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無為而治缺乏進取心，不為有人用。法家嚴峻，加上秦二世而亡，遭人棄用。墨家，統治者做不到，不願束縛自已，不會用。儒家有兩面性，符合封建統治者愚民和穩定社會的需要，所以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用。不過，自宋以後特別是南宋以後，以程朱理學為起點，封建制度逐步反動，儒家守舊的一面與沒落的封建制度互為裡表，毒害華人思想，死水一潭，影響了近代中國發展。自文藝復興以來，各個方面都落後於西方，以致於建國以來，我們現在雖然許多方面已迎頭趕上，還有許多公知和西粉，還是枉自菲薄，總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其實，這實質上也是受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一種表現。所以，對傳統儒家文化，一定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中國選擇了儒家文化？秦始皇靠儒家思想統一六國？漢朝哪位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發家的專制思想）

中國的封建王朝選擇了外儒內法，諸子百家相輔相成的文化。

道家是黃帝部族的工業“媽媽”信仰延續，法家是農業炎帝部族的“爸爸”信仰延伸。

儒家是平民性質的世俗行政長子，“長兄如父”，是農業蚩尤九黎部落的“黎民”思維發展。

兵家是貴族性質的世俗軍事次子，“急公好義”，是炎黃聯盟領導下的“百姓”部族力量的新陳代謝。

陰陽家本來是貴族性質的宗教長女，後來佛教傳入中原之後，後來居上成為宗教平民神權長女，陰陽家就成為了宗教神權貴族次女。

墨家是平民性質的世俗輔政幼子，實際上是武士儒家，傳統儒家專門用於稱呼文士儒家，所以儒家與墨家本來就是一體兩用，不存在另闢蹊徑的說法。

縱橫家是貴族性質的宗教神權幼女，實際上是文士兵家，專門從事參謀及外交，所以兵家與縱橫家也是一體兩用的關係，沒有根本性的區別。

中國的行政學說，最先是炎黃聯盟“巫神婆婆當家”，接下來是周王朝“道家媽媽當家”，秦王朝“法家爸爸當家”，最後到漢武帝時期實現“儒家長兄當家”，由於“長兄如父”，儒家基本繼承了法家的思想，但又有所區別。

中國的宗教學說，最初是《易經》起源，“河圖洛書”啟蒙，最初的宗教神權，由貴族陰陽家掌控，後來發展為平民佛家掌控。

總的來說，儒家與佛家都是佔據平民的領導地位，在世俗及宗教兩個方面成為了當時時代的弄潮兒。

實際上中國曾經選擇過道家和法家。秦國在法家思想的統治下，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兵甲百萬。但是統一六國之後，法家的弊端日益顯現，嚴厲的法律使階級矛盾和權力鬥爭爆發，秦朝迅速的滅亡。漢初，採取的就是道家思想，但是在這種思想下，政治上君權受到了各地諸侯的挑戰，經濟上國家財政無法統一。上層社會腐化墮落，淫亂不堪。在這情況下，探討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儒家成為了歷史的必然選擇。首先儒家提倡大一統的思想，加強皇權。其次，儒家吸收了各派思想的精華，重新壯大起來。儒家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成為了統治思想。但是法家也沒有消亡，中國很多王朝基本上是外儒內法，道家也在中國宗教史上寫下了濃墨的一筆

其實是一種從上到下的相互選擇。

帝王需要疆土的統一。

小老百姓們需要減少戰亂的太平日子。

儒家讓國家更穩定。

君王能得到滿足，小老百姓也能被滿足。

實際上，相對於歐美國家崇尚自由叛逆的文化，華人似乎走上了協同進化的道路。

這次非典看起來也很明顯。

似乎華人比歐美老百姓，更加能向隔離禁令妥協，中國也在團體協作下戰勝了疫情。

相反歐美似乎走上了群體免疫的道路。

文化對一個民族似乎真的有影響。

與其說中國選擇了儒家文化，莫如說兩千餘載的滄桑歲月，選擇了以和為貴。

十年“探索”批判孔孟，又如何？華人引以為傲的仁義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慈孝之心、耕讀之心、惻隱之心、敬畏之心、辭讓之心，無一不是源自儒家的中庸思想。

十年“探索”倒行逆施，須銘記！少喊些不著調的厲害啊，多幹點接地氣的活兒，如何？少摻和形式大於內容、口氣大於力氣的事兒，如何？

信奉儒家文化，如此而已。

我們應該知道，中國選擇儒家是從漢武帝開始的，在此之前，“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派不上用場，秦朝更不會採用儒家學說。因此，諸家學說在漢代之前都只說，根本沒有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層面的可能。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漢代。漢初汲取強秦“忽而亡”的教訓，輕徭薄稅，與民休息，施行黃老道家之術，對外和親，對內發展生產，經過幾代積累，尤其是文景二帝的勵精圖治，到了武帝接班時，國家以空前強大。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自幼胸懷大志，他傷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對外抗擊匈奴，對內削藩，同時建立像秦朝一樣的具有強大威懾作用的國家輿論系統。

不要以為漢武帝是純粹的儒家，儒家對他而言只是一個名號，他要讓天下百姓（朝中文武大臣）相信，大一統的國家，皇帝就是周天子，天子是為天下蒼生謀利的。而儒家學說只能用來說教，充當門面，要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重塑國家指導思想，必須對傳統思想進行一次徹底的升級改造，建立一套既能安邦治國，又能為知識分子接受的信仰系統，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統一。在此國家治理的大背景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運而生。

漢武大帝是一個秦始皇式的豪傑。對內消滅割據勢力，強徵暴斂；對外領土擴張：並北韓，吞百越，徵大宛，破匈奴，是名副其實的漢版秦始皇（不要以為秦始皇是暴君）。

因此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術”，易經不再是春秋時期的儒家學說，而是儒學+天道+法術的合體，是外儒內法的思想體系。與其說漢武帝是一個儒家，毋寧說它是一個法家更恰切。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漢武帝和漢儒董仲舒們，在漢武帝既要雄強又要安撫，以保證天下一統思想指導下，對諸子百家學說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融合、大改造，為了實用且易被接受，只好取了一個相對柔和的名稱“儒術”。因為法家思想暴戾因此不能明說，又因為儒家不具威懾因此拿來充當旗號。

“三綱五常”是法家的君治核心。在法家之前，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是一種倫理秩序和道德規範。而韓非強調的是強權政治的常規手段，順之者則常，逆之者則亡：“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為了迎合漢武帝，改變了孔子“不言怪力亂神”的思想，把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陰陽家的五德始終說拿來作為對“三綱”順興逆亡的解釋，以讖緯之學為三綱開道，起初受到漢武帝的斥責。武帝說：天下禍亂歸罪於皇帝。豈非嫁禍？於是只保留上天對“天子”的降祥布吉而刪掉降罪處罰之說。

為了鞏固皇權地位，防止豪強滋生。漢儒們挖空心思，開始在仙道上下功夫，在神學上找依據，改造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為“天人感應”，認為：天之子，順其理，通其道也，是替天行道，代天宣化的使者。天子是心臟，臣民是四肢：“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天下百姓要順他心，遂其意。否則天理難容。

漢儒一個主要特點是繼承了韓非的法、術、勢思想，在韓非君權思想基礎上，更進一步強強化皇帝權威：“威分則失權。”這裡面說的“威”即是韓非的“勢”，就是皇帝獨斷專行的權威。皇帝的維權思想就此建立。此後，升級後的“儒術”頒行全國，興官學，建孔廟，為歷代所法。到了宋代有進行了一次道佛的吸收擴建，使儒學體系更加完備，儒學地位更加穩固。

這就是整個儒學之所以被改造利用的過程和原因。其所謂的儒學，早已不是孔子時期的傳統儒學，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斷融合和升級，一個外儒內法的綜合體。提到儒學，一定要想到道儒法陰陽甚至玄學、中國化的佛學，在其間的有益成分，是中國傳統文化，按照一定的方向進行的不斷揚棄與合流。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獲得漢武帝的認可。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難道是為了儒家能拍馬屁，搞洗腦愚民才看中儒家的嗎？

從漢初始，使用道家“黃老”學說治國，清靜無為，輕徭薄賦。使民力從亂世後得以恢復。政治穩定，經濟水平提高。但隨年代發展，弊端開始出現。

武帝繼位時，內憂外患不斷。

在外，匈奴寇邊。屈辱的“和親”政策擋不住匈奴掠奪本性。從漢初以來六十年，匈奴入寇百餘次，士民死傷以數十萬餘計，數十萬戶家破人亡，被屠三十餘城。長城烽火，連年不斷。

有三次，烽火甚至燒到長安甘泉宮外。

在內；劉氏分封諸侯王尾大不掉，威脅皇權。各地豪強利用道家政策的不作為，兼併土地，漁肉鄉里。階級矛盾在逐漸加劇。

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清靜無為”不再適合時代發展。

而此時儒家以銳意進取的姿態，取代黃老“無為而治”。

出身儒家“公羊派”的大儒董仲舒，融合諸家思想，提出：“天人相與”，天子受命與天。“大一統”“大復仇”（為公仇非私仇）。明“夷夏之辨”，尊王攘夷。“三綱五常”的儒家宗法思想，鞏固中央集權。為強化皇權，進行全面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漢武帝任用儒家的同時，深明廣開言路的必要性。“悉延百端之學”並立朝堂。廣攬人才為己用。

也就是說，漢武帝雖重用儒家，但並未罷黜百家。這個鍋，不能漢武帝來背。

儒家又是如何將百家徹底淘汰的呢？

根本之處在教育。古時書籍抄寫用竹簡，價格昂貴。書籍和知識都被世家大族所壟斷。

與高冷的植根於上層貴族間的道家黃老，陰陽家，法家等諸家學說不同。儒家學者以熱忱的姿態，為貫徹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深入民間，推廣教育。

單憑儒家學者的人數，便徹底碾壓了諸子百家。雖然墨家也同樣深入民間，但其學說不被統治者喜歡，所以不能獲得發展。

儒家在發展過程中，自身也不斷變化。剛健好鬥的“公羊學派”，後來被受權貴豪強支援的穀梁、古文等派所取代。講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文人雅士們，徹底成為後世主流。

可以說，儒家是靠努力，積極適應時代發展。主動改造自家學說，來投統治者所好。徹底霸住朝堂，實現一家獨尊的。

道家強調處世，無為而治，過於順其自然。

法家強調，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且法家是玩真的。

只有儒家從董仲舒開始強調天人感應，神話了帝王，認為帝王是上天任命的，其他人無法染指這個位子。

對比一下，如果你是皇帝，恐怕也會選擇儒家。

儒家文化更靠近大眾和人道，畢竟大眾生活在人們彼此交往的群體社會中，道家文化偏向人與自然之道，大眾需要解決了生存問題才會問道於天地。王陽明也一開始向道家和佛求解，最後擺脫不了人際之間的交往，向儒家靠攏，求人心之道，努力做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