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濟和文化繁榮，可以說是國內外歷史學界的共識。前輩傑出學者，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宋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宋王朝興起時，中國的物質文明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貨幣流通（紙幣）的進一步擴大，火藥及火球投擲機的發明，羅盤針應用於航海。鍊鐵高爐的發明，利用水力的紡織機的發明，造船技術中防水隔壁的發明等，都出現在宋朝。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說，中國在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發生了根本性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代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階行政官員，孟子五道治國的思想得到弘揚；其次，宋代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墾，以及農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代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迅猛的發展，出現了商人和以錢商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及居住文化的發展。庫恩認為，宋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端。庫恩的這一觀點得到廣泛贊同。
與此同時，宋代又是一個著名的積貧積弱的王朝，屢遭北方遊牧民族欺凌，軍事上勝少敗多，非常被動，只能以妥協求生存。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說：宋朝皇帝每年要向遊牧民族“送禮”，這是宋朝的一個致命弱點。但“送禮”未必管用，後來在金的壓迫下，只能偏安江南。最後還是被新興起的蒙古所滅。
為什麼會這樣？簡單地說，是宋王朝建立者確立的立國方針所致。唐末五代，武夫專政，軍閥割據一方，天下大亂，生靈塗炭，軍閥公開宣稱：“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宋王朝也是透過陳橋兵變建立起來的。宋王朝建立後，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立國方針，採取一切措施打壓軍人，對軍人極端不信任，軍人和軍事的地位從此一落千丈。具體的措施就不在這裡介紹了。這裡只需要指出一點：在宋代，將領打了敗仗，一般不會被追究，也不大會影響其仕途升遷，但如果打了勝仗，尤其是打出了聲威，那後果不堪設想，楊業、岳飛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文人，除非犯了十惡不赦之罪，否則通常會被寬容，據說這是祖訓。“終宋一代，文人無毆刀之闢”，正是從宋代開始，中國社會形成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影響非常深遠，也非常惡劣。
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當年面對西夏的侵擾，張載非常憤怒，決定組織民兵團練打擊。他上書請求范仲淹的支援。范仲淹對他很欣賞，但強烈反對他領兵打仗。你一個堂堂的大丈夫，應該去讀書嘛，幹嘛去幹領兵打仗這種等而之下的事呢？“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在范仲淹的鼓勵下，張載後來成為傑出了的理學家，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崇高理想信念，但他沒有回答，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再舉一個明朝的例子。抗倭英雄戚繼光沒有科舉功名，他擔任閩浙總督期間，應邀出席一個文人的聚會。沒想到，在這個聚會上，戚繼光被一個自以為飽讀詩書的舉人當面羞辱，說你一介武夫，沒有資格參加參加這個一個高雅的聚會，戚繼光非常尷尬，卻也不敢發作，只能悻悻悻而歸，儘管他位高權重。
宋朝和明朝的經濟都很繁榮，但他們最後都亡於北方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
歷史再拉近一點。清王朝雖然是透過強悍的武力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但清朝中葉開始，八旗腐化，文恬武嬉，儘管它的GDP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但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幾乎沒有多少還手之力，只能屈膝求和，中國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
歷史給了我們以極其沉重的教訓，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保障，所謂的經濟繁榮往往經不起風雨，甚至不堪一擊。如今中華民族要實現復興，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軍人必須享有崇高的地位。在這個並不太平的世界上，中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不僅僅是歷史，現實也有慘重教訓。一些國家（比如說烏克蘭）自廢武功，結果陷入悲慘的境地。反過來，美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橫行霸道，不僅僅是因為其強大的科技和經濟實力，更是因為它強大的軍事實力。每逢有事，總統的第一反應是：“我們的航母在哪裡？”這些年來，他們也不斷以武力威脅中國，不時在中國家門口耀武揚威，好在強大的中國根本不懼怕。
宋代經濟和文化繁榮，可以說是國內外歷史學界的共識。前輩傑出學者，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宋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宋王朝興起時，中國的物質文明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貨幣流通（紙幣）的進一步擴大，火藥及火球投擲機的發明，羅盤針應用於航海。鍊鐵高爐的發明，利用水力的紡織機的發明，造船技術中防水隔壁的發明等，都出現在宋朝。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說，中國在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發生了根本性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代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階行政官員，孟子五道治國的思想得到弘揚；其次，宋代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墾，以及農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代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迅猛的發展，出現了商人和以錢商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及居住文化的發展。庫恩認為，宋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端。庫恩的這一觀點得到廣泛贊同。
與此同時，宋代又是一個著名的積貧積弱的王朝，屢遭北方遊牧民族欺凌，軍事上勝少敗多，非常被動，只能以妥協求生存。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說：宋朝皇帝每年要向遊牧民族“送禮”，這是宋朝的一個致命弱點。但“送禮”未必管用，後來在金的壓迫下，只能偏安江南。最後還是被新興起的蒙古所滅。
為什麼會這樣？簡單地說，是宋王朝建立者確立的立國方針所致。唐末五代，武夫專政，軍閥割據一方，天下大亂，生靈塗炭，軍閥公開宣稱：“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宋王朝也是透過陳橋兵變建立起來的。宋王朝建立後，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立國方針，採取一切措施打壓軍人，對軍人極端不信任，軍人和軍事的地位從此一落千丈。具體的措施就不在這裡介紹了。這裡只需要指出一點：在宋代，將領打了敗仗，一般不會被追究，也不大會影響其仕途升遷，但如果打了勝仗，尤其是打出了聲威，那後果不堪設想，楊業、岳飛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文人，除非犯了十惡不赦之罪，否則通常會被寬容，據說這是祖訓。“終宋一代，文人無毆刀之闢”，正是從宋代開始，中國社會形成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影響非常深遠，也非常惡劣。
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當年面對西夏的侵擾，張載非常憤怒，決定組織民兵團練打擊。他上書請求范仲淹的支援。范仲淹對他很欣賞，但強烈反對他領兵打仗。你一個堂堂的大丈夫，應該去讀書嘛，幹嘛去幹領兵打仗這種等而之下的事呢？“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在范仲淹的鼓勵下，張載後來成為傑出了的理學家，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崇高理想信念，但他沒有回答，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再舉一個明朝的例子。抗倭英雄戚繼光沒有科舉功名，他擔任閩浙總督期間，應邀出席一個文人的聚會。沒想到，在這個聚會上，戚繼光被一個自以為飽讀詩書的舉人當面羞辱，說你一介武夫，沒有資格參加參加這個一個高雅的聚會，戚繼光非常尷尬，卻也不敢發作，只能悻悻悻而歸，儘管他位高權重。
宋朝和明朝的經濟都很繁榮，但他們最後都亡於北方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
歷史再拉近一點。清王朝雖然是透過強悍的武力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但清朝中葉開始，八旗腐化，文恬武嬉，儘管它的GDP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但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幾乎沒有多少還手之力，只能屈膝求和，中國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
歷史給了我們以極其沉重的教訓，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保障，所謂的經濟繁榮往往經不起風雨，甚至不堪一擊。如今中華民族要實現復興，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軍人必須享有崇高的地位。在這個並不太平的世界上，中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不僅僅是歷史，現實也有慘重教訓。一些國家（比如說烏克蘭）自廢武功，結果陷入悲慘的境地。反過來，美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橫行霸道，不僅僅是因為其強大的科技和經濟實力，更是因為它強大的軍事實力。每逢有事，總統的第一反應是：“我們的航母在哪裡？”這些年來，他們也不斷以武力威脅中國，不時在中國家門口耀武揚威，好在強大的中國根本不懼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