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說一說伏生。
伏生是如何保護《尚書》的？《典籍裡的中國》借倪大紅扮演的伏生，“口述”了這樣一段故事（引用略長，不耐可跳過）：
“我名伏勝，自幼讀《書》。……我壯年時曾為秦博士，秦起焚書之火，天下《書》大都被毀。……我家藏之《書》，或為僅存一部，我視《書》如命，我與我妻我子，為逃兵火，帶上一車《書》，坐馬車出咸陽回山東老家，中途遭遇兵劫，愛子護《書》，以命相搏，被亂兵殺死。我與妻女顛沛流離。我妻病重，那年天降大雪，小女險些凍餓致死。逃難的人真是太可憐，為取暖要燒掉一車書簡，我妻誓死力拒，哭嚎向民眾。妻說，這一車《書》，是愛子以命相搏，才得保全。我妻一路挨餓受凍，已經氣衰力竭。我妻深知這一車《書》，如愛子性命，已經比她自己的性命更為貴重了。那一夜，我妻躺在我懷中病亡，永遠地留在了那片荒野。說來不是我捨命護《書》，是我妻我子我全家捨命護《書》。未曾想，千辛萬苦回到家鄉，家鄉也遭兵火，只好將《書》藏於故宅牆內，外出避難。二十餘年顛沛在外，我無時無刻不掛念家中藏《書》。待天下初定，再回家園，發掘牆壁，書簡多已朽毀，完整的篇目僅餘二十八篇。我一生護《書》，未曾想，《書》卻因我殘缺大半，我愧對先人，愧對我逝去的妻兒。”
這段“口述”半真半假。
據《史記·儒林傳》的記載，伏生是濟南人，做過秦的博士。秦始皇焚書，伏生遂將《尚書》藏在牆壁之中。後逢戰亂，伏生流亡他鄉。漢朝建立後，伏生回鄉發掘藏書，已損失數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於是便以這剩下的二十多篇文字，在齊魯之地收徒傳教。再後來，漢文帝尋訪懂《尚書》者，只找到伏生一人。此時的伏生年已九十有餘，無法前往長安。只好由朝廷派了太常使掌故晁錯，前去濟南向伏生學習。
略言之，伏生冒險藏書是真，妻兒為護書而死則是戲劇化演繹，史籍中並無任何相關記載。對一檔文化節目而言，這種演繹屬於合理想象，並無不妥。（附帶一點題外話：節目最大的敗筆，其實是讓伏生朗誦“偽古文尚書”、被“偽古文尚書”感動。對《尚書》源流略有常識者，看到這些情節是會感到尷尬的。）
♦ 《典籍裡的中國》截圖
要理解“伏生”的偉大，需要先了解《尚書》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運動中，居於一種怎樣的特殊地位。
“焚書坑儒”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該政策出自李斯所請，其具體內容是：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李斯之所以單單將《詩經》與《尚書》拎出來，以“棄市”為威懾手段，禁止天下讀書人拿這兩本書裡的內容說事，是因為這兩部書在倡導同一種政治倫理：希望統治者尊重民意、實行德治。這種政治倫理，秦始皇與李斯並不認同。
作為一位秦博士，伏生自然瞭解《尚書》的敏感程度。他的博士身份，也不能給他帶來什麼特殊待遇。史料說得明白，可以合法收藏《尚書》等敏感圖書的，是“博士官所職”，也就是博士們供職的機構，而非博士個人。這種機構藏書的特權，本質仍是一種阻斷知識與思想流通的壟斷手段。非但如此，還可以合理推測，在秦始皇啟動焚書之後，博士們手中是否仍私藏有《詩經》和《尚書》，將是一件受到重點監督的事情。因為秦王朝設博士數十人，其主要職責，便是為皇帝提供知識諮詢，並參與政事討論；而焚書運動，又恰恰發端於博士在朝堂議論政務時，讓秦始皇與李斯感到不高興。伏生了解這一切，卻仍選擇將《尚書》私藏了起來。
惟有理解了上述時代背景，才能從《史記》那平靜的九個字裡——“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窺見一位讀書人儲存道義的巨大勇氣。
在公元前213年開啟的那場文化浩劫裡，伏生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比如，秦始皇啟動焚書後，正遊歷魯地的原魏國大梁人陳餘（更可能是逃亡，因陳餘屬於秦王朝重點打擊的“豪傑”）對孔子的八世孫孔鮒說：“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孔鮒卻說：“吾將藏之，以待其求”，他並不害怕犯下私藏書籍的死罪，反將書籍藏在了房宅的牆壁之中，堅信這些書籍將來必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孔鮒後來投奔陳涉，死於反秦戰爭。（另有一說稱，藏書者是孔鮒之弟孔騰）。
再如，《周官》（後稱《周禮》）是一部戰國時代儒家學者綜合整理而成的政論書籍。因其施政主張與“商君之法”相反，在秦末也是重點搜求焚燒的物件。該書在西漢重現天日，主要歸功於河間地區一位叫做“李氏”的普通百姓。他將該書獻給了四處蒐羅先秦典籍的河間獻王劉德（前155-前130在位），劉德再將此書獻給西漢朝廷。其主要內容，遂得以儲存至今。從年齡推算，這位“李氏”不太可能是秦代人，但他手裡的《周禮》，必定來自某位充滿了勇氣的秦末讀書人。
這類未能留下姓名的盜火者，在秦末的文化浩劫中，想必還有不少。與《尚書》同屬重點打擊物件的《詩經》，之所以能夠傳下來，且三百零五篇俱全，便是靠著那些無名的盜火者。《漢書·藝文志》裡說得很清楚：
“（《詩經》）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之故也。”
先秦讀書人有口授傳統，《詩經》恰又適合詠唱。這是它比《尚書》幸運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民間仍有讀書人敢於詠唱《詩經》，該書就不會消亡。但吟誦《詩經》同樣具有風險，同樣需要勇氣。
♦ 王維《伏生授經圖》，亦有研究稱該畫非王維所作
漢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馬遷終於寫完了他那光耀千古的鉅作《史記》。此時，距離伏生冒險儲存《尚書》並傳給晁錯，已過去了約八十年。秦末那場文化浩劫留下的創傷，在司馬遷這裡仍未痊癒。他於《六國年表》裡感嘆說：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
秦始皇焚燒《詩經》《尚書》與諸侯國史書；《詩經》《尚書》在今天還能見到，是因為有盜火者將它們藏在了民間。那隻藏在周王室的“史記”，卻永永遠遠地消失了。
沉痛的歷史教訓讓司馬遷做出了一個決定：將自己苦心孤詣撰寫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包括伏生、孔鮒在內的、那些偉大的秦末讀書人，向他傳遞了一個樸素的道理：
要想讓《史記》永久流傳，首要之務絕不是藏於秘府，而是讓它進入民間，在讀書人當中自由流通。
（注：本文史料，主要來自《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鑑》。此外還參考了辛德勇的《生死秦始皇》與劉光裕的《先秦兩漢出版史論》兩書）
咱們說一說伏生。
伏生是如何保護《尚書》的？《典籍裡的中國》借倪大紅扮演的伏生，“口述”了這樣一段故事（引用略長，不耐可跳過）：
“我名伏勝，自幼讀《書》。……我壯年時曾為秦博士，秦起焚書之火，天下《書》大都被毀。……我家藏之《書》，或為僅存一部，我視《書》如命，我與我妻我子，為逃兵火，帶上一車《書》，坐馬車出咸陽回山東老家，中途遭遇兵劫，愛子護《書》，以命相搏，被亂兵殺死。我與妻女顛沛流離。我妻病重，那年天降大雪，小女險些凍餓致死。逃難的人真是太可憐，為取暖要燒掉一車書簡，我妻誓死力拒，哭嚎向民眾。妻說，這一車《書》，是愛子以命相搏，才得保全。我妻一路挨餓受凍，已經氣衰力竭。我妻深知這一車《書》，如愛子性命，已經比她自己的性命更為貴重了。那一夜，我妻躺在我懷中病亡，永遠地留在了那片荒野。說來不是我捨命護《書》，是我妻我子我全家捨命護《書》。未曾想，千辛萬苦回到家鄉，家鄉也遭兵火，只好將《書》藏於故宅牆內，外出避難。二十餘年顛沛在外，我無時無刻不掛念家中藏《書》。待天下初定，再回家園，發掘牆壁，書簡多已朽毀，完整的篇目僅餘二十八篇。我一生護《書》，未曾想，《書》卻因我殘缺大半，我愧對先人，愧對我逝去的妻兒。”
這段“口述”半真半假。
據《史記·儒林傳》的記載，伏生是濟南人，做過秦的博士。秦始皇焚書，伏生遂將《尚書》藏在牆壁之中。後逢戰亂，伏生流亡他鄉。漢朝建立後，伏生回鄉發掘藏書，已損失數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於是便以這剩下的二十多篇文字，在齊魯之地收徒傳教。再後來，漢文帝尋訪懂《尚書》者，只找到伏生一人。此時的伏生年已九十有餘，無法前往長安。只好由朝廷派了太常使掌故晁錯，前去濟南向伏生學習。
略言之，伏生冒險藏書是真，妻兒為護書而死則是戲劇化演繹，史籍中並無任何相關記載。對一檔文化節目而言，這種演繹屬於合理想象，並無不妥。（附帶一點題外話：節目最大的敗筆，其實是讓伏生朗誦“偽古文尚書”、被“偽古文尚書”感動。對《尚書》源流略有常識者，看到這些情節是會感到尷尬的。）
♦ 《典籍裡的中國》截圖
要理解“伏生”的偉大，需要先了解《尚書》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運動中，居於一種怎樣的特殊地位。
“焚書坑儒”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該政策出自李斯所請，其具體內容是：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李斯之所以單單將《詩經》與《尚書》拎出來，以“棄市”為威懾手段，禁止天下讀書人拿這兩本書裡的內容說事，是因為這兩部書在倡導同一種政治倫理：希望統治者尊重民意、實行德治。這種政治倫理，秦始皇與李斯並不認同。
作為一位秦博士，伏生自然瞭解《尚書》的敏感程度。他的博士身份，也不能給他帶來什麼特殊待遇。史料說得明白，可以合法收藏《尚書》等敏感圖書的，是“博士官所職”，也就是博士們供職的機構，而非博士個人。這種機構藏書的特權，本質仍是一種阻斷知識與思想流通的壟斷手段。非但如此，還可以合理推測，在秦始皇啟動焚書之後，博士們手中是否仍私藏有《詩經》和《尚書》，將是一件受到重點監督的事情。因為秦王朝設博士數十人，其主要職責，便是為皇帝提供知識諮詢，並參與政事討論；而焚書運動，又恰恰發端於博士在朝堂議論政務時，讓秦始皇與李斯感到不高興。伏生了解這一切，卻仍選擇將《尚書》私藏了起來。
惟有理解了上述時代背景，才能從《史記》那平靜的九個字裡——“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窺見一位讀書人儲存道義的巨大勇氣。
在公元前213年開啟的那場文化浩劫裡，伏生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比如，秦始皇啟動焚書後，正遊歷魯地的原魏國大梁人陳餘（更可能是逃亡，因陳餘屬於秦王朝重點打擊的“豪傑”）對孔子的八世孫孔鮒說：“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孔鮒卻說：“吾將藏之，以待其求”，他並不害怕犯下私藏書籍的死罪，反將書籍藏在了房宅的牆壁之中，堅信這些書籍將來必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孔鮒後來投奔陳涉，死於反秦戰爭。（另有一說稱，藏書者是孔鮒之弟孔騰）。
再如，《周官》（後稱《周禮》）是一部戰國時代儒家學者綜合整理而成的政論書籍。因其施政主張與“商君之法”相反，在秦末也是重點搜求焚燒的物件。該書在西漢重現天日，主要歸功於河間地區一位叫做“李氏”的普通百姓。他將該書獻給了四處蒐羅先秦典籍的河間獻王劉德（前155-前130在位），劉德再將此書獻給西漢朝廷。其主要內容，遂得以儲存至今。從年齡推算，這位“李氏”不太可能是秦代人，但他手裡的《周禮》，必定來自某位充滿了勇氣的秦末讀書人。
這類未能留下姓名的盜火者，在秦末的文化浩劫中，想必還有不少。與《尚書》同屬重點打擊物件的《詩經》，之所以能夠傳下來，且三百零五篇俱全，便是靠著那些無名的盜火者。《漢書·藝文志》裡說得很清楚：
“（《詩經》）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之故也。”
先秦讀書人有口授傳統，《詩經》恰又適合詠唱。這是它比《尚書》幸運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民間仍有讀書人敢於詠唱《詩經》，該書就不會消亡。但吟誦《詩經》同樣具有風險，同樣需要勇氣。
♦ 王維《伏生授經圖》，亦有研究稱該畫非王維所作
漢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馬遷終於寫完了他那光耀千古的鉅作《史記》。此時，距離伏生冒險儲存《尚書》並傳給晁錯，已過去了約八十年。秦末那場文化浩劫留下的創傷，在司馬遷這裡仍未痊癒。他於《六國年表》裡感嘆說：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
秦始皇焚燒《詩經》《尚書》與諸侯國史書；《詩經》《尚書》在今天還能見到，是因為有盜火者將它們藏在了民間。那隻藏在周王室的“史記”，卻永永遠遠地消失了。
沉痛的歷史教訓讓司馬遷做出了一個決定：將自己苦心孤詣撰寫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包括伏生、孔鮒在內的、那些偉大的秦末讀書人，向他傳遞了一個樸素的道理：
要想讓《史記》永久流傳，首要之務絕不是藏於秘府，而是讓它進入民間，在讀書人當中自由流通。
（注：本文史料，主要來自《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鑑》。此外還參考了辛德勇的《生死秦始皇》與劉光裕的《先秦兩漢出版史論》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