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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讀書是福不是禍

    一、青樓女妓的獨立精神——明代樂籍制度中表現出的才子佳人,情意眷戀。

    明代樂籍制度及其蘊涵的集樂籍、女妓文化於一體的藝術氛圍,代表了古代青樓文化的最高標度。樂籍制度與行院體系所創造的穩定、富足而自由的生活環境,產生了樂籍女妓的獨立、自主與個性之精神。文人與女妓的酬唱詩詞,以及以青樓為題材的說部與戲曲等文學,都深刻地反映了明代青樓文學之傳統。傳統學者囿於學術之見,往往將樂籍文化之研究與明代女妓鄙賤之身份相併聯,而同視之為不登大雅之餘類。然而,如果拋卻傳統道德觀下的 “文學歧視”,我們則會發現明代樂籍文化與文學亦別有洞天,明代文人天生就有一種盛世氣勢下的 “人文復興”精神。名妓蔣四娘與狀元呂蒼臣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青樓女妓獨立、自主之精神。吳門名妓蔣四娘嫁於狀元呂蒼臣,環境優越,生活富足,然而蔣四娘仍留戀青樓生活,最終又重回金陵操舊業。在傳統士人看來,蔣四娘拋棄令世人羨慕的名利地位而重返青樓無疑是自甘墮落。而在現實中,蔣四娘之行為並不是一種孤立現象,她代表著數量巨大的樂戶群體。

    二、樂籍文化與青樓文化特徵的符號——女妓文化的營造。

    無論是餘懷 《板橋雜記》所表達的 “鼎革以來,時移物換”的黍離情懷,抑或朱彝尊對明代青樓詩作所敘寫的冷靜評介,還是晚清遺老大少對 “秦淮豔跡”的弔古憑懷,都明顯地流露出一種混融的、超時空的情感體驗。在明末清初之際計程車人眼裡,教坊司(坊司)、酒樓 (十四樓)、行院(東西二院)、青樓、北里等概念已無具體區別,女妓文化與樂籍文化之沿革體現在 “教坊—女妓”身上更多地流為一種異代的青樓符號,而諸者之間的承繼與揚棄、變化與發展都融合在 “青樓文化”這統一符號之中。

    因此,探尋明代青樓文化便成為體識青樓文學的不二門徑。而談及明代青樓文化就繞不開傳衍千餘年之久的女妓文化。中國傳統的女妓文化與古代樂籍、禮樂制度有著密切之聯絡。在發展的過程中,女妓文化逐漸吸收了飲宴、歌舞、演樂等藝術精髓,並繼承了元代行院之體制,至明代而形成了獨特的青樓文化。明代中後期社會所表現出來的青樓狹邪之崇拜或士妓戀情之狂熱,都與明代青樓文化的營建有著密切之聯絡,而江南社會流行的奢靡淫侈之風俗與陽明心學思潮的風行,則更助長了明代青樓文化的風靡程度。朝廷官妓之禁後,明代青樓曾一度消沉。明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城市生活的繁榮,加之江南各地奢靡享樂之風盛行及王學思潮的推波助瀾,各地的青樓風月很快得以復興。謝肇淛在 《五雜俎》中說到:今時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依門獻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明代文人縱情聲色亦與青樓獨特的娛樂與藝術氛圍密切相關。青樓營造了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文人式家居環境,屋宇庭院 的 佈局、字畫古董的擺設、甚至於飲宴美食都體現出一種雅潔素靜、迥異俗塵的生活格調。

    青樓文學潛含著作者的身份背景、生活態度與人生理想。青樓文學之詩詞、散曲、民歌往往是青樓生活的集中反映,都寓含著獨特的文人文化意識。底層文人則客觀地反映了青樓世界的真實生活,因此他們採取了民歌、小說、小戲等俗文學樣式,體現了青樓文化與市民文化的依附關係。青樓、女妓與文人共同營建了一種供世人娛樂的青樓世界。青樓文化的營建離不開三個文化元素:別有情致的家居環境、詩酒鬥豔的青樓女妓與徵歌選豔的風流文人。這三個文化元素共同構致了明代獨特的青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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