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儒家忽悠來著，明明吸收了法家思想，卻藏著掖著，只讓你看到儒家的皮，生怕普通人都學了法家自己失去話語權，對兵家也是這樣，搞得神神秘秘，好像讀了兵法百姓就會造反，明明是壟斷文化，控制思想，還美其名曰純樸民風，教化道德，既然披了這張皮就別怪自己挨那個罵。

中國上下五千年，以其中春秋時節的諸子百家學派，影響著後兩千年之久，延續至今。

而很多人對於各家學派幾乎都不瞭解，卻枉自猜想，自證其說，殊不知破綻百出，貽笑大方。

也只有儒與法最適合中國。

每一代王朝的泯滅，都象徵著那一代王朝儒法的終結，新生的王朝並沒有選擇其他，而依舊延續了上一代王朝儒法之治，浴火重生。

我認為，宋朝之後，在元，明，清這三個朝代上，基本上已經看不到其他學派的影子了，甚至明朝時分，朝堂之上只有儒法，而大清時分，也就只剩下法家一派，到清朝末期連法家也不復存在。當然，每一代王朝的沒落，大部分都是拋棄了儒法之治而選擇了偽治造成。

所謂偽治，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為什麼說儒法最適中國？

因為目前呼籲最高的道家與墨家學派的核心價值觀太過於反人類，除非人人都沒有慾望，不然根本不可能能夠實現這種烏托邦。

道家講究順其自然，政治講究君王朝政應與百姓避開。

墨家說難聽點就是累死自己造福人類。

以上這兩種思想，在法家與儒家面前，太過於天真無邪了。

首先，法家的三綱從大綱上就制定了社會的秩序與輪廓，你想要翻身就能夠透過這種秩序往上爬，縱容人的慾望。

其次，儒家的五常從道德上約束所有人，不讓人用骯髒的手段去攀爬上三綱這座秩序高峰。

法家的缺點過於解放慾望，並放縱帝王去奴役與愚弄百姓。

儒家的缺點是過於約束慾望，得不到慾望應有的解放。從而造成了歷史上很多發明都是由其他學派發明出來，再由儒家為他各種吹。。。

儒家學派從隋唐開始，我將它分為三類：

上儒：皇帝與各朝堂重臣。

制定其儒家思想的變遷，把持儒家偌大學派的道德制高點，正所謂我儒說不過你，那我就以法家殺你。

中儒：喜歡明哲保身，儒經法典樹立的這麼多側重點的觀點，君王喜歡什麼我就去喜歡什麼。

下儒：明明窮酸秀才一個，也許榜上有名，也許落榜，但偏偏這種朝堂中下流人士，最喜歡品頭論足，不瞭解其深意，或是根本不懂政治便各類胡言亂語，還美其名曰：朝政乃天下大事，議論朝政便是研討國家興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總的來說，儒家從兩漢之後，便再也不是正兒八經的儒家了，更多的是形成一種為君王服務的教派，吸納諸子百家的一切，在以學派的名義發展下去。

而法家，從漢開始，就已經被閹割，好的留下來差的丟掉。

最該背鍋的還是那位慈禧太后。

大明亡於太監把持朝政，

而大清亡於慈禧把持朝政。

前者是閹人，後者只管享樂。

慈禧更像是黑化的阿斗，也就是有權利慾望的阿斗。。。

從理論上說至宋以來中國教育都是儒家教育，從帝王到貧民。那麼在如此教育之下仍然不能夠完全儒家治國，能說明的一是儒家無能，二是儒生都是叛徒，都是儒生竟然不反對法家思想在儒生中流傳。自己只能做表而不做裡。當然，這幾句是抬槓話，針對儒家望文生義推卸歷史罪責而說的。

實際上儒表法裡的說法是指秦國在君縣與分封之爭中後世都不在分封的結果。因分封死的人太多了，而導致儒家再也不敢主張周禮的分封了。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漢朝儒家說秦國滅亡因沒有接受儒家思想，周朝八百年就是分封的結果。劉邦接受這個觀點，分封幾個異性王，結果基本上都造反了。連韓信也是不放心給殺了。又總結弄了一個非劉不封，結果幾代之後又是造反，漢武帝搞了一個推恩令王爺們老實了許多。東漢劉秀喜歡儒家又恢復了，結果又是七八個王爺之亂。再之後就不給王爺們封地以及實權了，只能郡縣制。不過儒家教育的影響並不死心，到了清末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又搞了一次分封，還沒打敗清朝，幾個王又內訌，還不接受教訓又封了一千多個王。結果完蛋。

從歷史上的這些事實來說在我們看到儒家的愚昧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教育的延續性是多麼強大，如果今天還進行儒家教育，分封的主張說不定什麼年代又出來了。別覺得不可能，儒家能教育出陣前讀論語一退敵軍的儒生，什麼可能都是有的。

在封建社會里，不論法家還是儒家都是為君王的統治民眾服務的，只是手段的區別而已，作為君王看當時的情況分別採納而已。不存在誰給誰背黑鍋問題。現今社會主義社會總結歷史問題，首先要區分民主法制建設與封建社會下的仁治法治本質區別開來。跳出歷史時代，站在更高更民主文明的角度，總結治國理念。

謝邀。歷來統治階級，需求的是儒家統治管理和治國，說的是滿囗的仁義道德，其實都是表裡不一，對下愚之人，都是黑人心的對待，除了剝削與壓追，到時，其鎮壓也是很殘忍的。這就儒外法內。後來，儒法互用，而訴嘖於對方，這就是造成中國歷史上，治國的複雜性，和隱避性。可是，如今世界，特別是世界的西方，把利益看得很直接，你中國的儒法一套，根本就不顧一稍，以毫無用處。所以，華人的現有觀念，特別是在跟外華人打交道的時候，必須得悠著點兒，才不總是站在被動上。

中國的落後，就是腐朽的中國式的封建帝制造成的，與儒家思想和法家學說無半毛錢的關係。中國式的腐朽帝制的根本特性就是集權，天下之土、天下之人均屬於皇家，並且外人不得干涉，這也就是中國帝王喜歡大統一的思想基礎。而他集的不僅僅是政治權力，也包括經濟權力，而這種集權模式不允許任何力量的制約，也不允許別人分享的，即是都是統治階級的大地主也不許參與共享。急流勇退是一種最大的，最符合道德的獎勵模式，天下已定，帝位已穩，有功之臣連個統治階級都不讓做。商人在中國沒有形成一股勢力，就是沒有對經濟資源調配的權力，導致商人必須依附官僚機構才能存在。現在如果有人讓儒家背黑鍋，其實是偷換概念，或者不瞭解客觀情況。如果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平等了？馬克思主義認為，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法的制度也是有階級性的，它的制定必須滿足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為了調和階級矛盾，必然要包含各階層的意識形態，法律的解釋條文卻包含寬容心，仁愛心，這裡便出現了儒家道德的文學性。在中國古代，一旦出現叛亂，威脅皇帝政權，什麼學說都撇在一旁，就是禽獸主義。明清時期，株連九族，滅門慘案時常發生。中國的法的思想基礎與西方法的思想基礎是不一樣的，法的制定方式也不同，執行方式更是不同。有時候討論的名詞一樣，但實質就不是同一個問題。

儒家的種種帽子不是法家扣的，是人民扣的，為什麼扣，請儒家自己掂量。法家早已沉寂千年，退出了權利中心，若法家治國，嚴重腐敗會剝皮抽筋，嚴重詐騙會終身流放。

中國法家是世界最早主張依法治國的一批人，他們創造了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典，確立了從原始社會到人文社會的根本，但他們在中國所受的待遇，比焚書坑儒要悲慘千萬倍，因為最能讓帝王忌憚的就是法。法家對天朝已經死心，不再追求政治理想，而是隱居山林鬧市。不服的就請自己找吧，找到一個就算你牛逼。

首先一點，儒家的地位並不完全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地是主流政治，且不說漢武帝獨尊儒術（其實這個觀點也有人質疑，後面再說）之前秦尚法，文景尚黃老。

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統治地位逐漸上升，至西漢末年到東漢前期達到頂峰，這裡出現了第一個爭議

有人說漢書中記載罷黜百家是班固為董仲舒邀功，當時漢武帝只是尊崇儒術，並沒有打壓百家，他們的論據主要是東方朔，主父偃這種典型的非儒家人物也受到漢武帝重用。

也有人堅持漢書記載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時候的儒術經過董仲舒等人的整理已經融合了道家（天人感應），法家（律法），陰陽家（五行輪轉）的一些內容，雖稱為儒家，已然不再是孔子之儒。至揚雄作太玄，法言，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儒家是統治地位。

到東漢末年，時局動盪，儒家的統治地位已經大不如前，就連孔子的後人孔融都說出：父親對於兒女來講有什麼關係，僅僅是發情而已。母親對於兒女來講也沒什麼關係，僅僅是容器而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

因此曹魏以及後面的司馬氏還包括諸葛亮治下的蜀漢都是法家統治。

到了魏晉南北朝，談玄成為了風尚，這時候緯讖學風起，儒家差一點成為了宗教，多虧當時比較理智的儒生強行根據儒家經典把這一風尚拉回來。

過了南北朝，直到唐太宗重修儒家經典，儒家的統治地位才重新確立，同時李唐尊老子李耳為先祖，道教也就成了國教。

到中唐韓柳為首的文人掀起古文運動，提倡尊孔尚儒。

即到宋代，理學大興，有朱子之儒，王陽明心學之儒等等。

明清尊朱子之儒。

因此我們一般抨擊的都是明清的朱子之儒。至於孔子之儒，讀遍五經的已經不多見了，讀了董仲舒註釋的更是少見，讀過唐十三經的更是鳳毛麟角。近些年陽明心學大盛，可能有些人對他有些微瞭解。

可以這麼說吧，切實瞭解過儒學到經學再到理學這個脈絡的人可能沒太多會罵儒學，反而是那些什麼都沒看過的，道聽途說一些東西就深以為得到了真理，開始狂批儒學。

說完儒家，那麼法家為什麼看起來沒什麼動靜，又為什麼那麼多人說法家是本質。

首先說明法家和厚黑學不是一回事。

儒家的初衷是人性本善，要靠人們的自覺來維持秩序；人本無知，要用禮制來約束人民的行為。

法家的初衷是人性自私，所以要用法來約束民眾的自私；人性貪財，所以要用賞來激勵民眾。

介於二者之間的是荀子，他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但是他認為人人都有教導向善的潛力，應該加強教化。

很明顯在中國後面的歷史裡是儒法並用的，家事用禮，社會用法。很多時候禮解決不了的才會用到法，這也是族長存在的意義。

而歷史上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大一統，都必然會提一下儒家的地位，每次亂世，都得靠法家來約束民眾，激勵士兵。

由上可以看出，其實儒家法家的東西到後世都融合在一起了，只不過在治世用儒家的部分鞏固思想，讓民眾不鬧事。真到了亂世，就要用法家的部分來激勵戰卒，劃定底線。

二者互為表裡，根據時代環境的不同互相轉換，誰為表誰為裡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自武帝罷黜百家，儒家思想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千年；然近代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為變法圖存建立法制，法家的部分思想才從被長期否定而變得引起人們的重視和興趣。譬如章太炎於1898年發表的《商鞅》一書是自漢以來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全面犯案的的文章。後多有學者將法家思想比附西方法治思想。說到底，這期間是由於中國國勢衰弱不斷的戰敗與列強入侵從而導致華人對傳統文化乃至儒家思想喪失信心所致，但這麼說並非為儒家思想開脫。經長久的演變儒家思想為了迎合統治階級所產生的那些今人口中的糟粕還是的確存在的。

因為社會的變革，也是為了救亡圖存，立法革新，近代的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也是導致儒家思想地位下降的原因。而法家的時代意識，競勝意識，變革思想，求富求強，功利主義很契合當時歷史背景下的需求。同樣，法家的革新，功利主義也和今天的時代特徵相契合。

再後來的1974年開展的“評法批儒”運動，無論是對思想還是對學術上都是對人認識的一種重塑，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以至於孔聖人也多了“孔老二”的外號。

水平有限的沒文化的我認為。以上幾點也是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地位變化的部分原因。

對於“儒法文化”的相融合，其實也無可厚非。《漢志》曾將諸子百家分別歸於諸官，譬如儒家出於司徒，法家出於理官，兵家出於司馬……然而在實踐之中隨著王官失守諸家也必然會相互交錯影響。

思想總免不了和政治掛上鉤，帝制的腐朽也不是因某思想一蹴而就的。近些年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讓一些人對儒家大肆批判，說它是華人奴性的根源……過矣。今天經歷了文化革新的我們對於這些思想不是把它再作為枷鎖，和你攻擊他人的工具。糟粕儘可拋，何必說出全盤否定的蠢話，精華亦當取，開脫也是無可厚非。

這個問題要分為三個層次來看。第一個層次，也就是最基礎的層次，中國古代儒家和法家在漢武帝以後究竟是什麼關係？第二個層次，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是否要為中國近代的落後負責？第三個層次，近代對於儒家的批判，是否存在為法家開脫的情況？

先看儒家和法家的關係。確實有不少學者提出過儒表法裡這種觀念。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並列的提法並不意味著兩者具有同等的地位，將法家列為裡也不意味著法傢俱有核心地位。要明確兩者的關係，必須回到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具體主張當中去。董仲舒的儒家確實已經不再是孔孟時代的儒家。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其他各家有助於統治的內容。針對法家而言，董仲舒主要吸收法家在戰國變法以來所積累起來的豐富行政經驗，但對於法家的思想觀念是不做吸收的。依法治國是法家的基本觀念，而這和儒家的以德治國是互斥的，不可能被儒家吸收。武帝以後，法家在思想觀念上的影響就非常小了。但它的工具性價值被儒家承認並傳承。

再看中國傳統思想和中國近代落後的關係。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有很多，這裡不展開。傳統思想確實需要一定的責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傳統思想上。儒家作為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的根基，也應當如此看待。中國近代的發展史已經證明，不是廢除儒家就可以立即換來社會進步與發展。只有在政治經濟文化多個領域做全面的準備，中國才能從近代社會的泥潭中走出。思想文化在這個時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且並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最後，至少從主觀層面上看，近代學者在批判儒家的時候，並沒有為法家開脫的意圖。從客觀層面上看，沒有起到這種效果。很多時候，儒家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而被批判，這種批判並不僅僅針對儒家，事實上針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法家也沒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