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作為中華文明的瑰寶，在史學和文學方面都堪稱不朽的傳世經典，其價值不可估量。論歷史跨度、論內容的翔實豐富、論文采……迄今無出其右者。

能創作出這麼一部皇皇鉅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響。除了要具備淵博的學識，還得有過人的意志力。司馬遷為什麼動念寫這樣一部書？又是什麼支撐著他完成了這項大“工程”？

研究《史記》、研究司馬遷，有兩篇文章是必須爛熟的：一個是《太史公自序》，一個是《報任安書》。司馬遷的心路歷程，在這兩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兩篇文章的內容有很多重疊之處：都提到了自己創作《史記》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際，並且對《史記》做了大概的介紹。然而細觀下來，會覺察到兩者有顯著的區別。

先說《太史公自序》。一上來，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見這個“先人”對司馬遷影響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在漢武帝時任太史令一職。太史令是專司政府資料檔案檔案的官員，一天到晚接觸的就是各種外面見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馬談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學家，這就為司馬遷走上史學研究道路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和環境。

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接替其父成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學及工作便利，博覽古籍；再加上二十歲開始漫遊全國的經歷，使他已經有足夠的積累來完成一部史書。於是，四十二歲那年，司馬遷著手寫作《史記》。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覆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為了完成其父之願，傳承祖業——這是他寫作《史記》的第一個原因。

對於司馬遷的寫作動機，曾和他一起參與定律例的上大夫壺遂提出過質疑。壺遂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因為不被當時的掌權者賞識，不得已而為之；你司馬遷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幹嘛還要做這種事？

對此，司馬遷的迴應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是我的職責！

司馬遷再次引用他父親的言論，歷數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時創作《易》的八卦，唐堯、虞舜的功績由《尚書》《禮》《樂》記載，商湯、周武的隆盛見於《詩經》，對夏商周三代美德進行褒揚的是《春秋》。而我們漢朝建立以來，直至當今的聖明天子，順天應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對此竭力頌揚，仍覺不夠。賢能計程車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恥辱；聖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記載傳揚，則是史官的失職了。而我就擔任過這個職務，如果廢棄主上的明聖和盛德不記載，埋沒了功臣世家和賢大夫的功業不記述，違背了祖先的教訓——那我的罪過就大了！履行職責，恪盡本分——這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第二個原因。

肯定有人會說：這不是在拍皇上的馬屁嗎？說實在的，就是這麼回事兒。司馬遷寫《史記》是為了替漢武帝歌功頌德？當然不是！但在當時，他要把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個立得住腳的理由。把自己寫作的初衷定義為“頌揚今上的功績”，這就堵住了那些質疑者的嘴。

這兩條理由都中規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讀過《報任安書》才會知道，司馬遷堅持完成《史記》，最根本的動力是——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誦《報任安書》，到現在，這封信來來回回背過不下百遍。這篇文字的亮點實在太多：內容豐富、情節曲折、文采洋溢……正是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作者的心情。

司馬遷在這封書信中稱自己為“刑餘之人”“掃除之隸”“閨閣之臣”“刀鋸之餘”——可見，他心裡的自卑。古代的各種酷刑，如車裂、菹醢等，固然令人髮指；但相比起來，另一類更慘無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馬遷所遭受的宮刑。

前一類刑罰只是把肉體上的痛苦放大到極致，然如黥刑、宮刑等，則是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前一類刑罰再痛苦，也持續不了太久，因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隨之而去；而像宮刑這樣的，不會致死，而是讓人在恥辱中苟延殘喘，真正墮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獄。

《太史公自序》是為《史記》寫的序言，措辭表意當然要規範謹慎；《報任安書》是給朋友寫的信，自然更隨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跡。

司馬遷借這封信詳細地回顧了自己人生中的這次重大變故，傾訴了心中的委屈和憤懣，甚至還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節而選擇降敵——雖然承認他是個國士；他怨當自己遭難時，身邊的朋友親信沒有一個站出來替他說話——雖然他將其歸罪於自己平時不熱衷於維護人際關係；他怨漢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雖然口頭上說是自己沒把話講明白，導致聖上誤會。總之，自己無端蒙受這樣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這種心境下，說他含辛茹苦寫《史記》是為了歌頌誰——鬼才信！

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尊嚴”看得非常重，他們有一種源自身份的驕傲。而在司馬遷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宦官的地位是極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與之同列。

孔子到衛國，看見衛靈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車，馬上離衛國而去；商鞅覲見秦孝公，是宦官景監引見的，趙良據此勸商鞅引退，因為覺得他進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個時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馬遷覺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該受刑；受刑也就罷了，偏偏受的是宮刑！這樣的恥辱，使他終其一生都活在尊嚴被摧毀的痛苦中。

首先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及“為天下觀笑”“為鄉黨所戮笑”——他在鄰里鄉人前再也抬不起頭，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無顏再說話。

任安之前給他寫信，建議他向朝廷推薦賢才。司馬遷在這封回信中反覆申明：像我現在這種情況，還有什麼臉、什麼資格再“推賢進士”呢！我這樣的人在朝堂上說話，不是輕蔑朝廷，羞辱當朝計程車人嗎？如今的情況，無論我用什麼言辭來美化自己、為自己分辯，也是徒勞，沒有人會信，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一句“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讓人深切地感知到其處境的艱難。

其次是心裡的糾結和自卑。他自陳，從先人開始，家裡就是史官。而這個官職的地位，用他的話說，是“被主上玩弄，如樂工、戲子一般被畜養，被世俗所輕蔑的”。

本來已經是這樣，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罰，真是低到塵埃裡去了。“士可殺不可辱”，這樣被人輕視、踐踏地活著，遠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來想去，又不能選這條路。

原因就是他認為自己已經錯過了最佳的自殺時機。他覺得若要保全名節，就應該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斷；若因為一時遲疑，拖到受刑之後再自殺，那便於事無補了。

再有，他自我評價，當目前為止庸庸碌碌、毫無建樹，就這麼死了，不但不能觸動任何人，反會遭人恥笑。

那麼把自己的冤屈表達出來，向世人申辯，又是否可行？

司馬遷說，沒用。道理很簡單：“於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沒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時再辯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脫，又不能將委屈宣洩出來求得他人同情；在朝為官不敢說話，又不能致仕退隱；在鄉里抬不起頭，連為父母上墳的臉面都沒有；出門被人指指點點，在家自己愁腸百結。司馬遷描述自己日常的狀態就是心裡總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門不知道往哪兒去；一想到自己遭受這種恥辱，立刻汗流浹背，把衣服都溼透。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種情況下，只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撐他活下去——未竟的事業。他在兩篇文章中歷數了自古以來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賢，稱其為“倜儻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李斯、韓信等。這些人都有過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卻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細究《報任安書》中這句：“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會覺得其中有一種報仇的快感。

“償前辱之責”（“責”同“債”）——這是要清算跟誰之間的債？而司馬遷此時已被重新起用，任中書令之職，說明皇上已經原諒他了，為什麼他又會想到“萬被戮”呢？是誰、是什麼會導致他有被殺一萬次的危險？

這兩個問題指向一個答案——他要報復，報復那個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殘的暴君！雖然這樣的做法一旦被發覺，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但他心意已決——一定要做！而這個報復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記》，利用史官的特權讓漢武帝在歷史上留下永遠的汙點。這，是司馬遷忍辱負重完成這部皇皇鉅著的第四個動力。當然這樣的文辭必定是隱晦的、不露聲色的，但仍有跡可循。比如《史記·汲黯傳》裡就有“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樣的語句。這就是在嚴厲批評漢武帝是個面慈心狠、貪婪縱慾之君。而漢武帝耗盡天下財力，窮兵黷武以滿足一己權力慾望；濫殺大臣、殘暴專斷的惡行，也透過司馬遷之筆留在了史書上。

此外，在《封禪書》一篇中，司馬遷下筆毫不留情，對當時盛行的封禪求仙的荒唐風氣進行了深刻批評，暗中譏刺漢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計祈求不死藥的無聊之舉。

總之，司馬遷口口聲聲說寫《史記》是為了宣揚當朝明君的英明聖德，使其不被埋沒；而實際上，《史記》對漢武帝的各種過失毫無隱瞞包庇，整體來看，對其抑多褒少——儘管司馬遷作為一名盡責的、有良知的史官，不會杜撰、歪曲事實，但面對這樣一個毀了自己一生的“兇手”，他很難在取捨史料、撰寫評議時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傾向性。

可以說，司馬遷成功了。這部千古奇書使得他的所有目的——傳承祖業、盡責守職、洗冤雪恥、名耀後世——全部得以達成。他的人生透過《史記》得以逆轉，由一個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躍而為世人仰望，躋身聖賢之列。

如此看來，是苦難和強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託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這部史書，以及其中蘊含的精神，亦遺澤於我們這些後世人。

一是先父遺傳，司馬家世襲史官，司馬遷有先天賦得的異秉，所謂英才天縱；二是後天習得，從小飽覽了皇家史冊或典藏。對別人是禁臠，對司馬遷是必讀書；另外他對名山大川的遊覽也是化作筆下錦繡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古人所謂：山水者，大塊之文章；文章者，案頭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禍之後，他生無可戀，唯有一杆禿筆，聊可疏解胸內積憤。用佛洛依德學說來解讀，司馬遷所有的慾望都昇華為寫作。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就是這麼誕生的。少了任何一個條件都會讓這部煌煌鉅著遜色。這也是司馬遷之後，人間再無能與史記相媲美的煌煌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