐末以來大小勢力政權的割據，使得人民進入和平期，百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生活富足，這一點可以從西方博物館中珍藏的西方人的遊記或者日記，以及文獻資料中可以找到。

在文化方面，元朝對文化人十分優待，使得這些文化人不受拘束，相對來說使得這些文化分子更能自由創作。因此衍生出原曲和以關漢卿為首的元曲四大家，這些都是源於文化的釋放，讓人們可以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思想。故此元朝滅亡後，有很多知識分子很多人懷念“故國”，甚至有人寧可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也不願意留在明朝。反觀明王朝，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的壓榨和迫害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另外元朝是中國歷史舞臺上一個幾乎無太監的朝代，只有元末時期，才有過一次高麗太監樸不花的亂政。在科學方面，促進了東西亞文明的交流，使得漢人進一步瞭解異域文明。

至於我為什麼崇拜鐵木真，是因為這個人的坎坷的人生故事和他的胸襟，以及偉大的鬥志。很多人張口閉口就是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殺戮是野蠻的。殺戮固然是野蠻的，但盲目的愛好和平更是可悲的。很多時候只有刀槍和弓箭才對方能聽懂的語言，所以鐵木真教會了很多人聽懂這種“語言”！

我最喜歡漢朝，看看下面的幾句話相信大家都會愛上漢朝的。

一、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為漢土。原文為: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這句話出自《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意思是太陽和月亮所照到的地方，江河所流到的地方都是漢朝的土地，這句話多麼的霸氣啊！

二、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

這句話是漢朝外交家傅介子在殺死Murano國王后對面前的Murano士兵所說的話，此話一出，Murano兵皆不敢動，Murano國自此歸靠漢朝。

三、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為！這是漢武帝給匈奴單于寫的信，給他兩個選擇要麼來戰，來戰我將親自來迎擊，要麼滾遠點。單于看了這封信便跑向北邊了。

四、銅柱以北，皆漢土，銅柱折，交趾滅。這是馬援將軍在平定交趾後立下銅柱，以示邊界，在銅柱上所書。

五、韓威: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鬥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

六、明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時陳湯在其上報的奏摺中所說，其中還有一顆單于的頭顱。

篇幅太小，就不一一列舉了，漢朝的強大是有目共睹的，它成就了一個民族的驕傲，但是就是一個被大家評價為“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的朝代，一個連使者孤身一人都敢在其他國家橫著走的朝代，卻被某些人嘲笑其和親！無語！

還是最喜歡明朝！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明朝很黑暗、說明朝很多昏君或奇葩皇帝。但在個人看來，明朝的皇帝還是蠻有個性的，而且明朝開國的氣度和骨風，也同樣值得後世敬仰！

1、泱泱大明，開國氣度；

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這句話形容明初是最貼切不過的。明朝開國，是歷朝中最困難的，同時也是最為有成就的。

明朝在朱元璋的帶領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把奴役華夏近百年之久的蒙元趕出中華，取得歷史上唯一場徹底勝利的北伐，一舉收復了丟失四百年之久的燕雲故土，讓漢民族得以再次傲立於世界。

2、文治武功，盛極一時；

明朝在洪武、永樂二帝半個多世紀的勵精圖治下，國力達到頂峰。七下西洋、遷都北京、五徵漠北、南平安南……在明成祖的推動下，明王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開創了萬國來朝的盛世局面！

讓治下的每一位百姓，都能自豪的高呼：我是大明的臣民！

3、日薄西山，骨風尚存；

但國無恆強，明朝自土木堡之變後，開始不斷走下波路。朝政日昏、國力衰退、軍力大減。面對蒙古部落的入侵，逐漸失去戰意，淪為被動挨打。

但是，自嘉靖末年到萬曆初年，明朝迎來了一個燦爛的名臣時代。由張居正、高拱、海瑞、戚繼光、李成梁等一眾文臣武將共同開創了一段盛世。讓日薄西山的明朝再顯雄風，這是任何歷代大一統王朝後期，都不曾創造出的成就。

而明朝的這股骨風，一直延續到其滅亡！

4、飽經災變，力戰而亡；

明朝的滅亡，其實是很值得同情的。

首先，明末以來天災不斷，人禍日甚，明朝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力戰亡國；

其次，末代皇帝崇禎雖無明君之能，卻已為帝國的振興竭盡全力，最終以死殉國，其情可憫；

最後，明朝的滅亡最終給了滿清入關的機會，讓漢民族失去江山，在滿人的統治下，恥辱的步入近代。

明末清初的跌宕起伏，是我們無法忘記的一段艱苦歲月。我們能看到李定國、鄭成功、史可法等眾多抗清英雄，在危難時刻的前赴後繼。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後世緬懷！

我雖然不是一個明粉，但我還是覺得這個王朝真的是我們漢族的驕傲。

首先明朝的建國就是推翻了元朝，元朝也是第一個徹底統治華夏的外族，他們的民族政策使得大批漢族百姓流離失所，最終朱元璋建立的大明使得華夏江山又在漢族手中，並且朱元璋是個窮農民當的皇帝，在位期間能夠善待百姓，吏治清明。

而永樂的北征蒙古，更是打出了漢族的氣勢，這是繼漢武帝之後的漢族軍隊首次遠征漠北。其所支援的“鄭和下西洋”更是人類首次的大規模航海。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最多(240多艘)、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歐洲國家航海時間早半個多世紀，是明朝強盛的直接體現。鄭和的航行之舉遠遠超過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Nautilus，如麥哲倫、哥倫布、達伽瑪等人。“鄭和下西洋”直接向外國宣示了華夏的強大。明朝的政治體制“內閣制”更是現代政治君主立憲制的雛形，靠著這套政治體制，明朝的國力一直處於強盛時期，就算是到了日薄西山的萬曆年間，更是靠著內閣首輔張居正強行續命了幾十年。就算在最後，內部農民起義多麼嚴重，崇禎也是派重兵防守遼東，防止滿清入關，崇禎帝本人更是自殺殉國，沒有像以前的亡國之君被人俘虜，羞辱。

真是應了那句話，大明朝276年不割地，不賠款，不稱臣，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一個有血性的王朝

前段時間，著名作家說明朝有三無，無明君，無名士，無名將。我覺得他可能不太懂明史

他可能不記得遠征漠北的永樂帝

他可能不記得弘治中興的弘治帝

他可能不記得吊死煤山的崇禎帝

他可能不記得被誅十族的方孝孺

他可能不記得編修《永樂大典》的解縉

他可能不記得創立心學的王陽明

他可能不記得裡蒙古人小兒止啼的明朝第一開國忠臣 中山王——徐達

他可能不記得民族英雄抗倭名將戚繼光

他可能不記得被多爾袞入關後綁在馬後拖死的孫承宗

我不是攻擊高曉松，我只是覺得作為一個名人，不應該說瞎話。

最喜歡的當然是春秋戰國時期。

雖然天下分裂，諸侯爭霸後期兼併戰爭不斷，但是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思想大爆發大發展的時期，這才是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或 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衍生出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醫家等諸子百家，幾乎囊括了後世所有主要的思想與學說。

舊制度舊秩序被破壞，新制度新秩序重新建立，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階層——士，或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或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或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彼此起伏，局勢跌宕，風雲變幻，而只要有才能，無論是出身高貴還是貧賤，年老還是稚子，只要有才幹，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華。無論是戰場上刀兵相見還是軍營中運籌帷幄，或者廟堂上指點江山還是外交上謀略交鋒，都留下數不清的經典。

這不僅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時刻，還是一個開創未來幾千年格局的時刻。

中國歷史上我最喜歡唐朝。首先，唐朝是公認的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唐高祖李淵於618年建立唐朝，以長安（今陝西西安）為首都。在其處於鼎盛時期，疆域東至北韓半島，南至越南順化一帶，西至中亞鹹海以西的西亞一帶,北至貝加爾湖至北冰洋一帶。唐玄宗開元年間國力達到鼎盛時期，安史之亂後日漸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滅亡。唐朝共歷經21位皇帝（含武則天），共289年。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唐朝時期社會很開放，對各種文明都能接受。唐代所創造的燦爛文化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尤其是以“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等為代表的“唐詩”，與後代的“宋詞”並稱，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最高峰。唐朝時期鐵犁牛耕普遍推廣，興修水利，耕地面積增加，農業得到很大發展，出現了很多蔬萊新品種。絲織業、陶瓷業等手工業也得到很大發展。

唐朝時期漢文化影響深遠，受到世界各國尊敬。唐太宗時期將蒙古高原納為勢力範圍，唐朝北方的各民族專稱李世民為天可汗。內政方面實行宰相制，發展完善了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實行租庸調製。這一時期社會秩序安定，經濟繁榮，歷史上稱為“貞觀之治”。其政績的總結《貞觀政要》成為日本和北韓的帝王教科書，也成為後世君主學習的物件。

唐朝時期軍事實力強大，結束了隋朝末年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唐朝時期少數民族很多，為了進行有效管理，分別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

至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許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唐朝時期國力的強大和其對世界的影響。

無論哪朝哪代，其富足生活，都遠遠不如當下太平盛世，如果說非要在兩千餘年的封建王朝中選擇一個喜歡的，我相信很多人會選漢唐，因為這兩個朝代在國際地位都很超然，漢有霍去病年輕少將收復河西走廊，揚中國威；唐有遣唐使訪問學習大國風采，歌中國盛。

而我卻喜歡最為繁榮昌盛的宋朝。

為什麼呢？的確，宋朝在軍事方面有所軟弱，那是因為在位的皇帝都不夠強硬，而且重文輕武，一些武將都得不到重用。即將收復失地的岳飛卻因朝廷的十八道詔書，飲恨收兵回朝，後被奸人所迫害。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將中國封建歷史各個朝代的經濟製成折線表，宋朝無疑是最高的那一點。這點得益於朝廷的政策，宋朝從不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不再是最低下的，每個人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賺錢而不受社會的排擠。

而且，宋朝的科技水平也是屬於當時世界科技的領頭羊。甚至連以往傳承下來的四大發明在宋代都有所突破與創新。指南針——北宋人率先考慮人工磁化製取指南針，並將之利用到航海；火藥——南宋人將火藥應用於軍事，發明火槍，火炮；印刷術——由傳統的雕版印刷術改進為靈活的活字印刷術。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詩詞藝術在宋朝有了歷史性的突破，產生了宋詞這種新藝術形式。宋詞的形式多樣，詞句可長可短，詞牌名富有情趣，音樂風格豐富多樣。宋詞派別主要分為婉約派與豪放派，婉約派有柳永與李清照這兩個突出代表，柳永因為三次科舉落榜而號稱柳三變，後人生失意而縱情詩歌；李清照是因為國家衰敗，丈夫去世後一改自己原本明豔亮麗的風格轉為哀婉低沉。豪放派主要是蘇軾與辛棄疾兩個風格顯著之人，蘇軾簡單來說，唐宋八大家他家獨佔三個席位，可見其家學深厚；辛棄疾，一個充滿悲涼滄桑的英雄，因為朝廷重文抑武，他選擇了文官卻又孤人深入敵後，斬取敵將首級。

我最喜歡自由繁華的宋朝，那麼，你呢？

以上。

如果要我穿越我一定穿越到春秋時期，雖然避不開小規模的戰亂屠戮，和缺少滿足吃貨的美味佳餚。可法家、儒家、兵家、墨家等思想逐個粉末登場，每個人都有自由言論的權利，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為後世的中國文明發展夯實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