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就是儒家的一個分支。荀子是儒家又是法家韓非子李斯的老師。歷史上不存在什麼儒法鬥爭，法家領袖被殘殺跟統治者有關，跟儒家毫無關係。

儒家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直是讓百姓做人怎樣做人的標尺，歷代君主長期沿著這個思想統治了中國數千年，你想他的作用非尋常可比，可以說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要放到當今，他只適合於對兒童和百姓了，對國家機器不能照單全收了，現在按事實說事，再有人們的辦事原則把過去的一些思想給折衷了甚至是顛覆了。還有些新生事物，不道德的行為不讓你按正規渠道辦事了，現在就是違背了儒家思想也是被逼無奈的，學生學蔬才淺法學沒有學過，無法論斷，只有這些。

以本人的分析，不管是儒家思想還是法學的治國思想，各有一定的道理，為什麼國家就是納賢納智也難以使其真正得到施策，原因還是封建帝統制，制約了材能與智慧，讓民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維邏輯來推行帝王的統治，民沒有獨特發揮的權力，理論再好制度不行也不能真正發揮其效能，如果真正是以民為本限制施政者的特權，國家不會搞不好也沒道理搞不好，不管是法儒兩大思想都有它的精華所在，一切都歸於沒落封建帝制束縛了發展和前進的速度，每一次政權更迭都是人民在起重要作用，與民讓利一些，沒有將權力真正控制在法治和制度的籠子裡，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儒家奴民，佛家愚民統治者的寶貝，幾千年來統治者就是拿著這個寶貝來領導我們這民族的，不放棄我們的民族永遠不會強大，唯有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希望，當然還要完善。

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屬於主流文化，貫穿中國社會整個幾千年的帝制歷史程序中，是最重要的思想文化。

創立者，孔子和他的弟子。主演思想學說，是仁義禮智信。這個學說體系，為多數帝王統治者尊崇，並利用禮治，德治，人治，朝理國政。百姓，則以倫理道德規範自己的言行。

儒家思想，對古代中國的傳教，根深蒂固，意義深遠。到了近代，其思想，成為抵制外來侵略的重要內容，延遲了對外來其它先進思想的借鑑。到了現、當代，儒家文化，對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治理也有著重大影響，例如：現代企業治理等。正是由於吸收了外來的其它先進思想，儒家文化正在發揮著更加巨大的影響作用，其人文色彩，對中國周邊國家影響巨大，正形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的進步思想之一。

法家思想，是古代諸子百家重要的一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等。主要學說是變法，依法治國，提出一定的平等理念，注重揭示人性惡的現實，其理論，對立於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對於人性，誠信，義利的倫理要用於法制規定，並法佈於眾，這在古代，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皇權穩定，特別是當時歷代的刑法，對社會的安定，起到了重要意義。古代依法治國的進步思想，同時，也在被當代社會所傳承。

環顧古今，把古代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進步精髓，相互作用和結合，同時借鑑西方一些先進思想，形成具有社會主義特色中國，融入更廣泛的國際世界，意義重大。中國近四十年的社會轉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人類歷史上，人類命運體，正在接受著中國文化的檢驗和洗禮。

（1989.9.28 中國發行 J162＜孔子＞郵票 ）

實踐證明，法家治國才是國富民強的根本。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護了社會下層平民百姓的利益，就會損害部分權貴集團的利益，而統治國家的實際權利恰恰掌握在權貴集團手裡，順理成章的，絕大多數權貴階級是沒有天下為公的覺悟的，所以，必然的結果就是他們要爭取自己的利益，破壞人人平等的法治體系。

反對法治的人，不會傻到公開的宣傳私情，更不會明面上反對平等公正。而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兩個，一個是鼓吹德治（個人的感情為基礎），德治的理論來源就是仁義、孝道。第二個就是樹立榜樣（這個辦法特別絕妙），既在表面上宣傳了正能量，暗地中又可以規避權力機構的責任，真是皆大歡喜。這個可能有這朋友會不明白，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武訓就是這樣的一個好典型。

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要用歷史的實際來識。“儒家”思想對維護國家的秩序具有極大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近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去感受。至於“法家”思想，我們可以從古代秦國的崛起去識。秦國是一個偏遠的牧馬之地，無資源，無文明，農業極其落後，這些狀況使數代贏氏心中不甘。自從秦襄公領軍隊救護周平王，周王朝為感激秦襄公便封秦為諸侯國。後來秦穆公廣招人材，使七十歲的百里奚任相國，又任蹇叔為上大夫，開創了秦國治國的大政。穆公後的幾代都在挖掘當世的人才。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人才的治國根本，幾乎全是“法家思想”。我想“儒家”和“法家”在國家統治的作用，應該如歷史的情況吧！

古代華人從來就沒有過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概念，不論哪一家思想所闡述的都是圍繞王權和族權治理引發的問題。法家思想曇花一現，但是儒家思想統治時間很長，然而也沒有明確的關於國與民、國民與經濟發展關係的闡述，因此不客氣地說，儒家思想對後來現代意義的國家發展沒有一點積極作用。如有也只能安民並不能強國，證據就是從漢朝到清朝推行的是同一套儒家治理體系，可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千年幾乎沒變化，唯一大的差距只不過木犁耕地變成了鐵犁耕地，冷兵器始終沒有變成熱兵器，這樣的小家思想怎麼能和大國崛起匹配齊驅呢？不僅不匹配，而且同新興的工業文明以及民主法治文明自相牴觸，民安了政穩了但國家卻遇強而弱了，真正使中國開始走向強大的起點恰恰是在破除尊孔以後。

不同時期，採用不一。

儒家文化在封建制度瓦解後，更多應用在廣闊的民眾之間，適應兩千多年的宗族自治的狀態，成為百姓的基本三觀教育，並在一定程度上以道統約束政府，限制權力。

法家光大於商鞅，在那個封建瓦解的特殊時期，目的在實現法治與集權，增加國家實力與動員能力，幫助秦統一六國，結束了封建紛爭局面。

政府需要集權，如此才能統合禦敵，而相應土地的自由空間又很大，民眾需要凝聚和團結，儒家恰恰就平衡了這樣的缺口。

兩者的作用不同，不應非此即彼的看。

既然是問古代，考慮到歷史是不斷髮展變化的，那就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來比較。

戰國時期的周王室衰弱，諸侯國彼此爭霸混戰。為了強國，西陲弱國秦國孝公重用法家人物商鞅，實施變法，整頓律治，強兵黷武。而其它諸侯國，則崇尚縱橫家、兵家等。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秦國最終實現了強國目的，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治六合，建立起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可見，亂世爭霸中法家威力無邊。

反觀儒家，崇尚禮、仁，期望透過倫理教化恢復西周建立的周禮。要知道，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諸侯國間是靠軍事實力說話，而不是依靠人們的倫理道德，彬彬有禮就可生存。另外，周王室的衰敗就在眼前擺著，要諸侯國發揚周禮，走老路，怎麼可能？因此，不管是儒家創始人孔子，還是被稱為亞聖的孟子，先後周遊列國遊說，最後均以失敗而告終。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學並未發揮治國安邦的作用。

直到西漢政權建立，國家已經統一，從公元前140年開始，漢武帝禁止華人向法家、縱橫家、兵家等學派學習，並且不再任用以上學派的人為官。至此，法家開始逐步退出管理者的視野。同時，漢武帝開始採用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治理國家，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儒學轉變為經學，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巔峰，併成為兩千年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

法家是急功近利(商殃的老鼠論)！儒家才是千秋萬代君臣百姓的糧店！！！法家也是從儒家分出去的旁枝！儒家是集大成者！為千秋萬代開大同世界立下了宗旨理念！是人類的大智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