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錦衣衛，從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立起，一直延續至明朝滅亡，可以說貫穿了明朝歷史。受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影響，作為“廠衛”之一的錦衣衛雖然早已被大家廣為熟知，但關於設立錦衣衛的真正作用，以及錦衣衛的職權變化，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夠詳細瞭解了。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明朝錦衣衛的設立過程和職權變化情況。

朱元璋可以說極為重視情報工作，早在明朝尚未建立之前，朱元璋便已經建立起了一支專業的情報隊伍，即檢校組織。後來曾任明朝丞相的楊憲，不僅曾是檢校組織一員，而且還是其中的骨幹乃至頭目，此外高見賢、夏煜、凌銳等也都是其中頭目。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打敗張士誠後，於其地盤設立浙東行省，並派外甥李文忠擔任行省右丞、總管軍務，楊憲則被作為屬官隨行輔佐。實際上，楊憲除了輔佐李文忠之外，還負有監視李文忠的職責。

不久，楊憲便向朱元璋報告了李文忠的諸多不法事，稱其任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橚等干預公事，接到楊憲報告之後，他立即將這五人押解進京，徒刑屠性、孫履被殺，其餘三個人則充軍發配。不過，明朝建立之後，這個檢校組織便也不復存在了。

錦衣衛的前身，則是設於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的拱衛司，此後該部門曾多次改名稱，先是改為拱衛指揮使司，不久又改名都尉司。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又改為親軍都尉府，掌管左、右、中、前、後五衛軍士，下設儀鸞司。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為了進一步加強皇權，監視蒐集朝臣動向，遂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改置錦衣衛，其最初的職能只有守衛值宿、偵察逮捕和典詔獄三項，主要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

錦衣衛設立之初，主要還是從事值宿和偵察活動，其真正發威則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錦衣衛指揮使毛驤的操作下，原本早已塵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瀾，性質也從普通的“擅權枉法”變成了十惡不赦之首的“圖謀造反”，目的便是為了替朱元璋屠殺大臣找理由。

不過，錦衣衛作為直接向皇帝負責的部門，為了將案子做成鐵案可謂不擇手段，以致出現了“非法凌虐”的問題，迫於外界壓力，朱元璋不得不於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令“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不過，朱元璋此舉也只是在平息眾怒，實際上錦衣衛還發揮著它的作用。就在同年六月，廣西都指揮使耿良便被貶為了馴象衛指揮僉事，而原因便是“良在任多不法，軍士薛原桂訴之，既而鎮撫張原復言其不法二十餘事，上命錦衣衛廉問得實，故貶之”。

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時間，在錦衣衛的操作下，受“胡惟庸案”牽扯的功臣便有一公、二十侯，連坐、死罪、黥面、流放者更有數萬人之多。清中期文學家趙翼便曾感言，“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剃禽獼之計爾”。不過，毛驤作為皇帝的鷹犬，在“胡惟庸案”塵埃落定之後，最終也被處死平息眾怒。

在太子朱標去世之後，朱元璋為了確保江山穩固，皇位順利傳承，朱元璋又將目光投向了藍玉等一眾居功自傲的將領。於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藍玉謀反，結果先後牽連到十三侯、二伯，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又頒佈《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與毛驤一樣，蔣瓛製造了“藍玉案”後，也被處死。

前後兩次大案，雖然錦衣衛是在替皇上做事，卻也讓朱元璋認識到，如果放任錦衣衛如此辦事，危害實在太大，因此在“藍玉案”之後，朱元璋便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禁止錦衣衛參與司法事件的處理，大小事務都由法司掌握，“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鹹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與典獄，稍稍夷它軍矣”，錦衣衛不再參與刑獄之事，僅剩值宿和偵察兩項職責。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由於其奪取皇位的手段實在算不上光明正大，為了鞏固皇位，查探朝野內外動向，再加上之後的削藩事宜，朱棣又恢復了錦衣衛的辦案之權，並對其職責劃分和編制進行了重新規定。

朱棣不僅恢復了錦衣衛的偵緝、辦案之權，同時新設北鎮撫司，進一步明晰了北鎮撫司和南鎮撫司職權，其中“南鎮撫司”負責本衛的法紀、軍糾；“北鎮撫司”傳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擁有自己的監獄（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不必經過司法機構。

與此同時，錦衣衛規模也進一步擴大，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統領官稱千戶、百戶、總旗、小旗，一般軍士稱為校尉、力士，雅稱為“緹騎”。錦衣衛的人數，最少時為一千餘人，最多時則達到了六萬之眾。

不過，錦衣衛職權如此之大，也很容易成為以權謀私的工具。紀綱執掌錦衣衛後，便充分利用錦衣衛的辦案之權剷除異己，例如陽武侯薛祿因為與紀綱爭奪一名美色女道士，便被紀綱用鐵瓜打破腦裂幾乎死掉；又如浙江按察使周新受到紀綱誣陷，以謀反罪被處死。

當然，錦衣衛仍然扮演著皇帝忠犬的角色，例如內閣首輔解縉因參與太子議立，得罪了漢王朱高煦，結果受到朱高煦的誣陷，被朱棣以“無人臣禮”罪下詔獄，之後大理寺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抃、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翰林院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及御史李至剛等皆被連坐下獄，以致高得抃、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最終病死獄中，而解縉最終也因朱棣的暗示，被丟在雪地活活凍死。

從明成祖朱棣重立錦衣衛，到明憲宗以前，明朝中期的錦衣衛雖然職權有所擴大，但除了紀綱在位期間胡作非為之外，總體來看危害尚不算大，其所代表的仍然主要以皇帝意志為主。而史料中所明確提及的錦衣衛最後一樁大案“金刀案”，也出自這一時期，不過由於錦衣衛指揮使盧忠臨陣裝瘋，此案最終沒有擴大化。

明憲宗成化年間，京城先後發生了“妖狐夜出”離奇事件和“李子龍意欲刺駕”事件，兩件事情的爆發，讓明憲宗大為恐慌，尤其是對於東廠和錦衣衛的偵緝能力極度懷疑。於是，明憲宗不僅開設了西廠，而且對錦衣衛的職權也進一步擴大。

先是“妖狐夜出”事件，當時京城有個叫趙靈安的商人在出城經商時，碰到了一個美女，於是便將其帶回了府中，結果次日全府上下的人和牲畜全部死光，且所有人和動物皆沒有傷痕，而那個美女卻沒了蹤影，於是京城開始流傳出狐狸精作怪的傳說。緊接著，便不斷有人聲稱夜間見到一個美女四處遊蕩，且接連死去了幾個人，於是“妖狐夜出”的傳說開始迅速流傳。

再是“李子龍意欲刺駕”事件，當時京城有一個以旁門左道聞名一時，極善於蠱惑人心的妖道，名叫李子龍，朝中不少官員也都拜在了他的門下。於是，在這些官員的幫助下，李子龍得以潛入皇宮，先後到萬歲山等地“遊覽”，傳說其潛入皇宮便是意欲弒君，結果還沒等他找到皇帝，便被錦衣校尉發現，結果被抓了個正著。

這兩件事情的發生，讓明憲宗大為緊張，開始變得疑神疑鬼，深感到處都充滿了危險，不僅設立了西廠加強偵緝，同時也加強了錦衣衛的職權。

在成化以前，錦衣衛雖然可以自行逮捕、刑訊和處決人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無權過問，但除了皇帝授意的案件之外，錦衣衛在逮捕、審訊人犯之後，還要交由三法司定罪。但從成化十四年（1478年）開始，錦衣衛審理完人犯之後，卻是直接提交皇帝，三法司連頂嘴職權也沒有了。

錦衣衛這種獨立於司法體系外的存在，為他們濫用刑罰提供了可能，以至於嘉靖時期的刑科都給事中劉濟抱怨道，“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可以說，一旦被錦衣衛盯上，便等於已經宣判了死刑。

不過，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由於大太監劉瑾大權在握，錦衣衛指揮使石義文對其極近阿諛奉承，雖然嘉靖年間陸炳執掌錦衣衛時，錦衣衛權力再次高漲，衛權甚至一度蓋過廠權，但總體來說，正德年間以後，錦衣衛大部分時間都是依附於東廠的。

也正是由於錦衣衛依附於東廠，導致其基本喪失了原本維護皇權的職能，徹底成為了內廷與外廷對抗的工具，此後的錦衣衛要麼無所作為，要麼淪為了東廠權利鬥爭的工具。例如楊漣、左光斗便因與魏忠賢作對，被關入錦衣衛詔獄一月有餘，受盡酷刑折磨最終死於獄中。

綜上，從朱元璋設立錦衣衛，到明成祖朱棣重啟錦衣衛辦案權，明朝中前期的錦衣衛就是為了維護皇權統治，主要以皇帝的意志行事，但正德年間以後的錦衣衛則喪失了這種職能。而錦衣衛之所以讓明朝朝野內外如此恐懼，則主要源於偵查無孔不入、辦案不受節制和詔獄有死無生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