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

這種情況與民族風俗習慣有關，與金錢無關。後宮佳麗三千與封建王朝同在，峙廟僧人與女性無關，社會主義國家提倡男女平等，至於這放面的開放就免了吧！

就德國來講，其民風俚俗在歐洲本屬中庸，只荷蘭帶壞了節奏，致使曰耳曼民族未能倖免。

德國性開放是亦步亦趨，並非領頭羊。其實他們的性工作者就是不開張營業，政府也虧待不了她們。只一味禁止、女權主義來個沿街裸體遊行以示抗議，政府也得來個費力不討好的維持秩序、還徒耗國弩，所以乾脆放任算了。

德國作為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歐盟領頭羊，實施的是遞進式納稅制，收入越高、課稅越多。德國是中產居多的國家，貧者不多，國家有行之有效制衡手段、以抑制貧富懸殊。

至於開放的風俗業，由它去吧。畢競是資本主義之瘤、想割除也難。再說、人家也合法，咱們也就議論一下罷了，別無它意。

就全歐洲來說，德國男人的開放程度一般。對陌生人和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弱，偏保守。如果你這裡的“開放”指的是對性的態度。也沒有證據表明德國男性比其他國家男性更“開放”但要注意，以上觀點針對的是在德國本土的男性。如果將群體指向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德國男性，那麼，有一部分確實是非常“開放”的。此類群體多為在中國獨居（是否已婚很難說），外向，開朗

去年9月初，由於疫情期間被迫停業，德國西部城市科隆的主要地標妓院“Pascha”入不敷出，已申請破產。

該妓院的大約60名內部性工作者和120名外聘性工作者員工就此沒了工作。

但我們似乎也沒必要為他們擔心。

一是疫情早晚會過去，二是“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暫時沒了飯碗的，在德國這個性交易合法的天堂裡，還愁賺不到飯錢？

01

激情合法化

2002年，德國在施羅德政府任期內通過了《賣淫法》，確立了賣淫在該國的合法性。

雖然在此之前德國色情交易並不被法律明面許可，但該行業依舊明目張膽地發展了一個多世紀，德國當局寧願對賣淫行為進行約束和控制，也狠不下心來禁止這種生意。

一個歷史悠久的賺錢生意，下決心禁也未必禁得掉。

就像一戰後，德國經濟社會一度癱瘓，越來越多的女子到妓院找工作。

納粹黨上臺後，雖然將眾多妓女們扔進了集中營，將她們標記為“墮落者”，但也並沒有完全取締妓院，還給其留下了“可掌控”的生存空間。在1927年的“對抗性病法”透過之後，嫖娼甚至都算不上違法犯罪了。

到了二戰時期，為了保證男子的生理健康、減少性病傳播風險，當局還建立了臨時的妓院網路讓士兵們滿足性需求（軍妓），認為這樣總比濫交、亂交、強姦頻發好得多。

正因為在“性”上比較寬鬆，德國一直都能吸引眾多海內外尋歡的遊客。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2002年《賣淫法》出臺。該法案旨在保護“妓術人員”的合法權利，看起來對他們是有利無害的。

但在批評者眼裡，該法案過於寬鬆，很容易讓德國淪為“歐洲的妓院”；而在支持者看來，這項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很大，只有賣淫合法化了，才能進一步改善保護性工作者群體的法律地位和社會狀況。

事情，真就按著支持者的想法發展了。

為了給“妓工”們更多支援與保護，2016年底，德國又頒佈了聯邦法律《妓女保護法》，希望從事性工作的人主動進行登記，以便該法律對其提供保護。

該法律對賣淫場所的運作、工具的提供、賣淫活動的組織和實施進行了規定，還對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進行監督，例如為妓工安排體檢、要求她們每次活動必須佩戴安全套等等，違反法規者可被處以最高10000歐元（約80800元）的罰款。

截至2018年底，根據《妓女保護法》登記的合法性工作者人數為32800人。

但是這個數字只是在正規妓院、娛樂俱樂部工作的一部分人，實際的性工作者人數要多得多。

國際組織TAMPEP的一項研究表明，全德國大概有約40萬名全職或兼職性工作者（其中93％為女性，4％為男性，還有3%的跨性別者），每天為120萬個嫖客服務。

因此也有說法認為，德國賣淫合法化的做法其實是失敗的。

一方面，絕大多數妓工們壓根沒有自我保護意識，對繳稅或領取福利缺乏興趣，也就不會去登記；同時很多人更喜歡獨立工作，而非簽訂合同到妓院幫人打工。

另一方面，德國的性販賣和性剝削活動反而有所增加，受害物件主要是東歐和中東的婦女。

這些性工作者與嫖客合力，造就了德國年收入為180億美元的大生意。

02

處處香豔

德國賣淫合法化之後，其位於科隆的Pascha （歐洲最大的妓院） 夜夜笙歌，燈火通明，生意愈發紅火。 甚至在科隆火車站附近的計程車上都貼滿了Pascha妓院的廣告 （當然了，廣告物件是外地來客） 。

Pascha佔地9000平米，高達12層，每天有100多位登記在冊的簽約性工作者接待1000多位客戶。

類似的大型妓院還有柏林的“國王喬治布羅特爾”，下午4點開放，99歐元可呆到第二天天亮，這也是德國第一家統一收費的妓院；以及位於斯圖加特的“天堂”。

但不是所有的妓女們會都選擇簽約這種大型妓院，俱樂部也是個一個選擇，比如FKK俱樂部（FKK即Freikrperkultur，原是倡導身體自由的一種運動，也叫裸體運動）。

這種俱樂部中游泳池、桑拿房、酒吧、臥室一應俱全，並且正如其名，裡面工作的男男女女們都是裸體的。

FKK俱樂部通常夜晚至午夜營業，入場費大概在35歐至70歐（約282至565元），涵蓋了眾多娛樂設施的使用費。

入場後，顧客們可以整夜在桑拿浴室、酒吧和臥室之間往返流連，體會從生理到心理的多重快樂。

FKK俱樂部遍佈德國，以及德國之外的奧地利、荷蘭等部分地區，不過主要還是集中在萊茵河-魯爾大都市地區和法蘭克福，“知名選手”包括2005年秋季開業的柏林Artemis，黑森州的FKK World，以及和巴特洪堡附近鄉村的FKK Oase。

其實無論是大型妓院還是FKK這樣的俱樂部，都屬於合法娛樂場所。

對性工作者來說算是比較好的工作環境了，不在這些場所營業的“妓術人員”會到別的場所營業。

比如很多人選擇在紅燈區以每天80-150歐元（約646-1210元）的價格租個一居室的小公寓，自己當老闆，再僱上幾個人一起做這件愉悅別人的生意。

營業時，性工作者在門口或視窗拉客，接客價格由工作者自行決定，起步價大概為25至50歐元（約201至403元），最終的收費再根據顧客後續的定製需求來算。

由於在這裡，性服務收入不需要像在俱樂部工作的人那樣與老闆分享，完全屬於自己，因此這種方式頗受妓女妓男們青睞。

此外，一些酒吧或咖啡店也是獵豔的絕佳場所。

在酒吧中，性工作者常常會出招測試來者意圖，篩選出單純喝酒的和饞人身子的，再對後者進行進一步引誘，最終達到出售性服務的目的。

不過這種情況下，肉體服務價格主要由酒吧老闆決定，最終賺的錢也是要與老闆共享的。

同時，這些提供性服務的酒吧和咖啡館之間也會互相競爭，推出一些有意思的優惠活動來拉客。

比如安排一些賭博遊戲或出售消費卡之類的，讓顧客獲得下次光臨免單或折扣的資格。

柏林就有家咖啡店向顧客售賣“會員卡”，好處是光臨5次後第6次入場半價優惠，光臨10次之後第 11 次就可以免單。

03

要求復業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重創了各行各業，對性工作者也是一記重拳。

為遏制疫情傳播，2020年3月14日時，德國幾個聯邦州關閉了自己州的娛樂場所；一週後，德國中央政府勒令全國範圍內的娛樂場所停業。

於是德國一眾大小妓院、酒吧俱樂部、以及各種紅燈區自此之後便冷清起來。

其中德國最紅火的紅燈區，位於漢堡聖保利區的Reeperbahn，還因禍得福，達成了“一英里範圍內兩個世紀以來犯罪率最低”的成就。

但話又說回來，持牌娛樂場所的繼續關閉讓多數性工作者生活沒了著落，也迫使部分人流落街頭悄悄拉客，或者在社交網站上發招嫖帖，宣傳自己的生意。

但是一直這樣下去對性工作者來說總不是個辦法，畢竟很多本來願意找樂子的潛在客戶在病毒面前也慫了，並不敢在私下約。

隨著夏季到來之後，瑞士等歐洲國家漸漸放開了經濟活動，德國的失業妓工們便不樂意了，在科隆、柏林、漢堡等地舉行了抗議活動。

規模比較大的一場發生在7月11日。

那天大約400名來自德國各地的性工作者和妓院老闆聚集在漢堡的紅燈區遊行示威，要求德國妓院重新開放。他們舉著抗議牌子來回走動，而牌子上面寫著：“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需要您的幫助”、 “不能因為疫情就將性工作定為非法”等等；還有的抗議者在街角亢奮地演奏小提琴等樂器，為示威助興。

從業人員數量龐大，總得要生活嘛。

這場示威活動是由德國的性工作者協會組織的。

相比之下，反而是讓德國無法正常營業的賣身者們私下接野客，才會帶來更大的衛生和健康風險。

或許是迫於輿論壓力，柏林在8月中旬時允許自家妓院重新開放，但禁止發生性（交）行為。

直到9月初，才放開了禁止肉體交歡的規定。當然，前提是保證安全和衛生。

那和不開有什麼區別呢？ 是要交流防疫心得麼？

此時，49歲的資深妓女簡娜，早已在自己租的小公寓整理好床鋪，噴上香水，等待客人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