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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的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微薄,青年和壯年人為了增加收入讓日子好過點都遠去他鄉城鎮打工,這只是無奈之舉只要有錢了還是不願捨棄自己的窮家,老年人更是如此,畢竟老人家們流血流汗開墾土地付出一輩子了,不願在再折騰了也不願住到嘈雜的鬧市,更喜歡安生安靜的日子有吃有喝就行。
偏遠的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微薄,青年和壯年人為了增加收入讓日子好過點都遠去他鄉城鎮打工,這只是無奈之舉只要有錢了還是不願捨棄自己的窮家,老年人更是如此,畢竟老人家們流血流汗開墾土地付出一輩子了,不願在再折騰了也不願住到嘈雜的鬧市,更喜歡安生安靜的日子有吃有喝就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開始推行更加順應生產力發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產權分為所有權和經營權。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經營權則由集體經濟組織按戶均分包給農戶自主經營,集體經濟組織負責承包合同履行的監督,公共設施的統一安排、使用和排程,土地調整和分配,從而形成了包含家庭分散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斷穩固和完善,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得到了空前提高,農村的活力得到了極大激發,提高了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甚至因此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奇蹟: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改革的力量。
然而面對這些年迅速推進的城鎮化、工業化、組織化、產業化、市場化浪潮,面對因大量人口向城鎮轉移而留下無數土地資源閒置浪費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帶動中國農村經濟經歷三十多年的騰飛後終究不再完美。一方面是城鎮化、工業化、組織化、產業化、市場化浪潮滾滾而來,另一方面是家庭分散經營難以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農業科技水平,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傳統的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經營模式呈現出高風險和低收入狀態,不能充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既有的生產方式難以適應農村迅速發展的生產力水平。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是截至2014年底,全國仍有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12.8萬個貧困村、7017萬貧困人口。實踐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區域差異又十分顯著的廣大農村,任何一種統一化、全盤式的制度構建,事實上都難以應對無窮無盡的問題,需要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創新。
衡量一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艱鉅而又難以準確計量。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然而生產力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勞動資料的進步上,它同時還體現在更多別的方面,比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人們生活水平,平均收入,整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等。但是當貴州六盤水“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把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啟用起來,當安徽小崗村、河南南街村、貴州塘約村這樣一些透過把單打獨鬥的村民組織起來,把閒置荒廢和小塊的土地整合起來充分運用現代化的生產、經營管理、銷售、分配方式而取得重大成就時,我們感受到了改革的力量,感受到集體和合作的力量。我們不得不思考,我們到底身處什麼時代?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已經是時候了。
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載體,是堅持和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關係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大局,還關係到中國廣大農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根本問題。而我們,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和條件,也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願望。其一,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不少農村成立了集體經濟組織。沒有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村,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實際上履行著部分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如對集體土地進行發包,為家庭分散經營提供服務以及進行集體積累等經濟活動。這些,正是今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基礎。其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成果不僅為中國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準備,而且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一是工業化促進了農業機械化,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為實現農業集約化、集體化創造了基本物質條件;二是工業化為農業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三是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城鎮化轉移了大量農村人口到城鎮就業,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減少為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其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逐步改變了原有的自給自足為主的小農經濟意識,在市場經濟中鍛鍊和提升了商品經濟意識和市場競爭能力,加上農村教育和農民培訓的發展,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提高,現代農民業已形成。現代農民的形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儲備了可能的人力資源。其四,在當前中國農村經濟體制下,全體村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與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緊密相關。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意味著村民負擔的減輕、收入的增加,更意味著村民福利的改善,農民具有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願望。
小崗、南街、塘約等村的出現,雖然是一種典型,但絕非偶然,它們對農村集體經濟的探索,實質上是在尋求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幸運的是,它們找到了,它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王宏甲在其《塘約道路》一文中這樣描述:在資訊時代,僅靠傳統農業方式已無法承載農民生計,真正的貧困已日益表現為舊有生產方式的束縛,在改革的基礎上深化改革勢在必行。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典型之所以為典型,就在於它的不可超越和難以複製,因為任何一個成功都有太多外在的偶然性和自身的特殊性。並不是一個村子,只要照著南街村或是塘約村的做法和經驗去發展,就能輕鬆取得成功。與之相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將會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但是從小崗、南街、塘約等村的成功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改革的力量,看到了集體和合作的力量。其令人賞心悅目的成就無不彰顯著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的廣大農村,農業合作化是發展方向,單打獨鬥沒有出路。恰當的時候調整生產方式,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只要有人口,有土地,有家園的地方,在堅強有力的黨支部領導下,把資源不同程度地集中起來,運用與時俱進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併合理地把財富分配到農民的手上,我們就能在脫貧攻堅的大決戰中,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