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對立的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只有元朝、清朝是最為完整的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封建政治天生具有消耗特徵。偶爾放任民間自由創造，也是為了得到更多財富供其消耗。由於統治階級終極目的愚蠢，封建社會對進步性意識本能阻擊。

其實中國從唐朝達到封建歷史巔峰之後，雖然歷經五代十國的大亂，北、南宋國的富國弱兵統治，而後被蒙古鐵騎橫掃而亡國，現代歷史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其實從那時候起，中國的財富都是藏富於民，從北宋《清明上河圖》就知北宋都成東京汴梁（開封府）當年的繁華！南宋遷都“臨安(杭州市) 。在北宋時臨安就為“兩浙路”的路治;大觀元年又升為帥府,轄錢塘、仁和、餘杭、臨安、於潛、昌化、富陽、新登、鹽官九縣。當時人口已達20餘萬戶,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經濟繁榮,各行各業都很發達！

蒙古元朝雖然把南宋滅掉，統治了漢地，但是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體制，在國家管理機制上落後漢族太多，致元憲宗蒙哥即位後，推行中央集權化，在漢地、中亞等直轄地設定行中書省，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大總督以管理漢地，忽必烈統治漢地期間任用了大批漢族幕僚和儒士治理漢地，由於需要人才治理國家，窩闊臺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命術忽德和劉中舉辦科舉，史稱戊戌選試。這次考試錄取楊奐等名士，為統治華北帶來不少人才，但後來以“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當然除了新設行中書省，其他行政機構依然基本沿用漢制，當然蒙古人雖然採用漢人治漢，設右、左丞相為實任的宰相，中書省下設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設尚書、侍郎分理政務，但是蒙古人並不信任漢人官員，真正的權利都掌握在蒙古人手裡，色目人為主的理財官員認為，南人藏有大量財物，應沒收以解決朝廷的財政問題而亂加賦稅、大量印刷銀鈔，直至元末天下大亂，由此可見蒙古人是知道漢人手裡有大量積聚的財富，雖然經歷蒙元統治期間，蒙古人的殘暴、貪婪的掠奪對當時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蒙元統治下的國家後期天下大亂，朱元璋趁亂勢崛起，後於應天（南京）稱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後採取一系列措施發展經濟，很快開創了洪武之治。1421年，朱棣遷都北京，此間明朝國力強盛，萬國來朝，再創永樂盛世，由此可見漢地只要沒有戰亂經過短暫休養生息，就會很快恢復元氣，這一點從明末農民起義也可見一斑，明末國庫空虛，皇親國戚、朝中大臣都是哭窮，逼得皇后娘娘帶頭捐款，依然不能解決財政問題，直至被李自成攻入北京，李自成在北京抄家掠財大獲豐收，可見當時的大臣、皇親國戚都是假哭窮，攻入四川的劉宗敏撤退帶走的金銀寶物都用船裝，光現在發現的沉寶就已經驚人，傳說他本人還帶走了7000萬兩白銀，明亡後滿清入關開始統治中國，依然在統治初期就開創出了“康乾盛世”，由此可見從隋唐開始興修水利，改良農業生產工具等措施，大量開墾荒地，農耕經濟在隋唐開始就得到了極大發展，到了宋朝更是發展到了巔峰，有現代分析認為唐、宋時中國經濟能佔到當時世界經濟的50%，明、清時期也是30—35%的比重，但是古代中國各朝歷代的最終宿命基本都是因朝廷混亂加上國庫空虛而亡國，被新的封建地主階級或其他少數民族所取代，為什麼古代中國往往因為戰爭或自然災害就會讓一個國家政權倒臺滅亡，其實都因為一件事沒做好，縱觀世界所有國家，稅收才是國家的命脈，政權的鞏固，機構的執行，軍隊的維持，必以徵收賦稅為先為大，由於以歐洲人開始發現新大陸，移民淘金開礦，獲得了大量的黃金白銀，由此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序幕，併成功對社會體制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造，歐洲大量的工業製成品即透過殖民地銷售又能從殖民地獲得廉價的原材料，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促進了社會體制的進步，在稅制結構設定上開設了多種複合稅制，充實了歐洲國家的國庫，反觀中國從大唐盛世至大清國滅亡，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單一稅收體制，農民除了交稅還要交租，所以因為戰爭、自然災害等天災人禍就會出現減收絕收的現象，農民成了赤貧的破產農民，皇帝因此就收不到稅，朝廷也就沒有了收入來源，最終被推翻或滅亡，大清國因為戰敗被迫接受資產階級思想，但是直到滅亡都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改造，屈辱的成為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 ，直至新中國成立才徹底擺脫這種宿命，開創世界工廠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