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別的，先來一段眾所周知的。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翻譯：

　　高祖是沛郡豐邑縣中陽里人，姓劉，字季。他的父親是太公，母親是劉媼(ǎo,襖)。劉媼曾經在大澤的坡上休息，夢中與神相遇。那時候電閃雷鳴，太公去找劉媼，看見一條蛟龍趴在她的身上。劉媼就有了身孕，產下高祖。

看看這有點史學家嚴謹態度嗎，這簡直是路邊社的小道訊息，為了證明劉邦天生是皇帝。《史記》中，記載蘇秦激怒張儀進入秦國的故事。但是從馬王堆出土的文物來看，蘇秦和張儀沒有交集，不是同一時期的人。還有《匈奴列傳》中記載大將蒙恬領兵擊退匈奴三十萬，而在《秦始皇本紀》中記載10萬，兩處自相矛盾，令人不解。至於三皇五帝部分基本快成封神演義了，基本是道聽途說，史記我們可以當文學作品來看，當正史就算了吧。

首先，司馬遷並不是自媒體，而是受到皇族官方鉗制的。

《史記》虛構肯定是有的部分，劉邦是母親與蛟龍所生，這肯定是虛構的。

當然其中的對話，也是不少的作者自己想出來的。

但是總體評價，《史記》仍然是，記載中國歷史的一部鉅著，只是大事件，歷史的走向，這些都是真實的。

司馬遷怎麼可能是一個自媒體作者呢？他是吃皇糧的作者。

當時他對漢武帝的做法是有些反感的，但是又不能不服從。於是藉助《史記》將自己的想法融入進去，如記帝王的事應該叫本紀，可是他將沒有做過皇帝的項羽也列入本紀中，就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失敗的，一個成功的。如記錄諸侯大臣的叫世家，他卻將孔子列入世家當中，實際是欽佩孔子儒家反對當時一些不良風氣。《史記》就是漢代的謗書，在當時的環境下，有些必須採取春秋筆法。

司馬遷是如何受宮刑的？原因是替李陵講了幾句好話。因為李陵攻打匈奴，但是因為匈奴人數多於李陵所帶領的軍隊，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戰，雖斬殺了一萬匈奴，但是由於後備軍沒能及時趕來，糧草也急需補給，最後還是兵敗於此，成為匈奴的俘虜。

司馬遷告訴漢武帝，說李陵重情義知孝道，絕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他這次出兵只帶了五千人，卻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作戰。這些話觸怒了武帝，武帝判他宮刑。

連說出這樣的事情真相都被做了宮刑，其他的就能更難想像。

司馬遷出生小康家庭，他的祖父司馬喜用糧食換得九等五大夫的爵位。他的父親司馬談博學多識歷任太史令，太史公。司馬遷小時候拜孔安國，董仲舒為師，後繼承父業任太史令，是吃皇糧在體制內的公務員，並不是現在的自媒體創造者。《史記》也是在漢武帝及皇家的支援下，根據史書記載從皇帝時期到漢武帝在位期間，共計3000多年的歷史，其中當然有一些記載沒有那麼詳細，但是說有很多虛構，應該不合適，不然也不至於受宮刑，胡亂虛構可能小命不保，當然幾千年的歷史總結，只能從一代代的史料中提取，有不符之處也是合理的

我贊同你的觀點。

司馬遷在漢朝絕對是歷史領域的“大V”，另外所寫的《史記》裡面有虛構的成分。

漢代的太史令並沒有寫歷史的職責。司馬遷寫《史記》是子承父志，完全屬於他個人的一種“業餘”活動。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將修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可惜壯志未酬。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3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可見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不是職責所在或者受到皇帝的命令。

後來，司馬遷因“李陵事件”按罪當斬，後來選擇以腐刑贖身死。

他並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希望藉助於《史記》一書而揚名後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另外，他父親的遺願尚未實現。他需要活下來，以便將父子兩代的心血最終轉換為一部不朽的鉅著。

首先，《史記》本質上是一部求真求實的歷史學著作。為了編寫《史記》，司馬遷曾利用他做太史令的職務讀遍了“石室金匱之書”。所以魯迅首先表彰它是“史家之絕唱”，然後才說它還是“無韻之離騷”。

在《史記》中，司馬遷總是直截了當地敘述他所知道的事實情況，而一點也不會為了替尊者、替有權有勢者遮掩什麼而使用所謂“曲筆”。

西漢的開國功臣大多數出身低下，周勃靠為人吹簫送葬為生，樊噲是殺狗人的兒子，欒布是酒店裡的跑堂，灌嬰稍微好一點，是販綢緞的小買賣人。司馬遷身為漢人寫本朝的歷史，卻對這些都一概直書，毫無忌諱。甚至對皇家的醜事，他也照寫不誤。劉邦貧賤時被他父親罵作“無賴”，審食其與劉邦的寡妻呂太后不清不白，諸如此類的事情都被司馬遷寫進他的《史記》。

司馬遷能夠做到“直書其事”或者“直筆”，主要是說他對自己所記錄的事情不願意加以故意的隱瞞或篡改；是說他知道某事如何，就一定照著那樣子把它講述出來。

但是，在《史記》講述的故事中，肯定加入了不少由講述者新增在裡面的想象成分。

我們都知道，劉邦陣營裡最會打仗的人是韓信。當劉邦被項羽射中胸口、接著又被楚軍圍困之時，韓信卻在項羽分封的齊國大打勝仗。因為自己差不多滅了齊國，韓信從前線送一封信給劉邦，要求劉邦封他一個“假齊王”。

劉邦讀完這封信勃然大怒，罵道：“我被楚軍重重圍困在此地，從早到晚盼望你來救我。你卻只想到要做什麼‘假齊王’。”坐在劉邦身邊的張良、陳平一聽急了，連忙在桌子底下踹了劉邦一腳，把嘴附到劉邦耳邊，輕聲對他說：“目前形勢對我們不利，韓信如果自立為王，你能禁止得了嗎？不如順水推舟，封他一個王，把他籠絡起來，使他不至於反叛。否則很可能會有麻煩。”劉邦一下子明白了，連忙接著前面的話轉彎說：“大丈夫想做諸侯，就應當做真王，還要做假王幹什麼？”他立即派張良趕到韓信軍前，封他為“齊王”，同時調發韓信的援軍來解自己的圍。

這個故事十分精彩。但是張良、陳平在桌子底下踩劉邦的腳，這是誰看見的？兩人貼著劉邦耳朵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在場的人們真正能看見的，至多也只是張良和陳平與劉邦交頭接耳的情景而已。其他情節無非是講述者根據事態演變的邏輯線索補充進去的。

另一方面，《史記》在“發掘”某些當時已所知很少的事件或人物時，由於素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李代桃僵乃至化虛為實。《史記》塑造的屈原形象，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

直到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屈原在人們的印象裡，不過是一個過度敏感和自尊而偏偏又懷才不遇的文學家而已，他在先秦文獻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錄。

他塑造屈原的形象的依據：一是由屈原本人所寫、也包括後人依託屈原之名創作的那些被稱為楚辭的作品；二是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遵照武帝命令撰寫的《離騷傳》。

在《史記》中司馬遷筆下的屈原是一位以勇於一死來向黑暗、罪惡的社會勢力進行抗爭的道德英雄。

《戰國策》顯然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記載。看來司馬遷並沒有仔細地考慮過，在這本書所記載的許多巧妙的陰謀故事裡，究竟哪些才真正經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寫進嚴肅的歷史著作裡去。

司馬遷和他的《史記》在歷史上上超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要說同不同感，還得從一點一滴的證據說起。

洪邁曾說過，《史記》中的十二帝王本紀最不可考信。他用一最字，說明不可考信的不止帝王本紀，還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可信之處。

首先韓非子指出疑慮，他考證後，認為《史記》中部分史實有誤，比如堯禪位給舜的記載，實際的事實則為堯被舜所囚，舜採用暴力手段奪取了帝位。

然後洪邁也來糾錯，他認為《史記》記載稷和契之事，兩人依身世推算，“相去六百年”，而《史記》卻寫稷和契同仕於唐虞。故不可信。

另劉邦的出生籠罩了一層神化的色彩。《史記》這樣描寫劉邦其母劉媼的神遇:

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逐產高祖。

作為一部史書，敢這樣寫，這與玄幻小說何異？於是後人便開始猜測，事實應該是劉邦不是太公親生，而其母與人私通時太公還抓了現行，因為你看這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那麼司馬遷寫劉媼與蛟龍神遇，還寫得如此清新脫俗，實是因為司馬遷不敢說實話呀，子產寫史說了真話不是被殺了嗎!

1,盤庚遷都的若干問題。

盤古遷殷，現在歷史上己經根據近代出土的古文獻，推斷為公元前1298年。而《史記》記的卻是相當模糊，並未說具體時間。

另外《史記》認為盤庚是由河北遷都到了河南西亳(今鄭州商城)，而近代學者已經從出土的《竹書紀年》推斷，盤庚遷都其實是從奄(即今山東曲阜)遷往殷墟(即今河南安陽)。

2,秦律法與陳勝、吳廣起義的原因關聯。

1972年發掘的一座秦代古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記錄秦朝的律法，其中關於超過期限到達徵地，並不會處死，而只是一些較輕的處罰，若是因天災阻礙了行程，還可以免罪。

那麼《史記》記載陳勝、吳廣等是因暴雨延誤，按律當處死，才不得已奮起造反的，這個與出土的秦律文獻是相沖突的。

我們只能這樣猜測:司馬遷歷時十九年才作成《史記》，除了查閱大量書籍資料，還到民間進行了無數走訪採集，其中民間流傳的秩事，他認為有價值的便納入書中，而民間傳奇式的秩事經常會摻雜老百姓的藝術加工。

3,博浪沙刺秦的疑點。

《史記》記載如下: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

張良請一個大力士手持鐵錘重一百二十斤，埋伏在官道，見始皇車隊過來，然後揮起鐵錘砸過去，只打中副車。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秦漢時期的一斤約258克，那麼一百二十斤相當於現在的六十斤，目前男子鉛球運動世界紀錄為23.12米，而男子比賽用鉛球僅重7.26公斤。所以大力士必須近身兩、三米之內才有可能砸到馬車，那護衛的武士都幹什麼去了呢？所以博浪沙刺秦也許只是民間傳說，或者張良自編故事包裝自己。

其實，以上若干疑誤，並不能說明，《史記》不是一部史書，一部五十二萬字的鴻篇鉅著，有少許瑕疵，根本影響不了它的偉大的歷史地位，況且，憑馬司遷一人之力，而能完成如此“手闢鴻濛”般的奇作，舉凡世上，能有幾人能做到。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

司馬遷曾拜孔安國，董仲舒為師，後繼承父業任太史令，文章學問，名滿天下，影響力絲毫不亞於今天的大V。

他的《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被譽為“史學雙壁”。

我們看一下《史記》分別記載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出巡時的情景：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項羽）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史記·項羽本紀》

高祖（劉邦）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高祖本紀》：

司馬遷比劉邦小111歲，比項羽小87歲，顯然他壓根就沒見過劉邦和項羽，當然不可能親耳聽到他們說的話。那麼《史記》中記載的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時說的那番話，算虛構嗎？

我們仔細品味，項羽慷慨豪邁，毫不掩飾，所以他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宏圖大略，城府極深，所以他說“大丈夫當如此也。”他們的話，與他們的性格特點完全相符。因此，這是一種歷史書寫的方式，不是虛構。

這個觀點有意思，但其實不盡然。我認為司馬遷寫史，號稱秉筆直書，有所臧否，雖然也自己忍不住發些議論，但身份的確是個史官。

真正搞自媒體的人，應該是那些寫稗官野史的人——例如宋代的洪邁寫《容齋隨筆》，放到今天，妥妥的自媒體大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