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句壞話。中：一隻口，一隻筷子吃飯，華人窮。國：華人不可以出國沒有路。來句好話。中字有個口像個〇有個洞⊙像只珠，珠像地球，地球中心。國字四面圍個玉字，生產玉石龍鳳〇的好地方，中國皇帝都是用玉器稱皇。

中國,乃系古今中外對中國的通稱。它是中國數千年文明發展的特有產物,中華民族整體觀念的高度體現。

中國古代的各個民族,隨著祖國曆史的向前發展居中,四方稱東、南、西、北的地理分劃,對四周各族稱“方”的概念,文獻中的“鬼方”東夷,甲骨文中的羌方、人（夷）方等等即是。然而,通查迄今所見商代甲骨卜辭,不見有“中國”一詞。

繼商而起的西周,又把其勢力擴大到長江中游,並實行以姬姓為主,眾建諸侯的分封制度,周天子是眾多諸侯的共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的記述,表明西周時代中國已出現了鬆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雛形。

同時,周人的疆域觀念與商人不同,不僅將眾多諸侯國的地域視為自己的疆土,還把商人稱之為“方”的地區視為周的疆域。

如周景王時的詹伯說: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詹伯的話不盡符合歷史實際,結合上引《詩·北山》的詩句,表明以周朝西都鎬京(今陝西省長安縣斗門鎮附近)和東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東)王畿為中心的大一統思想的出現“中國”一名便由此而產生。

考古資料表明:“中國”一詞源起於西周初年。1963 年,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出土一件定名曰“何尊”的青銅禮器,其銘雲: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辰,王誥宗小子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日,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鶴(治)民。

金文學家唐蘭先生說:銘文首句是說周成王姬誦遷居成周(即洛邑),下文是追述周武王姬發克商後,在廟廷祭告於天時雲,我將居此“中國”,以治民政。(《何尊銘文解釋》載《文物》1979 年第 1 期）依唐先生的考釋,此器乃周成王時所鑄;銘文中的“中或(古‘國’字)”出於武王之口。這表明“中國”一詞至遲在周初業已出現,或許更早。

揆諸先秦文獻,《尚書·梓材》有云:皇天既付中國民,雩(越)厥疆土於先王。

《梓材》所記,是周公對康叔的誥詞,亦系周成王時所作。其中“先王”當指周武王。誥詞在追述“皇天”上帝賦予民人和疆土於周武王時,言及“中國”。

以《梓材》文與“何尊”銘兩相驗證,“中國”一詞出於西周初年是毫無問題的。另一位甲骨文金文學家於省吾先生亦作了相同的考證和結論。(見《釋中國》,載 1981 年中華書局 70 週年紀念《中華學術論集》)“中國”一詞自周初出現之後,被人們普遍應用。有人作過統計,在《詩》,《尚書》,《左傳》等先秦典籍中,“中國”一詞凡 172 見。

不過,就先秦“中國”一詞的含義考察,並非今日人們所說的國家概念,而是意義多樣;“中國”一詞的本身在某些方面的內涵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不斷髮展變化著的。

這裡,就“中國”一詞的主要含義作些簡短的說明:

1、“中國”為地域概念、族稱和“華夏”之邦的含義。

前已提及,中國是多民族的共同體。它的主體部分,古代稱為“夏”或“華”,其他周邊的民族稱為“夷”或“裔”。《左傳》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裔”與“夏”,“夷”與“華”對言,表明“夏”或“華”是與“裔”或“夷”相對的族稱,亦是“夏"或“華”人的自稱。

《說文·攵部》雲：夏,中國之人也。“夏”為“中國之人”的釋說,不獨指夏代的“夏人”，而是包括中國中原地區所有的“中國之人”。

“夏”字,甲骨文作有頭、有手、有足的人形,這是“中國之人”的象形。而“中國之人”周邊民族,如“羌人”的“羌”字,甲骨文作頭上有羊角,軀體作人形的象形,與“中國之人”的“夏”字相比,顯然有種族觀念上的區別。因此“夏”雖屬中國,但“中國”不等於“夏”,卜辭時代的“中國之人”首先應該是商人,當然也包括為商所滅的夏王朝時的“夏人”。

又,就文獻記載來看,“夏”字作族稱,國號始見於西周。《尚書·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這其中的“夏”,指的無疑是夏朝,亦系國名。又《尚書·立政》:乃仟我有夏式商受命。《尚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有夏”即“區夏”,是周人自稱為夏人後裔。勿論歷史的真實性如何,這是周人的記述,對此懷疑甚至否定則是多餘的。

實際上,西周在“眾建諸侯”時,除分封姬姓諸侯外,還以申、呂、齊、許等姜姓舅氏為諸侯,和黃帝、堯、舜、夏、商之後為諸侯。周天子為眾諸侯的“共主”,所分封的諸侯同稱為“夏”。

《史記》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記雲：乃命微子開（啟）代殷後,奉其先祀。《尚書·微子之命》: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這是將原商的朝歌為中心的地區稱“東夏”。這樣,夏、商、週三個古老民族,包括入居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形成為同一民族共同體的雛型,稱為“夏”。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當為這一“夏”民族的稱謂。“夏”和“華”又合稱“華夏”。《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孔穎達疏:“華夏謂中國也。"這是“中國”即“華夏”的最早記述。又“華夏”亦曰“諸夏”或“諸華”。

《論語 · 八佾》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晏《集解》“包日:‘諸夏,中國。”邢昺疏:“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史記·匈奴列傳》“而南與中國為敵國。”《漢書·

匈奴傳》則記雲“南與諸夏為敵國。中國與“諸夏”同義。《左傳》襄公四年：諸華必叛。杜預注“諸華,中國。”中國與“諸華”可互舉。

那麼,“華”或“夏”,或“華夏”“諸夏”“諸華”何以釋為“中國”“中國之人”呢?清人段玉裁在《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句下作注云: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蕪,西南焦僥,東方夷也。

王筠《說文句讀》 亦謂：言中國者,於夷曰東,於羌曰西,於蠻及焦曰南,於閔曰東南,於貉曰北,皆據中國以指斥之。

“中國”或“中國之人”,是地處“中原”,即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居民；“四夷”(《左傳》文公八年稱為“四裔”)指的是處於“中原”東、西、南、北“四方”的居民。夏或華,諸夏或華夏人居中,故稱“中國”或“中國之人”。說明“中國”是與“四夷”或“四方”相對的地域概念。“華夏”或“諸夏”既是“中國之人”的族稱,又是“諸夏”之邦。

《禮·中庸》;是以名聲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孟子·梁惠王上》;蒞中國而撫四夷也。

這是“中國”為“華夏”之邦的典型記述。“中國”為“華夏”諸國,直到春秋時期仍然保留著與四方蠻夷,包括蠻夷所建國家的嚴格區別。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楚武王熊通之先人熊渠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秦穆公闢遠,不與中國會盟,夷瞿(狄)遇之。

春秋時楚地處南方,秦偏居西方,都稱地處“中原”的周、晉、魯、齊、宋等國為“中國”“中國”為“華夏”或“諸夏”之邦的含義是明顯的。總之,春秋以前“中國”一詞出自“華夏”人的自稱,以與“四方”之蠻夷對稱;其主要含義與“華夏”相同,既是地域名,也具有族稱的含義和“諸夏”之邦合稱。

不過,就史實而言,春秋時期,周王室式微,“禮崩樂壞”,形成齊、宋、晉等“華夏”國,楚、秦和後來的吳、越等“蠻夷”諸侯相繼爭霸,各族交侵錯處的局面。民族矛盾和夏夷限域的觀念,隨著霸權的轉移和勢力的消長,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民族融合的第一個高潮。及至戰國,秦、楚、燕,與齊、韓、趙、魏並稱“七雄”,都以兼併吞滅對方為目的,從而促成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大一統觀念的形成。

秦滅六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郡縣制,於是自隴山以西,東至於海,東北至遼東,南至珠江流域,以及巴,蜀、黔中等原包括秦國在內的蠻夷、華夏地區一統於秦朝的版圖之內,一概稱為“中國”。而秦統一六國之後的“四夷”,則是指郡縣以外的邊疆民族。秦以後,隨著祖國曆史的發展,凡所屬均稱為“中國”。

2、指“中土”和京都。

先秦“中國”一詞,其最初含義,蓋指“中土”(即“中原”)和京都（首都）。《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背周公營雒(同“洛”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

“土中”即“中土”,“中上”與“四方”相對而稱,表明以洛邑為中心的地區地處“中原”。而以洛邑為中心的地區,原為夏代的中心區域,因此,西周時的“中土”,理當包括西都豐鎬、東都洛邑等王畿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洛邑又“在於土中”,“故立京師”。

又,《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中國”與“四方”,“京師”與“四國”對舉,說明“中國”與“京師”的含義相同。鄭玄《箋》“中國,京師也。”《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亦云:“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兩書都引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說的都是將天子或帝王所處之京城稱為“中國”。

3、先秦“中國”一詞有文化概念的含義。

“中國”以居“中土”與“四方”蠻夷相對稱而得名。這裡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地域方面的限區,重要的是種族語言、習俗、禮儀和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前舉楚武王之先祖所云“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溢”的說法,便是上舉差異方面的說明。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支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語言不達。

說清了蠻夷與華夏文化方面的區別。

然而,春秋時期種族的區別不完全按上述標準,而是以其是否合於“禮”為首要條件或標準的。由於“禮”這種文化禮儀方面標準被視為首要標準,“華”夷”在一定的情景下可相易為稱。大凡僭越或違背“禮”者被視為“蠻夷”;合於“禮”者可視為“華”或“夏”。前言楚武王自稱“蠻夷”。焚莊王時稱霸中原,曾問鼎周室,理所當然是“蠻夷”的“非禮”行動。後晉楚邲之戰,楚勝晉敗,孔子在《春秋》中以楚為“禮”而貶晉。

據傳吳為太伯後裔,後稱王,又如越人斷髮文身,故稱為“夷狄”;萘、陳、許雖是“中國”,因其“非禮”,被視為“新夷狄”。“禮”是夷夏之別的首要標準。“中國”一詞又是夷夏之別的文化的名謂。

4、“中國”有“國中”或“國內”之意。

《詩·大雅·蕩》雲：文王日諮,諮汝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

這裡的“中國”即為“國中”或“國內”之意,是說商統轄下的地區為“中國”。前舉“何尊”周武王所說“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鶴(治)民”之語,於省吾先生釋為“餘將居此中國,自此治理民政”似不確。在先秦,王者之宅就是國都所在地。周武王之語,當可釋為“我要在此城建都,從這裡治理國中之民”“國中”,即西周統治下的全部地區。

5、“中國”有中等國力的意思。

《管子·霸言》雲：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所謂“中國之形”,說的便是中等國力的意思。

總的看來,“中國”一名在先秦典籍中有著不同的含義,但其主要的意義是指“中土”,即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及在此形成的“華”、“夏”,或“華夏”,或“諸夏”之族和由其族所建立的邦國。

“中國”一名的由來,應與商之稱“中商”,周之稱“中土”密切關聯,它是與“四方”蠻夷相對稱的概念“中國”一詞最初的含義當為“中土”,即中央地域的概念,指的是黃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區的中原一帶。這主要是“華夏人”,即“中國之人”居住的地區,故他們自稱“中國”和“中國之人”,以表明他們為同一族類,同一文化,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念,從而顯示出“華夏人”,即“中國之人”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自豪感。

秦並六國,尤其是漢代之後,隨著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中國”一名,就成了所有“中國之人”的“中國”。“中國”,為“華夏”族人自命,故又稱“中華”。將“中國”、華夏”兩詞的首字結合而為“中華”始於魏晉時期。“中華”作為地域概念,與“中國”相同。

《晉書》卷六十一《劉喬傳》載劉弘上惠帝的表文: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

“中華”對“邊陲”,是“中華"指內地郡縣面言。

若使遊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沉翳哉!

意即諸葛亮不在曹操的謀士之下。這裡的“中華”,指的便是“中國”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說的“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的“中原”地區。《魏書》卷一百零八《禮志》: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屬中華,德祚微淺。這是“中華”即“中國”的明例。

爾後,祖國疆土日廣,凡所屬皆曰“中華”。《唐律疏議》卷三《名例》淨雲：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中華。非同夷狄之俗,被髮左衽,雕體文身之俗也。

“中華”和“夷狄”對提,指的當為唐的郡縣地區,以為“中國”為禮儀之邦,具有中原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實際上講的卻是唐王朝統轄下的郡縣地區為“中華”,即“中華者,中國也”。

此後,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一詞逐漸成為各族人民共同族稱,併成為中國的國名,與“中國”的稱號無別。“華夏”為“華”“夏”二字的合稱,“華”“夏”可互舉,“中華”亦可稱“中夏”。

中國是一個以歷史悠久、文化高度發達為主要特徵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對自己的偉大祖國賦予了諸如“天下”,“四海”“海內”“海宇”“九州”“中州”和“赤縣神州”,或“赤縣”“神州”等等美麗動聽的別稱和雅號。

（正文完）