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最近筆者在看一本介紹沙皇俄國近代化改革的書。19世紀的俄國近代化改革歷程可謂波瀾起伏，大致來說分為這麼幾個時代：亞歷山大一世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效仿西方國家實行的開明專制統治；尼古拉一世的以書報審查和政治密探為特徵的保守專制時代；亞歷山大二世的進步改革時代，以及國內外矛盾總爆發的尼古拉二世時代。
沙皇俄國在這一百年裡的改革程序，可以用“進兩步，退一步”六個字概括。
◎ 十二月黨人起義 圖/《救國同盟》
“進兩步、退一步”是一個通俗說法。在哲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形容這種現象，叫做“螺旋式上升”。哲學家們很早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現象，盧梭、康德和費希特等人都論述過事物的發展源於對立面的統一。黑格爾則認為事物的發展就是從統一到對立，又從對立到統一的一個圓環路徑，在完成這個“圓環”以後，又會開啟一個更大的“圓環”，就是這樣不斷推進事物向前發展的。
恩格斯對黑格爾的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發揮。他在《自然辯證法》裡宣稱人類認識事物的規律是“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之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家或學者，多以恩格斯的這一論斷為圭臬。
他們都認可“人的認識不是直線，而是無限近似於一串圓圈，類似螺旋的曲線”是人類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螺旋式上升”規律的例子並不罕見。例如軍事歷史領域裡的經典話題“步兵與騎兵的核心地位變化”就符合這個規律。
以步兵為主的軍隊強調紀律與組織性，以騎兵為主的軍隊則偏重戰略機動性和戰術機動性，這兩個兵種在歷史上曾交替成為過戰場主角。在戰馬大規模用於軍事以前，軍隊以徒步戰士為核心。馬拉戰車的出現使得赫悌、亞述、埃及、商、周這樣的戰車大國崛起。
在公元前的數世紀，伴隨著城邦國家體系的成熟，公民重步兵代替了馬拉戰車，步兵重新成為戰場主角。羅馬帝國晚期，裝備馬鐙、高橋馬鞍和馬凱的重騎兵取代了公民重步兵，成為了接下來一段時間裡的王牌兵種。數百年後，隨著火器開始進入戰場，步兵又一次從騎兵手裡奪過了戰爭主導權。
◎ 騎兵的發展也是符合“螺旋式上升”路線的
騎步兵的這種此起彼伏、互有消長的發展過程，恰恰符合了人類對事物認知“螺旋式上升”的定律。偏重組織能力的步兵和偏重機動性的騎兵，隨著時代的變換和技術的進步而交替成為軍隊的核心，而每一次兵種地位變動的背後都對應著軍事科技和戰略戰術的發展。
我們再來看一個華人比較熟悉的關於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中國曆代王朝的興衰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土地佔有集中化。王朝初起之時，天下荒蕪。朝廷把大量土地分配給農民進行開荒和耕種，形成大量小家小戶的自耕農。這一時期是王朝政府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義集中佔有土地，然後將其分散到需要土地的個人手裡以培養稅源。
到了中後期，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數豪強地主，往往是和官府有著密切關係的權貴大戶手中，貧民“幾無立錐之地”，只能大量成為權勢戶的人身依附者。能夠承擔賦稅的自耕農越來越少，政府的稅源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下降，最終導致王朝滅亡，舊王朝的滅亡又會給新王朝帶來大量未有分配的空白土地。在2000年的歷史裡這樣的治亂迴圈反覆進行。
然而，土地的分散與集中僅僅是簡單的重複迴圈嗎？
仔細研究一下歷代土地集中化現象，我們會發現在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的同時，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著變化。
在兩漢，伴隨著土地集中現象的是大地主佔有大量奴婢，並由此產生出奴隸耕作的大莊園。私人大量蓄養奴婢的現象與兩漢王朝相隨始終，在東漢末年甚至形成了擁眾數千乃至萬人的地方豪強，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土地的集中和人身依附關係的集中是一體的。
唐中期以後，尤其是在宋朝時，地主大量佔有奴婢的現象幾乎完全消失了。由於政府出於對自耕農戶流失的擔心對私人蓄奴進行了種種限制，導致依靠奴隸耕種的大莊園幾乎不可能出現。同時地主也透過朝廷大開科舉實現了“廟堂”和“江湖”之間的身份流動。位處“江湖”的大地主主動替“廟堂”承擔了一部分維持穩定、安定鄉里的義務。
在唐宋時代，租佃製取代了赤裸裸的奴隸制成為大地產經營的主流，大地主還以宗族首領的身份承擔起了一部分社會福利職責。農民對地主的依附性仍然很強，但比起兩漢時期已經寬鬆了不少。
◎ 封建時代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一直在不斷變化
到明清時代，土地的商品屬性得到了加強。
在江南的農村，土地的承租過程中出現了“田底”和“田面”的概念。地主只擁有“田底”，而相當於土地使用權的“田面”則可以被佃戶買賣、典當或者送人，擁有任意處置的權力。明清的法律對佃戶的保護更加周全，類似這種“田底”“田面”分離的土地租賃，即便持有“田面”的承租戶拖欠地租，出租方的地主也只能盡力追償，而不能收回已經出租的土地使用權。
可以說，明清尤其是清朝的土地在集中的同時，又透過田底田面剝離的方式，將集中起來的土地進行了市場化的再分配。處於這樣的土地租賃關係下的農民擁有封建時代最大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雖然土地集中-分散-再集中的迴圈貫徹於整個封建社會，但在迴圈裡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卻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在削弱。土地關係的發展過程也契合了“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規律。
那麼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短暫的倒退無法阻擋歷史進步的大潮流，雖然前進的道路總是磕磕絆絆，但未來一定會變得更美好呢？
顯然，這樣簡單的解讀“螺旋式上升”規律也是不對的。對事物認知的“螺旋式上升”，並不必然保證發展的趨勢是符合人們期望的。
這方面一個最好的例子是後貼木兒時代的中亞歷史。貼木兒雖然在史書裡留下了殘暴血腥的名聲，但不可否認在他的治理下中亞進入了最後的盛世，其首都撒馬爾罕集中了伊斯蘭文化、藝術、建築和科學的精華，被稱作是有絲綢之路以來中亞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城市。
但自貼木兒死後，中亞就陷入了這樣一種迴圈：先是有一位君王作風開明，寬待外華人，生活奢華，重視科學和藝術，這樣的治理風格很快引起宗教人士和地方貴族的不滿，他們發動政變推翻舊君王，新上臺的君王作風保守，熱衷宗教聖戰，嚴守清規戒律，在道德上無可指責，可是這樣一來商人和中央貴族又不滿意，再次發動政變，重新推上一位開放的君主。貼木兒時代以後的中亞王朝的君主更替，基本上是遵循這個規律的。
◎ 中亞伊斯蘭王朝曾經創造了輝煌的科技和文化
然而所謂作風開明的君主，他們的開明程度其實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時間越靠後的開明君主對宗教人士的所謂“道德要求”的妥協也越大。位於政治光譜另一端的保守派君主卻越來越激進的用宗教教條來管理社會。社會這樣發展的後果，是原本輝煌藝術、文化和科技成果漸漸湮滅，對外交流也日見稀少。
經過多次這樣的君主交替迴圈之後，到19世紀初，中亞已經從古代主要的科技和文化傳播中心變成了世界上最封閉保守的地區之一。在這個例子裡，的確也有“螺旋式上升”規律在發揮作用，只不過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個上升的趨勢並非是促進社會繁榮和開放，反而是趨向於保守和孤立。
歷史的“螺旋式上升”發展是否符合人們的期望，也要根據受影響的具體人群來決定。某些人認識事物的“進兩步退一步”，對另外的一群人來說可能就變成了“進一步退兩步”。
如果我們翻開古代中國賦稅史，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
在王朝的初期稅賦總是比較輕的，可是隨著官僚和軍隊的擴張，各種開支膨脹，各種額外賦稅逐漸增加。在稅賦壓力初顯的中期，政府會出臺各種各樣的改革計劃，或者將舊有稅種合併，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各種改革舉措即使有用，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的輕稅時間，很快，入不敷出的王朝財政又會將更多的苛捐雜稅加到農民身上，稅賦壓力甚至比改革以前還大，惡化的趨勢一直到王朝滅亡，然後開啟新一輪迴圈。
明末大儒黃宗羲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積重難返的稅賦之害。王朝的稅賦迴圈其實也是符合“螺旋式上升”規律的。儘管稅賦總是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重，可是徵收的方式卻是一直在變化發展的。
秦漢時代，百姓承擔的主要是額外的勞役，“徭役沉重”是掛在秦漢兩代人民脖頸上不去的枷鎖。從曹魏時代開始，實物稅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到唐初，已經形成了租庸調製為基礎的實物稅徵收體系。作為租的穀米和作為調的布帛徵收以後，大量存放在各地設立的國家倉庫中，軍隊和官吏的薪俸和口糧則從各地倉庫中支取，實現了基於實物的中央財政集中調撥模式。
◎ 官營鹽場的工作場景，鹽鐵官賣的制度變遷也符合“螺旋式上升”規律
唐中期以後到宋朝，稅賦實現了央地分離，由地方徵收的稅賦分成上供和留州兩大塊。宋朝對上供實行定額攤派制度，即繳納中央財政的部分一定要完成，至於地方上不足的部分就自己想辦法。這也是宋朝各種名目的雜稅層出不窮的原因所在。
明清的稅賦徵收管理吸取了宋朝重稅的教訓，兩個朝代的稅賦在紙面上都算不上高。但明朝由於財政十分僵化缺乏彈性，正稅徵收缺額很大，不得不想辦法從地方貢賦、鹽茶專營等其他路子上增加稅額，致使明初“民不費力”的輕稅政策成為一紙空文。
清朝則是集2000年稅賦經驗之大成，在名義上稅賦不高，然而接近八成的稅賦歸中央所有，剩餘部分很難滿足州縣衙門正常開支。清朝又嚴禁公開增加捐稅。導致地方上的父母官們不得不“八仙過海”，採用各種潛規則來彌補財政缺口，進而導致了虧空、孝敬、雜捐等一系列財政弊端的產生。
在漫長的收稅史裡也不乏兩稅法、均稅法、一條鞭、耗羨歸公這樣的改革舉措，但稅賦的增長退一步之後往往是又前進了兩步。稅賦徵收的總趨勢是民間資源越來越向政府集中，地方資源越來越向中央集中，而在正稅之外額外搜刮的手段也越來越隱蔽巧妙。
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這種徵稅手段的“螺旋式上升”發展對鞏固統治是極為有利的。但是對於廣大的“被薅毛”的“羊群”來說，徵稅手段的“螺旋式上升”發展肯定不是什麼好事情。
◎ 在零和博弈裡，一方的螺旋式上升意味著另一方的螺旋式下降
在19世紀，“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規律常常被進步派人士用來打擊傳統的守舊勢力，這讓許多人產生了一種誤解，似乎歷史總是曲折中前進，前途總是光明的。其實就某一區域性地區來說，“螺旋式上升”的趨勢有可能是走向負面，在外來的力量能夠介入之前，社會整體狀況只會越來越糟糕。
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是處在零和博弈的環境裡，那麼一方的“螺旋式上升”發展對應的必然是對方的“螺旋式下降”。在回答“歷史的發展是不是螺旋式上升”的問題時，只能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分析。
（END）
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最近筆者在看一本介紹沙皇俄國近代化改革的書。19世紀的俄國近代化改革歷程可謂波瀾起伏，大致來說分為這麼幾個時代：亞歷山大一世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效仿西方國家實行的開明專制統治；尼古拉一世的以書報審查和政治密探為特徵的保守專制時代；亞歷山大二世的進步改革時代，以及國內外矛盾總爆發的尼古拉二世時代。
沙皇俄國在這一百年裡的改革程序，可以用“進兩步，退一步”六個字概括。
◎ 十二月黨人起義 圖/《救國同盟》
“進兩步、退一步”是一個通俗說法。在哲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形容這種現象，叫做“螺旋式上升”。哲學家們很早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現象，盧梭、康德和費希特等人都論述過事物的發展源於對立面的統一。黑格爾則認為事物的發展就是從統一到對立，又從對立到統一的一個圓環路徑，在完成這個“圓環”以後，又會開啟一個更大的“圓環”，就是這樣不斷推進事物向前發展的。
恩格斯對黑格爾的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發揮。他在《自然辯證法》裡宣稱人類認識事物的規律是“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之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家或學者，多以恩格斯的這一論斷為圭臬。
他們都認可“人的認識不是直線，而是無限近似於一串圓圈，類似螺旋的曲線”是人類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螺旋式上升”規律的例子並不罕見。例如軍事歷史領域裡的經典話題“步兵與騎兵的核心地位變化”就符合這個規律。
以步兵為主的軍隊強調紀律與組織性，以騎兵為主的軍隊則偏重戰略機動性和戰術機動性，這兩個兵種在歷史上曾交替成為過戰場主角。在戰馬大規模用於軍事以前，軍隊以徒步戰士為核心。馬拉戰車的出現使得赫悌、亞述、埃及、商、周這樣的戰車大國崛起。
在公元前的數世紀，伴隨著城邦國家體系的成熟，公民重步兵代替了馬拉戰車，步兵重新成為戰場主角。羅馬帝國晚期，裝備馬鐙、高橋馬鞍和馬凱的重騎兵取代了公民重步兵，成為了接下來一段時間裡的王牌兵種。數百年後，隨著火器開始進入戰場，步兵又一次從騎兵手裡奪過了戰爭主導權。
◎ 騎兵的發展也是符合“螺旋式上升”路線的
騎步兵的這種此起彼伏、互有消長的發展過程，恰恰符合了人類對事物認知“螺旋式上升”的定律。偏重組織能力的步兵和偏重機動性的騎兵，隨著時代的變換和技術的進步而交替成為軍隊的核心，而每一次兵種地位變動的背後都對應著軍事科技和戰略戰術的發展。
我們再來看一個華人比較熟悉的關於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中國曆代王朝的興衰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土地佔有集中化。王朝初起之時，天下荒蕪。朝廷把大量土地分配給農民進行開荒和耕種，形成大量小家小戶的自耕農。這一時期是王朝政府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義集中佔有土地，然後將其分散到需要土地的個人手裡以培養稅源。
到了中後期，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數豪強地主，往往是和官府有著密切關係的權貴大戶手中，貧民“幾無立錐之地”，只能大量成為權勢戶的人身依附者。能夠承擔賦稅的自耕農越來越少，政府的稅源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下降，最終導致王朝滅亡，舊王朝的滅亡又會給新王朝帶來大量未有分配的空白土地。在2000年的歷史裡這樣的治亂迴圈反覆進行。
然而，土地的分散與集中僅僅是簡單的重複迴圈嗎？
仔細研究一下歷代土地集中化現象，我們會發現在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的同時，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著變化。
在兩漢，伴隨著土地集中現象的是大地主佔有大量奴婢，並由此產生出奴隸耕作的大莊園。私人大量蓄養奴婢的現象與兩漢王朝相隨始終，在東漢末年甚至形成了擁眾數千乃至萬人的地方豪強，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土地的集中和人身依附關係的集中是一體的。
唐中期以後，尤其是在宋朝時，地主大量佔有奴婢的現象幾乎完全消失了。由於政府出於對自耕農戶流失的擔心對私人蓄奴進行了種種限制，導致依靠奴隸耕種的大莊園幾乎不可能出現。同時地主也透過朝廷大開科舉實現了“廟堂”和“江湖”之間的身份流動。位處“江湖”的大地主主動替“廟堂”承擔了一部分維持穩定、安定鄉里的義務。
在唐宋時代，租佃製取代了赤裸裸的奴隸制成為大地產經營的主流，大地主還以宗族首領的身份承擔起了一部分社會福利職責。農民對地主的依附性仍然很強，但比起兩漢時期已經寬鬆了不少。
◎ 封建時代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一直在不斷變化
到明清時代，土地的商品屬性得到了加強。
在江南的農村，土地的承租過程中出現了“田底”和“田面”的概念。地主只擁有“田底”，而相當於土地使用權的“田面”則可以被佃戶買賣、典當或者送人，擁有任意處置的權力。明清的法律對佃戶的保護更加周全，類似這種“田底”“田面”分離的土地租賃，即便持有“田面”的承租戶拖欠地租，出租方的地主也只能盡力追償，而不能收回已經出租的土地使用權。
可以說，明清尤其是清朝的土地在集中的同時，又透過田底田面剝離的方式，將集中起來的土地進行了市場化的再分配。處於這樣的土地租賃關係下的農民擁有封建時代最大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雖然土地集中-分散-再集中的迴圈貫徹於整個封建社會，但在迴圈裡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卻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在削弱。土地關係的發展過程也契合了“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規律。
那麼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短暫的倒退無法阻擋歷史進步的大潮流，雖然前進的道路總是磕磕絆絆，但未來一定會變得更美好呢？
顯然，這樣簡單的解讀“螺旋式上升”規律也是不對的。對事物認知的“螺旋式上升”，並不必然保證發展的趨勢是符合人們期望的。
這方面一個最好的例子是後貼木兒時代的中亞歷史。貼木兒雖然在史書裡留下了殘暴血腥的名聲，但不可否認在他的治理下中亞進入了最後的盛世，其首都撒馬爾罕集中了伊斯蘭文化、藝術、建築和科學的精華，被稱作是有絲綢之路以來中亞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城市。
但自貼木兒死後，中亞就陷入了這樣一種迴圈：先是有一位君王作風開明，寬待外華人，生活奢華，重視科學和藝術，這樣的治理風格很快引起宗教人士和地方貴族的不滿，他們發動政變推翻舊君王，新上臺的君王作風保守，熱衷宗教聖戰，嚴守清規戒律，在道德上無可指責，可是這樣一來商人和中央貴族又不滿意，再次發動政變，重新推上一位開放的君主。貼木兒時代以後的中亞王朝的君主更替，基本上是遵循這個規律的。
◎ 中亞伊斯蘭王朝曾經創造了輝煌的科技和文化
然而所謂作風開明的君主，他們的開明程度其實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時間越靠後的開明君主對宗教人士的所謂“道德要求”的妥協也越大。位於政治光譜另一端的保守派君主卻越來越激進的用宗教教條來管理社會。社會這樣發展的後果，是原本輝煌藝術、文化和科技成果漸漸湮滅，對外交流也日見稀少。
經過多次這樣的君主交替迴圈之後，到19世紀初，中亞已經從古代主要的科技和文化傳播中心變成了世界上最封閉保守的地區之一。在這個例子裡，的確也有“螺旋式上升”規律在發揮作用，只不過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個上升的趨勢並非是促進社會繁榮和開放，反而是趨向於保守和孤立。
歷史的“螺旋式上升”發展是否符合人們的期望，也要根據受影響的具體人群來決定。某些人認識事物的“進兩步退一步”，對另外的一群人來說可能就變成了“進一步退兩步”。
如果我們翻開古代中國賦稅史，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
在王朝的初期稅賦總是比較輕的，可是隨著官僚和軍隊的擴張，各種開支膨脹，各種額外賦稅逐漸增加。在稅賦壓力初顯的中期，政府會出臺各種各樣的改革計劃，或者將舊有稅種合併，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各種改革舉措即使有用，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的輕稅時間，很快，入不敷出的王朝財政又會將更多的苛捐雜稅加到農民身上，稅賦壓力甚至比改革以前還大，惡化的趨勢一直到王朝滅亡，然後開啟新一輪迴圈。
明末大儒黃宗羲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積重難返的稅賦之害。王朝的稅賦迴圈其實也是符合“螺旋式上升”規律的。儘管稅賦總是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重，可是徵收的方式卻是一直在變化發展的。
秦漢時代，百姓承擔的主要是額外的勞役，“徭役沉重”是掛在秦漢兩代人民脖頸上不去的枷鎖。從曹魏時代開始，實物稅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到唐初，已經形成了租庸調製為基礎的實物稅徵收體系。作為租的穀米和作為調的布帛徵收以後，大量存放在各地設立的國家倉庫中，軍隊和官吏的薪俸和口糧則從各地倉庫中支取，實現了基於實物的中央財政集中調撥模式。
◎ 官營鹽場的工作場景，鹽鐵官賣的制度變遷也符合“螺旋式上升”規律
唐中期以後到宋朝，稅賦實現了央地分離，由地方徵收的稅賦分成上供和留州兩大塊。宋朝對上供實行定額攤派制度，即繳納中央財政的部分一定要完成，至於地方上不足的部分就自己想辦法。這也是宋朝各種名目的雜稅層出不窮的原因所在。
明清的稅賦徵收管理吸取了宋朝重稅的教訓，兩個朝代的稅賦在紙面上都算不上高。但明朝由於財政十分僵化缺乏彈性，正稅徵收缺額很大，不得不想辦法從地方貢賦、鹽茶專營等其他路子上增加稅額，致使明初“民不費力”的輕稅政策成為一紙空文。
清朝則是集2000年稅賦經驗之大成，在名義上稅賦不高，然而接近八成的稅賦歸中央所有，剩餘部分很難滿足州縣衙門正常開支。清朝又嚴禁公開增加捐稅。導致地方上的父母官們不得不“八仙過海”，採用各種潛規則來彌補財政缺口，進而導致了虧空、孝敬、雜捐等一系列財政弊端的產生。
在漫長的收稅史裡也不乏兩稅法、均稅法、一條鞭、耗羨歸公這樣的改革舉措，但稅賦的增長退一步之後往往是又前進了兩步。稅賦徵收的總趨勢是民間資源越來越向政府集中，地方資源越來越向中央集中，而在正稅之外額外搜刮的手段也越來越隱蔽巧妙。
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這種徵稅手段的“螺旋式上升”發展對鞏固統治是極為有利的。但是對於廣大的“被薅毛”的“羊群”來說，徵稅手段的“螺旋式上升”發展肯定不是什麼好事情。
◎ 在零和博弈裡，一方的螺旋式上升意味著另一方的螺旋式下降
在19世紀，“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規律常常被進步派人士用來打擊傳統的守舊勢力，這讓許多人產生了一種誤解，似乎歷史總是曲折中前進，前途總是光明的。其實就某一區域性地區來說，“螺旋式上升”的趨勢有可能是走向負面，在外來的力量能夠介入之前，社會整體狀況只會越來越糟糕。
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是處在零和博弈的環境裡，那麼一方的“螺旋式上升”發展對應的必然是對方的“螺旋式下降”。在回答“歷史的發展是不是螺旋式上升”的問題時，只能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分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