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ZY
利維坦按：
由父母二人撫養孩子的核心家庭模式（或許還包含保姆）似乎是一種常態，但從人類漫長的演化歷程來看，這個概念的形成卻不過百年。只不過，想要從這種脆弱的家庭結構迴歸到原有的大家庭似乎已不可能——外部社會環境和家庭內部人員的職能分工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我們活在一個越來越強調個體作用的時代，其正面價值毋庸置疑，但其負面作用也正慢慢顯現：越來越弱的親情連線與人際疏離，使得從核心家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撫育孩子的問題上壓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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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個新號【利維坦行星】，可以關注
我從孩子們手中搶過遙控器，坐到沙發上，為即將到來的一切做足了心理建設。那是2020年3月，一種危險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正在英國迅速增加。我們的首相正要宣佈封鎖。學校和託兒所即將關閉。像其他數百萬名家長一樣，我即將在實際上成為我年幼孩子們的學校老師。這個念頭使我恐懼不已。
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感受的人。我的手機嗡嗡作響，學校的WhatsApp群組裡訊息一刻不停，家長們想要知道，他們要怎麼才能一邊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一邊應付前置狀語和長除法。
許多人捫心自問，這件事為什麼這麼難？難道我們不應該天生擅長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撫養自己的孩子嗎？畢竟，過去沒有學校和託兒所，人們不是也應付下來了嗎？
作為一名進化生物學家，我並不清楚每一種與新冠大流行有關的家庭危機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孤立狀態下教養子女的能力極其不足。
人類家庭在自我組織的方式上與貓鼬十分相似。© Getty Images
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中的許多人感到如此不知所措，這並不奇怪。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現代家庭生活由小而獨立的單元組成，但事實是，我們在撫養後代時，常常要從他人的幫助中受益。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幫助是由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提供的。在當代工業化社會中，小家庭單位很常見，教師、保姆和其他看護人便使我們得以複製這種古老的支援網路。
人類和蜜蜂一樣，進化出了合作的能力。© Frank Bienewald/Getty Images
這種共同撫養孩子的方式使我們在猿類中獨樹一幟。這被稱為“合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它更類似於某些看起來更遙遠的物種的生活方式，比如貓鼬，甚至是螞蟻和蜜蜂——而它給了我們至關重要的進化優勢。
合作繁殖的物種生活在大家庭群體中，在這些群體裡，個體共同努力養育後代。或許令人驚訝的一點是，其他猿類——比如黑猩猩——並不是這樣養育後代的。儘管人類和黑猩猩都生活在由親屬和非親屬組成的複雜社群中，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一些顯著的差異。黑猩猩母親獨自撫養自己的幼崽，很少或從不借助任何外來的幫助，這甚至包括幼崽的父親。大猩猩、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是如此。
（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2F978-3-319-47829-6_1351-1）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826206/）
更重要的是，雌性猿類不會經歷生理上的絕經，這意味著它們一輩子都能生育。因此，一位母親和一位女兒同時撫養各自的後代是很常見的情況。這限制了猿類（外）祖母搭手撫養其孫輩的可能性。
（www.pnas.org/content/105/14/5332）
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孤立狀態下教養子女的能力極其不足。
© Cara Soulia Photography
我們顯然是不同的。在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一直生活在大家庭中，母親們會得到許多其他家庭成員的幫助。在很多當代的人類社會中，情況依然如此。人類父親經常參與撫養後代，儘管不同社會中父親的投入程度有所不同。嬰兒們還從其他各種親戚那裡得到投入，包括哥哥姐姐、叔伯姑姨、堂表兄弟姐妹，當然還有（外）祖父母。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在撫養和保護更年幼的孩子時發揮重要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照顧孩子的責任很少落在一個人身上。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evan.21382）
阿比·佩奇（Abbey Page）是一位生物人類學家，曾與菲律賓的狩獵-採集族群阿埃塔人（Agta）進行過深入廣泛的合作。她表示，我們對這種傳統支援網路的全面瞭解才剛剛入門。例如，在阿埃塔人的社群中，年僅四歲的孩子往往已經能在家庭中提供生產力。
“兒童的貢獻常常被忽視。”佩奇說。在過去，由於對工作和娛樂的嚴格定義，研究人員往往不會注意到，孩子可能某一時刻還在玩耍，但下一時刻就在灌木叢中摘取水果。“（在這樣的狩獵-採集社會中）孩子們肯定會自己供自己的。”她說。
阿埃塔人裡的孩童也會保護他們的弟弟妹妹免受危險。佩奇講述了某一次她與一個四歲的男孩和他還是嬰兒的妹妹一起坐在阿埃塔人的一間小屋裡時發生的事情。他們三個人都坐在地板上，這時有隻蠍子爬了進來。佩奇坦言，當時自己驚慌失措：“我一點兒忙也幫不上。”幸運的是，年幼的男孩知道該怎麼做：“他立刻跳了起來，從火堆裡抽出一根棍子猛擊蠍子，然後在上面跳踩了幾下。”這個簡單的舉動很可能挽救了他妹妹的生命。
（socialsciences.nature.com/posts/51985-when-is-childcare-really-childcare）
這一經歷促使佩奇思考什麼才算是有意義的兒童保育（childcare）。在西方，兒童保育通常意味著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一般是父母）不僅要照看年幼的孩子，還要為其提供大量的激勵，並深度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去。當父母因為忙於工作等原因無法做到這一點時，他們可能會感到內疚或是力不從心。
但是佩奇的研究揭示出，可以用許多其他的方式來照顧孩子、使他們茁壯成長，而不必僅僅把所有的擔子壓在父母身上。
事實上，兄弟姐妹之間的保育，也即由年長的後代幫助撫養年幼的兄弟姐妹，是能進行共同繁殖的物種的一個典型特徵。貓鼬會尋找可以和幼崽分享的食物，還會在洞穴裡照顧貓鼬幼崽。它們教授幼崽如何安全地處理危險的獵物。雌性貓鼬甚至會產奶來餵養它們的弟弟妹妹。就像那個把妹妹從蠍子面前救出來的孩子一樣，這些合作社群中最重要的保育形式裡也有部分包括保護年輕的個體：保護它們免受掠食者的傷害，遠離麻煩。
相較於單獨撫育後代的方式，合作繁殖有一個關鍵的優勢：它可以使一個物種的適應性變得更強，並且可能進化為一種抵禦逆境的手段。
在這個星球上最熱、最乾旱的地區，發現了許多合作繁殖的物種。早期人類同樣生活在難以找到食物的艱苦地區，食物需要依靠採集、搜尋或獵殺獲取。對人類而言，合作是生存的先決條件，而對同時代的大猿卻並非如此。我們的猿類表親都生活在相對穩定、良性的環境中——基本上都是巨大的“沙拉碗”——在那裡，它們更容易獲得用以養活自己和任何依賴它們的後代所需的食物。
（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full/10.1098/rsos.160897）
結果證明，人類是唯一能夠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猿類：在這些地區的化石記錄中並未發現大猿。
矛盾的是，我們的合作傾向使我們能夠生存和繁榮如此之久，從心理和實踐的角度來看，卻可能使當前的危機變得更加困難。
在封鎖期間，我們從自身的支援網路中被切斷了：（外）祖父母、叔伯姑姨，還有學校、託兒所和遊戲小組，他們都曾助力模仿古老的人類群體結構。不僅如此，我們還被期望迴歸我們的小家庭單位，好像這理應是一件本能行為。
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沒法真正解釋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畢竟，我們西方的家庭觀念太強調母親保育，而很少強調其他家庭成員的貢獻。人們的期望是，母親和父親——甚至僅僅是母親一人——作為保育者就已經足夠了。
然而，根據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進化人口學教授麗貝卡·西爾（Rebecca Sear）的說法，這種自給自足的核心家庭的觀念反映了西方研究人員的經驗和世界觀，而並非歷史現實。
西爾表示，由一位男性養家餬口的核心家庭這一理念，在二戰戰後時期尤其根深蒂固，因為當時“學術界充斥著富有的西方白人男性，他們環顧自己的家庭，就認為世界一直都是如此”。
（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abs/10.1098/rstb.2020.0020）
© Topic Studios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詞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出現，它所指的家庭結構本身則更早出現，這種結構以父母雙方和相對較少的孩子為核心，可能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有關，因為從農業向製造業的轉變使人們能夠享受更獨立的生活方式。
另一種解釋是，中世紀西方教會的政策禁止大家庭內部的近親和遠親結婚，導致家庭單位縮小。但儘管“核心家庭”在20世紀的西方研究和流行文化中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概念，現身於無數的小說、電影和電視節目中，西爾解釋說，即使在西方，它實際上也是相當反常的。
“全球範圍內，只有父母和孩子共同居住的情況是相對較少的，”西爾表示，“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各不相同，但普遍的情況是，父母會在撫養子女時得到幫助，即使是西方的中產階級也是如此。”
當涉及到我們的家庭結構時，我們與螞蟻的共同點比與其他猿類的共同點更多。© Getty Images
她解釋說，對於人類而言，典型的家庭結構並不是由單獨一對夫婦來撫養孩子。相反，在撫養孩子時，我們通常需要並確實會接受幫助。女性作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觀念也不像人們有時刻意宣傳的那樣傳統。在歷史上和當代的生存型社會中，婦女在家庭生產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婦女也是養家餬口的人。
有了這種看待人類家庭的不同視角，或許我們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對養育子女的期望會有所不同。與其假設父母——尤其是母親——理應（並且將會）承受這種負擔，我們或許應該承認其他家庭成員和保育者的關鍵作用。一旦我們瞭解人類多麼依靠彼此來養育後代，我們也許就會在苦苦帶孩子的時候對別人和自己更加寬容。
期望人類像黑猩猩一樣撫養後代，有點像是把一隻螞蟻從她的群體中隔離開來：我們不一定適合這種生活方式——而且通常很難順利適應它。承認我們需要他人並不是失敗的標誌，而是讓我們成為人類的特質。
譯/苦山
校對/芝麻塞牙縫兒
© OZY
利維坦按：
由父母二人撫養孩子的核心家庭模式（或許還包含保姆）似乎是一種常態，但從人類漫長的演化歷程來看，這個概念的形成卻不過百年。只不過，想要從這種脆弱的家庭結構迴歸到原有的大家庭似乎已不可能——外部社會環境和家庭內部人員的職能分工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我們活在一個越來越強調個體作用的時代，其正面價值毋庸置疑，但其負面作用也正慢慢顯現：越來越弱的親情連線與人際疏離，使得從核心家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撫育孩子的問題上壓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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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rimas Y Sonrisas音樂：Nestor Tomassini - De Corte Antiguo
我們有一個新號【利維坦行星】，可以關注
我從孩子們手中搶過遙控器，坐到沙發上，為即將到來的一切做足了心理建設。那是2020年3月，一種危險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正在英國迅速增加。我們的首相正要宣佈封鎖。學校和託兒所即將關閉。像其他數百萬名家長一樣，我即將在實際上成為我年幼孩子們的學校老師。這個念頭使我恐懼不已。
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感受的人。我的手機嗡嗡作響，學校的WhatsApp群組裡訊息一刻不停，家長們想要知道，他們要怎麼才能一邊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一邊應付前置狀語和長除法。
許多人捫心自問，這件事為什麼這麼難？難道我們不應該天生擅長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撫養自己的孩子嗎？畢竟，過去沒有學校和託兒所，人們不是也應付下來了嗎？
作為一名進化生物學家，我並不清楚每一種與新冠大流行有關的家庭危機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孤立狀態下教養子女的能力極其不足。
人類家庭在自我組織的方式上與貓鼬十分相似。© Getty Images
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中的許多人感到如此不知所措，這並不奇怪。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現代家庭生活由小而獨立的單元組成，但事實是，我們在撫養後代時，常常要從他人的幫助中受益。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幫助是由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提供的。在當代工業化社會中，小家庭單位很常見，教師、保姆和其他看護人便使我們得以複製這種古老的支援網路。
人類和蜜蜂一樣，進化出了合作的能力。© Frank Bienewald/Getty Images
這種共同撫養孩子的方式使我們在猿類中獨樹一幟。這被稱為“合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它更類似於某些看起來更遙遠的物種的生活方式，比如貓鼬，甚至是螞蟻和蜜蜂——而它給了我們至關重要的進化優勢。
合作繁殖的物種生活在大家庭群體中，在這些群體裡，個體共同努力養育後代。或許令人驚訝的一點是，其他猿類——比如黑猩猩——並不是這樣養育後代的。儘管人類和黑猩猩都生活在由親屬和非親屬組成的複雜社群中，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一些顯著的差異。黑猩猩母親獨自撫養自己的幼崽，很少或從不借助任何外來的幫助，這甚至包括幼崽的父親。大猩猩、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是如此。
（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2F978-3-319-47829-6_1351-1）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826206/）
更重要的是，雌性猿類不會經歷生理上的絕經，這意味著它們一輩子都能生育。因此，一位母親和一位女兒同時撫養各自的後代是很常見的情況。這限制了猿類（外）祖母搭手撫養其孫輩的可能性。
（www.pnas.org/content/105/14/5332）
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孤立狀態下教養子女的能力極其不足。
© Cara Soulia Photography
我們顯然是不同的。在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一直生活在大家庭中，母親們會得到許多其他家庭成員的幫助。在很多當代的人類社會中，情況依然如此。人類父親經常參與撫養後代，儘管不同社會中父親的投入程度有所不同。嬰兒們還從其他各種親戚那裡得到投入，包括哥哥姐姐、叔伯姑姨、堂表兄弟姐妹，當然還有（外）祖父母。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在撫養和保護更年幼的孩子時發揮重要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照顧孩子的責任很少落在一個人身上。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evan.21382）
阿比·佩奇（Abbey Page）是一位生物人類學家，曾與菲律賓的狩獵-採集族群阿埃塔人（Agta）進行過深入廣泛的合作。她表示，我們對這種傳統支援網路的全面瞭解才剛剛入門。例如，在阿埃塔人的社群中，年僅四歲的孩子往往已經能在家庭中提供生產力。
“兒童的貢獻常常被忽視。”佩奇說。在過去，由於對工作和娛樂的嚴格定義，研究人員往往不會注意到，孩子可能某一時刻還在玩耍，但下一時刻就在灌木叢中摘取水果。“（在這樣的狩獵-採集社會中）孩子們肯定會自己供自己的。”她說。
阿埃塔人裡的孩童也會保護他們的弟弟妹妹免受危險。佩奇講述了某一次她與一個四歲的男孩和他還是嬰兒的妹妹一起坐在阿埃塔人的一間小屋裡時發生的事情。他們三個人都坐在地板上，這時有隻蠍子爬了進來。佩奇坦言，當時自己驚慌失措：“我一點兒忙也幫不上。”幸運的是，年幼的男孩知道該怎麼做：“他立刻跳了起來，從火堆裡抽出一根棍子猛擊蠍子，然後在上面跳踩了幾下。”這個簡單的舉動很可能挽救了他妹妹的生命。
（socialsciences.nature.com/posts/51985-when-is-childcare-really-childcare）
這一經歷促使佩奇思考什麼才算是有意義的兒童保育（childcare）。在西方，兒童保育通常意味著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一般是父母）不僅要照看年幼的孩子，還要為其提供大量的激勵，並深度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去。當父母因為忙於工作等原因無法做到這一點時，他們可能會感到內疚或是力不從心。
但是佩奇的研究揭示出，可以用許多其他的方式來照顧孩子、使他們茁壯成長，而不必僅僅把所有的擔子壓在父母身上。
事實上，兄弟姐妹之間的保育，也即由年長的後代幫助撫養年幼的兄弟姐妹，是能進行共同繁殖的物種的一個典型特徵。貓鼬會尋找可以和幼崽分享的食物，還會在洞穴裡照顧貓鼬幼崽。它們教授幼崽如何安全地處理危險的獵物。雌性貓鼬甚至會產奶來餵養它們的弟弟妹妹。就像那個把妹妹從蠍子面前救出來的孩子一樣，這些合作社群中最重要的保育形式裡也有部分包括保護年輕的個體：保護它們免受掠食者的傷害，遠離麻煩。
相較於單獨撫育後代的方式，合作繁殖有一個關鍵的優勢：它可以使一個物種的適應性變得更強，並且可能進化為一種抵禦逆境的手段。
在這個星球上最熱、最乾旱的地區，發現了許多合作繁殖的物種。早期人類同樣生活在難以找到食物的艱苦地區，食物需要依靠採集、搜尋或獵殺獲取。對人類而言，合作是生存的先決條件，而對同時代的大猿卻並非如此。我們的猿類表親都生活在相對穩定、良性的環境中——基本上都是巨大的“沙拉碗”——在那裡，它們更容易獲得用以養活自己和任何依賴它們的後代所需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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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沒法真正解釋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畢竟，我們西方的家庭觀念太強調母親保育，而很少強調其他家庭成員的貢獻。人們的期望是，母親和父親——甚至僅僅是母親一人——作為保育者就已經足夠了。
然而，根據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進化人口學教授麗貝卡·西爾（Rebecca Sear）的說法，這種自給自足的核心家庭的觀念反映了西方研究人員的經驗和世界觀，而並非歷史現實。
西爾表示，由一位男性養家餬口的核心家庭這一理念，在二戰戰後時期尤其根深蒂固，因為當時“學術界充斥著富有的西方白人男性，他們環顧自己的家庭，就認為世界一直都是如此”。
（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abs/10.1098/rstb.2020.0020）
© Topic Studios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詞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出現，它所指的家庭結構本身則更早出現，這種結構以父母雙方和相對較少的孩子為核心，可能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有關，因為從農業向製造業的轉變使人們能夠享受更獨立的生活方式。
另一種解釋是，中世紀西方教會的政策禁止大家庭內部的近親和遠親結婚，導致家庭單位縮小。但儘管“核心家庭”在20世紀的西方研究和流行文化中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概念，現身於無數的小說、電影和電視節目中，西爾解釋說，即使在西方，它實際上也是相當反常的。
“全球範圍內，只有父母和孩子共同居住的情況是相對較少的，”西爾表示，“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各不相同，但普遍的情況是，父母會在撫養子女時得到幫助，即使是西方的中產階級也是如此。”
當涉及到我們的家庭結構時，我們與螞蟻的共同點比與其他猿類的共同點更多。© Getty Images
她解釋說，對於人類而言，典型的家庭結構並不是由單獨一對夫婦來撫養孩子。相反，在撫養孩子時，我們通常需要並確實會接受幫助。女性作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觀念也不像人們有時刻意宣傳的那樣傳統。在歷史上和當代的生存型社會中，婦女在家庭生產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婦女也是養家餬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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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人類像黑猩猩一樣撫養後代，有點像是把一隻螞蟻從她的群體中隔離開來：我們不一定適合這種生活方式——而且通常很難順利適應它。承認我們需要他人並不是失敗的標誌，而是讓我們成為人類的特質。
譯/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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